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虽然回去已有些日子了，但他留在中国十天奔忙的足迹，却让我们深深地追思，久久地回味。特别是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学者、作家们所进行的座谈、对话时，有好多话题，总让我这个局外人听来感到特别的新鲜，我不再

怀疑自己确实落伍了，由此而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就是需要加强来往、沟通，尤其是作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似乎更应该广泛、频繁一些。

当中国作家就“作家的文化身份认知和再现”向帕慕克提出探讨时，帕慕克则认为，非西方国家大都关注国际上对自己的认同，以及如何再现、表现自己的问题。他说：“从政治的角度定义文化，并把他强加于人民是不对的。当然民族身份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世界各地的国家正在建构这种身份的时候，民族身份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们不应对传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感。我们具有自由的灵魂，应该有自由去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我来说，文化身份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我的作品中我也曾经以很优美的方式去表达这样一种文化身份的问题，这是一件让人愉悦、让人幸福的事情。”

对帕慕克来说，选择文化身份是一件愉悦幸福的事，然而对一个刚从封闭社会走出将近三十年的我国作家来说，却始终是一个困扰他们思想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对“自由的灵魂”观，恐怕自上而下都不太容易接受的。虽然有多少富人的选择都不成问题，还有多少明星的选择也早已司空见惯，但当一个有思想的作家，若要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就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在敏感的年代里麻烦不断。

在我周围就有这样一群坚定的爱国者，虽然他们大多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门，但对我们的作家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绝不能看到他们也有文化身份的域外选择，总认为一个作家是必须坚守一个民族祖先的全部属性和底线的。保持原创的纯传统性民族文化身份，不受西方文化的所谓“诱惑”，应该在文学界不可逆转的。其实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应该持互相融合观，而不应是互相排斥。特别是与当今开放的社会里所提倡的“与时共进”、“与世共进”那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文化越是古老、历史越悠久的国家，他所承受的陈旧的历史包袱是越沉重。此刻我想起了波兰钢琴家肖邦，当他年轻时所受到一股恶势压迫而不得不离开祖国波兰时，他是带着一把乡土离开的，这并不是说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也无法忘记六十年代文革时，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流亡到美国的悲剧。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的错误，曾让一些受迫害的国人作出了无奈的选择，这绝不是受害者的罪，而是一些权力者总对自己的过错不愿作出应有的自责和忏悔，更为愤懑的是他们对事待人总缺乏人性和宽容。

还记得那年对作家白桦电影《苦恋》中的一句台词的曲解和无情的攻击。当时权力者竟动员了全部宣传机器，对他的创作思想作了严厉的批判。那个年代，作家职业的政治风险竟远远超出了政治家。这无疑让帕慕克的作家“自由的灵魂”观，必然会博得中国作家们的同情和共鸣。

然而帕慕克的遭遇并不比中国作家好多少。也许是因帕慕克公开谈论了本国种族屠杀内幕的原因，国内一些民族主义者立刻焚烧了他的作品，图书馆里他的书被勒令全部下架，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土耳其第一大报骂他为“卑鄙小人”，甚至他被迫取消参加为他小说《雪》举办的朗读活动。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名声在外。2007年他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看来天下的作家都有着共同悲剧命运，这样的共性又能说明了什么？这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感兴趣的话题。不可否认，凡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个性的魅力可转变世界，而带来这样巨大的影响，政治家却往往是望尘莫及的。

这种共鸣也让我深切地感染到了，使我又联想起《南方周末》的记者，为何在采访帕慕克将要结束时，耐不住心里的牵挂，那就是一直放不下的高行健，终于这样地发问：“你在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提到了鲁迅、莫言、其实还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用中文写作的作家高行健，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帕慕克：“我见过高行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充满悲伤的人。我很遗憾他所遇到的某些困难。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高行健究竟是何方人士？为何会引起帕慕克的那么好感和同情，帕慕克所希望的一天能早日到来吗？中国人民会接受他吗？为此，我带着和众多读者一样的好奇心，对高行健的身世进行了一次突击追踪，终于对他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