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代表们幻想：有一个人，像华盛顿那样，不用自我报名，也不用推荐，凭着战功、声望和人格，静待选民把选票堆到他身上。可是，美国历史上只出现了一个华盛顿，两次全票当选。此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获得如此殊荣。杰斐逊打破了这个格局。他的表现说明：需要有人出来竞选总统，为此，要拉帮结派，组织政党，要自我夸耀，诋毁对方。被动的总统选举，从此变为主动的总统竞选。

终身制和世袭制，今日看来乖戾过时，在古代，显然是早期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之一，保证政权过渡平稳，社会和经济代价最小。君不见，有几个开国帝王，打下江山之后，愿意自动让位？一个个不都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直到昏聩，依然恋栈？退一步说，即使开国帝王之中出了一个贤者，愿意让位，若不实行世袭制，让他的后人继位，又让谁继位呢？历史见证：为了王位，皇家子弟，人性泯灭，弑父杀兄，穷追死党，或宫廷政变，斩草除根，政权改姓；人头滚滚，累见不鲜。然而，宫廷政变，依然是一种节省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办法，否则，整个国家，或被拖进一次或数次内战，或陷入浩劫，生产荒芜，生灵涂炭，直到用内战产生一名新的帝王。

威尔逊说，制宪会议召开之前，环顾世界，只有两种比较节省的模式。一是波兰式。国王驾崩后，各路王子，带一定数量的亲兵，到指定地点，武斗决定命运，胜者为王。这实际上是微缩的内战。一是梵蒂冈式。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许结婚。梵蒂冈教皇，无法世袭。于是，由七名红衣枢机主教，包括教皇本人，关起门来，秘密开会，相互投票，选出教皇之外的一名红衣枢机主教，作为继承人，而且，要等待教皇死后才能宣布，因为，不能排除继承人先死的可能性，失去王储，又要重新选举。梵蒂冈式，比波兰式更节省，至今，仍为许多地方效法。

大陆会议时期的“议会专政”

不计印第安原住民，北美的白人文化，没有经历从酋长、诸侯、帝王，累次混战，渐渐统一的古代史过程；也没有经历汉密尔顿称为“诸侯无政府状态”、内战外战连绵不断的漫长中世纪。北美的白人，挟着以英国为主的欧洲文化，直接切入近代。独立战争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英国国王所代表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深恶痛绝，对公民权利，无比热爱珍惜，“不自由，毋宁死！”

独立战争结束之际，军官们曾“劝进”华盛顿，拥戴他“王袍加身”。华盛顿拒绝并加申斥，除他本人高风亮节，也是思潮改变使然：18世纪后期的北美，终身制世袭制君主制，在广大民众中，不再得人心。华盛顿的举动，使美国避过了君主制（或变相君主制）和军国制。

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对君主制的痛恨，联邦一级的政府，只有一个大陆议会，或称“邦盟政府”，开始根本不设独立的行政部门。President一词，那时指“议长”。议长既然被赋予掌握会议程序的大权和尊荣，他就没有表决权，更不能事前作“主旨演说”，事后作“总结发言”。而且，议长的任期，一届不得超过半年，实行轮流坐庄制。从 1775年到1789年，14人先后担任26届议长。从第7届起，议长开始被称为“国家元首”。可是，由于任期短暂，虽然其中有些人物，开始名声很大，但没有一个能超过连续6年担任总司令的华盛顿。各邦一级，政府结构完备，各邦议会都设两院，有行政官，但为了限制行政官的特权，任期缩短到多半只有一年；有些邦长，没有对议会决议的否决权；许多邦，还安插一个顾问委员会，监督行政官，未得顾问委员会同意，邦长不得有所作为。

这种联邦一级不设行政官、各邦极力限制行政官权限的做法，造成独立战争期间的大民主，造成联邦和各邦政府中出现“直接民主制”，所谓“民众政府”，“议会专政”，麦迪逊干脆称之为“议会篡权的暴政”，其特征包括：乱哄闹腾，决策多变，出尔反尔，行政效率低下。（不过，正是这个被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批评得体无完肤的“邦盟体制”，领导北美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到了制宪会议，多数代表同意：要用“收”代替“放”，结束这种大民主造成的“议会篡权”，决心重新设计出一位首席行政官，赋予他相对否决议会决议的大权，作为对议会立法权的制约，担任“百姓的保护者”（Protector）。英国设立议会，是为了牵制国王；美国设计总统，是为了制约议会。有制宪代表，也有会外的人，说，“这是要设立一个民选的国王，民选的陛下”。当选的陛下，有了民意支撑，说不定，比世袭的陛下更有权，更坏。

关键取决于总统的产生办法，如果公开，就是选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