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解放后被批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
2010年06月26日 19:13 凤凰网读书 】 【打印共有评论0

《老树年轮》 作者: 吴冠中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五十至七十年代生活杂记

1950年从巴黎回到北京,我31岁,刚过而立之年。住进西单旧刑部街归国留学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巴黎有友人托我给滑田友捎回一点东西,我送至大雅宝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正巧碰见老同学董希文。他很高兴见到我的归来,叙谈之后希望到招待所看我的作品。翌日他就到招待所看了我在巴黎作的油画裸体,并借走了几幅,说要回去仔细拜读。他是有心人,心细而谨慎,原来他借走作品为的是拿去向中央美术学院院部负责人推荐。待院部正式明确聘任我后,他退回作品时才告诉我经过,希望我留在北京任教,不必再回杭州母校去。我脑子里仍保存着已往美术界宗派关系的印象,对董希文说:“徐悲鸿是院长,他未必欢迎我的画风,我还是回杭州较自在些吧。”董希文说:“老实告诉你,徐先生虽有政治地位,但今天主要由党掌握政策,你就是回到杭州,将来作品还是要送来北京定夺的。”就这样,我到中央美术学院报到,接着返故乡宜兴农村老家,接来妻子和孩子,从此落户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很挤,一时腾不出房子,我一家三口便暂住魏家胡同一家民居的厢房,那是老同学王熙民租住的,我们两家几乎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融洽。在巴黎时我和熙民无话不谈,经常争吵,关系早超过一般的友谊,同舟返国后更感是患难之交了。后来我家搬入大雅宝胡同美术学院宿舍,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学院上课,妻在家做饭、带领孩子。我的工资是每月700斤小米,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我无意中有时会想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和《伤逝》中的子君。

说实在的,除了与董希文较亲切外,我在美术学院感到很孤立。罗工柳和彦涵虽也是杭州时的同学,但他们走了革命之路,而我刚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脏返国,同他们一时难于交心吧。年轻人总是直爽坦诚,何况我亦仍年轻,于是在课室内是我吐露情怀的愉快时刻了。我介绍西方艺术,从古至今,谈艺术是疯狂的感情事业;我出示各式各样的流派画集,从印象派到抽象派……同学们无知,连波提切利和尤特利罗都未曾听说,但他们求知欲强,善于吸收,学习中进步很快,作业在起着明显的变化。人们不可能永远隐藏心底的语言,与年轻同学的交流中,我愈来愈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艺术观:强调自我感受、感情独立、形式法则……然而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当时一切服务于政治的教育方针。教了两年课,遇上文艺整风,我于是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说我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从个人奋斗到公费留学,出于爱国热忱而返国任教,自尊心高于一切,我完全不能接受无理的批判;相反,使我想起希腊神话中米达斯王的理发师,要他隐藏真实,太痛苦了,他终于跑到郊外对着芦苇丛高声吐露:米达斯的国王有两只驴子耳朵!从此,风吹芦苇丛,便响起一片回声:米达斯的国王有两只驴子耳朵!真实终于这样传遍了宇宙。

人们也并不总能坚持自己的真实观点,曾经认为跟我学到了新知识的年轻学生开始诉说我“放毒”了,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任教”。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大概是苏联吧,看来我将离开美术学院了。果然,人事科长丁井文只给宿舍里挂了一个电话,说我已被决定调去清华大学建筑系。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调到了清华,事后知悉,美术学院要调清华的李宗津,我是作为交换条件去替代李宗津的。人事人事,事在人为。世事沧桑,决定调李宗津的江丰和李本人都已故世,往事如烟,无须重提。正当我在美术学院教学及创作要求的压力下挣扎的时候,妻开始在大佛寺小学任教,骑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晚上带回一大堆待批改的作业。够她辛苦了,我们共同生活,但谁也帮不了谁的忙,彼此的心情都不愉快。更糟的情况是她又怀孕了,我们到处打听人工流产,始知那是非法的,苏联正在歌颂母亲英雄。搬到清华后,生活情况有些改变,居住条件比大雅宝胡同好多了,跟着去清华的保姆恭喜我,说我“升官”了。

我出国之前,曾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过4年助教,对建筑艺术有感情,也有不少建筑师朋友,故到建筑系任教还感亲切,何况同事中又有老相识。但最主要的问题是远离了文艺界,如今着重教素描和水彩技艺,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减弱了。是逐出了伊甸园?是远避了矛盾斗争?是躲入防空洞任性作画的时机了?首先教好课,无愧人民供养的小米,我于是在水彩画中下了不少功夫,这本是我并不重视的小画种,在这方面倒从与梁思成先生等前辈的交谈中获益不少。妻任教清华附小,孩子入清华幼儿园,生活较在城里时安定,但经济入不敷出,每月还要汇款供养农村的老父母。人到中年,似乎尚未“而立”,每月还须领困难补助金,其时我已是副教授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提出,使我看到了绿洲、通途。自离巴黎,与巴黎同学的通信愈来愈稀,几乎断了音讯。我自愿归来,如果入了地狱,也绝不肯向他们诉说。走进地狱的尽头去,我有牺牲自己生命的权利,宁让人咒骂,不让人嘲笑,更不愿让人怜悯。我在完全孤独中探寻自己的路,路很窄,且多独木桥。实在无法迁就当时对人物画的要求,便转向不被重视的风景画,藏情于景。官方的评论显然不可能注意到我的探索,坚持自己的路便须自甘冷落,但有两个基本观点与官方要求一致的:依据生活的源泉与追求油画的民族化。

“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又投入了意识形态波涛的文艺漩涡中。在艺术学院结识了卫天霖,他曾在日本留学,长期执教于北京,并曾去解放区,是倾向革命的老画家,但就因他的画风近印象派,文艺领导层中始终不重视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卫老对我很信任,甚至宠爱。他当时的地位是副院长兼美术系主任,便竭力将我的妻从清华附小调到美术系资料室,他希望我从此安下心来与他长期合作,不再调动工作。我们确实真诚地、患难与共地共事了十余年,他对艺术的品位及为人的正直都令我尊敬。他是严厉而和蔼的长者,我们的情谊从未断线,他留给我永远的怀念。我在和卫老的多次长谈中,矢志要将艺术学院的教学道路开拓得宽阔,吸取西方,不一面倒向苏联,这样,潜意识中我们想在自己学院搞出出色的成绩,与美术学院分庭抗礼。

艺术学院的创立是卫老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的结果,也是他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聘教师,搞设备,招生,他事必躬亲。后来经过“反右”,提出政治挂帅,他的权力缩小了,但对学院的教学仍是一片热忱。我作为卫老的合作者、助手、“参谋”,与他成了忘年交,深深了解他内心的苦闷与难于实现的抱负。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改为中国音乐学院,美术系分散外调至几个美术院系,我和卫老均由张仃同志点名调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学院结束的大会上,虽然台上的发言激昂慷慨,说要向前看,但台下师生依依惜别,有的泣不成声,卫老的心情更别是一番滋味。“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因我们到工艺美院时间不长,授课尚少,“放毒”不多,加之艺术学院时的老学生均已毕业分散,无须再回来“揭”老师的“毒”,故我们遭到的冲击倒相对地减轻了,可谓因祸得福。妻经常对我说,如果艺术学院不解散,我看你是过不了关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全家下放,三个孩子中两个分别去内蒙古、山西插队,最小的在流动的建筑工地当水泥工。我们送走了一个一个孩子,最后我送走了去农场的妻,她那时在美术研究所任资料员。一家五口分散到六个地点(原住房也算一个地点),家门从此长期上锁。偏偏门牌是13号,不吉利,恐是“凶宅”。我最后一个离开“凶宅”,告别了宅院里残败凌乱的向日葵和杂草。

在这“凶宅”里,我们一家前后住了二十余年,留下许多故事和痕迹。小小两间潮湿的住房,一间很暗,只一间较亮,于此作画、写字、睡觉、会客,确是多功能使用。作了画,须拿到院子里推远看,或者就在院子里画。因为任课多,又担任教研室主任,我经常在夜间和星期日作画。星期日及假日,往往由妻带着孩子们外出或走亲戚,将房门反锁,拉上窗帘,我在家里作画,谢绝任何来客。每遇寒暑假,用有限的工资做路费到外地写生,井冈山、海南岛、烟台……都是自费去的,妻对此不无意见,因家里经济已很拮据。1960年董希文和我及邵晶坤一同到西藏写生,是美协组织的,自己不花钱,而且有专车,是最幸运的一次写生了。那是困难时期,缺吃的,我们从拉萨带回些酥油,但家里人都吃不惯。

曾经从故乡农村接来我的母亲,协助照料三个孩子,但她不习惯北方生活,说灰沙太大,用水不便,终于带了一个小孙孙回故乡去养育,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因接送孩子,她几次到过北京,参观过故宫等名胜,她满足了,说见过世面了,连皇帝家也进去过了。我们一直想接父亲到北京看看,但他在老家很忙,做家务,还照料我弟弟的孩子们,总说走不开。我们力劝,他勉强同意了,路费也寄去了,天天等他的到来,但最后还是未动身,说家里事太多,他放不了手。灾荒时期全国上下都吃不饱,他在乡下饿得不行,想逃到北京来吃饱饭。那时我们全家吃饭也定量,也都吃不饱,而且有规定限制人口流入北京。我们虽然努力设法,他仍未能来京。后来得知他的病讯、死讯,我都因故未能回去,妻对此特别感到内疚,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65年,我随工艺美院的师生到河北任县农村搞“四清”工作,清理村里当权干部们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吃的是白薯干磨面做的窝窝头,颜色灰黑倒无妨,就是牙碜得厉害,几乎不能咀嚼,只是勉强吞咽。半年下来,我病了,完全失去食欲,返京诊治,自己估计是胃病。化验结果很糟,妻在家等结果,我只能实告:肝炎!她脸顿时刷白。从此我不能再回任县工作,天天吃药、打针,经常去医院化验。几个月下来,病情无好转。人们教我种花,种不活;学太极拳,没耐心。妻买来一张竹躺椅,置于廊下,白天让我躺着休养。休养是人生中十分痛苦的经历,我感到自己是毫无价值之人了,于是夜夜失眠,完全陷入精神的空虚与恐怖之中。病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反正已临死亡边缘,革谁的命对我似乎都无所谓了。此后便拖着病体随学院师生到农场去接受部队的再教育。

欢乐的时刻如过眼烟云,苦难的岁月却永远令人怀念。部队驻在李村,在李村我们遭到许多不合情理的对待。由于诬告我打死小鸭子事件,我长期被连队领导“穿小鞋”,在治病、探亲等等待遇方面总遭非难。然而我从不诅咒李村,反而格外怀念李村,怀念李村的父老乡亲,李村的野草闲花。最近到太行山写生,特意绕道李村,去寻找20年前的回忆。一切都变了,新楼林立,闹市人流,红红绿绿的集市已全非苍黄古朴的旧李村了。旧房东也已难找,上年纪的大爷大娘正是当年的青壮年,他们都记得美术学院驻在村里的情况———清晨列队去河滩开垦荒地,傍晚高唱着语录歌回村,一到家,大学生放下铁锨抢着给各家房东挑水去……我翻出当年的笔记本,其中还留存一些诗篇。我非诗人,没有写诗的才能,只因被禁止作画,变相记下所见所思,也许是未发育的诗之苗,也许是窒死腹中的画之胎。且录几首:

村外

水渠纵横绕田,

大路边,苇塘成片。

苇塘成片,倒影叶叶指云端,云端红旗展,

红旗展,岸上东风吹遍。

渠畔

渠畔,野草闲花无人看。

军鞋军帽成排,迎朝霞,红星颗颗灿烂。

水田隔岸,插秧人健,极目红旗展,歌声远。

修渠

步步急,通身汗湿。

抬土挑土赶又追,修渠十里人密。

人密、旗赤、渠直,秧田如织。

春节寄内蒙插队的儿子

风雪路遥人健,牛羊是伴,笑他南飞雁与燕。

云天,渐变,世事沉浮浊又清,山外青山村外村。

春节年年,乍暖还寒,天南地北异风光,离情别绪只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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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冠中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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