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84年真正来临的时候，人们却颇为“高兴”地看到，奥威尔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言实际上有些落伍，甚至是某种失败。电视屏幕非但没发展为政府监视民众的工具，反而成为了人们消磨时间的一大方式；世界也并没有被一位斯大林式的“大哥级人物”所统治。不仅如此，1984之后不久，那些有“老大哥”倾向的国家纷纷易帜，甚至崩析。然而，奥威尔所担心的“那种社会”真的不会到来吗？60年后，小说里的政治烽火早已熄灭，但“老大哥”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我们。 【查看详情】

表面上“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在人们思想的暗处是否也潜藏着《1984》的思维方式呢？“伴随着无限消费选择之下出现的，是奥威尔式的对文化生产与公共空间的新型钳制”，全球化的批判者奥纳米·克莱恩这样说道。在老大哥目光的“庇护”下，世界的多样性逐渐消失。车站和候机厅代替了人们闲适的散步，品牌文化代替了对实际物品的需求，互联网的发展将新闻事件缩减为几个关键词。犹如大洋国的“新语”一样。人看似有了更多的选择，实则选择已经越来越少。 【查看详情】

威权是民主大潮下的一个概念，指兼具民主与专权两面的新统治形式，或曰专制与民主之间的过渡形态。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由政变方式上台的威权政府纷纷倒台，而藉操弄选举把持政权的威权却度过了这一波低潮期，不少国家通过修宪悄悄撤除了领袖连任的限制，少数国家更在新世纪以令人眩目的姿态重登国际舞台，向美国的地区政策发起挑战。 【查看详情】

奥威尔思考人类在制度下的悲剧情景，他由此仿佛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就是要思考和揭示没有被监督的权力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奥威尔并不是要写一部简单的预言小说或是一本哗众取宠的讽刺小说，他是在提醒人们注意:自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如果自由遭到侵犯，哪怕是以何等善良的借口，都是极其危险的。 【查看详情】

一方面奥威尔是一个左派青年，另一方面他一生从未涉足极权主义国家，从哪里获得一种超验的想像，竟如此熟悉这头现代怪兽啮人的每一个细节？这或许可以从奥威尔的缅甸经历说起，在那里，奥威尔作为当地警察中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他享有特权，不但可以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只要愿意，还可以亲自执罚。正是在这里，他的良心遭到挑战，这时，他身上潜伏的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开始觉醒。他觉得自己是被玷污的，有罪的，于是，拒绝为罪恶的祖国服务，成了必然的选择。 【查看详情】

西班牙内战期间，斯大林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目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那些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而所有这些，都是奥威尔在现场所目睹的。权力支配一切，控制无处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尤其是肉体消灭政敌，那种残酷性是他从来未曾经验过的。《奥威尔传记》里说，有人见到奥威尔从西班牙回来后，变化非常明显——“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 【查看详情】

最令奥威尔忧虑的现象是：在反对法西斯的过程中，反对者被法西斯同化了。比如，佛朗哥谎报军情，共和国也谎报军情；佛朗哥捏造政府军虐待俘虏的消息，共和国也捏造佛朗哥虐待俘虏的消息；许多为共和国的媒体工作的人认为，为了战胜对方的谎言，自己这方不惜制造出更大的谎言来。这样便使得谎言成了权力赖以维持的支柱。此种做法，其实正中法西斯的下怀，因为这正是法西斯病毒得以迅速扩散的方式之一。 【查看详情】

奥威尔是在一个荒凉、孤独的小岛上完成的《1984》。麦克鲁姆说，奥威尔简直自寻绝路。朱拉岛上的老屋建于崎岖乱石的空隙，生活几近原始，没电，也没电话，烧饭用卡乐气，取暖用泥煤和石蜡。一台电池收音机是他仅有的与外界联络工具。他来到岛上，只带一张行军床，少许锅盘。斯巴达人的简单生活。当地老乡记得这位布莱尔先生:瘦高个儿，面无血色，脸带忧伤。他仍旧吸烟——不是香烟，是用粗黑烟丝手卷的大炮，一干起活儿来，室内空气便污浊不堪。他在其中隐现，恍如雾中的饿鬼。 【查看详情】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 【查看详情】

马内阿和阿伦特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反对极权主义，又拒绝将极权主义妖魔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非常具有预言性，可是他把大洋国的荒谬、邪恶和异常描写得过于容易辨识，读者的目光与温斯顿甚至奥威尔一样锐利，大洋国很快现出原形。事实上，温斯顿只是极少数，把极权主义看作青面獠牙的大灰狼，无法解释为何大多数公众见到这头大灰狼非但没有逃跑，反而亲热无比，甚至整天唱着“狼啊，咱们俩是一条心”。 【查看详情】

阿伦特在提到艾希曼时，指出他不仅是大屠杀的策划者，还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体贴的丈夫。很多人认为阿伦特在为纳粹军官辩护，这纯属虚构，阿伦特只是提醒我们，极权之恶不是远离我们的“他者”，我们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并不等于与极权就毫无干系，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体贴的丈夫，很有可能参与着一场秘密的屠杀。 【查看详情】

政治上，当把终极目标神圣化之后，为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设立的各种阶段性目标便也随之神圣化了，任何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和非常手段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了。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专政、滥施暴力的现象。同时，苏共领导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的理想主义。而在经济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使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长期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纯度和国有化高度，这种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必然要求国家成为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所有制理论发展的反改革趋向，必然从根基上制约着整个经济改革的深度，使其难以发生模式性变化。 【查看详情】

查利告诉记者，旧体制开始时运行得很好，每个人工作都很积极。但一二十年之后，人们发现，一些人在悄悄发生改变。比如:起初大家都穿工作服上班，脏了就送洗衣房洗，下次上班再随便抓一件穿。但后来，有人开始在衣服上做记号，开始在意某件东西属于自己。再如，一个大学教授每月收入6万谢克尔（约合1.4万美元），而一个在厨房当厨或打扫卫生的女孩每月收入4000谢克尔（约合900美元），他们都把收入上交给基布兹。最后，女孩从基布兹得到的收入却跟教授一样多。教授觉得窝火也就不奇怪了。“不费力就可以得到，人们为什么还去拼命干呢？”旧的基布兹使偷懒、磨洋工的人渐渐多起来。当地有句玩笑说“去上班”是“去工作的地方”，意思是到了那儿也不好好干活。 【查看详情】

王莽的确是魄力极大的改革家。这些惊天动地的举措，意在抑制豪强，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王莽多从古籍中寻找改革方案，耽于幻想，乌托邦味道十足。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三年，困难重重。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说得很风趣，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查看详情】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查看详情】

从古至今，人类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灾害、饥荒、贫穷、战争、奴役、压迫与剥削，面对着人类的痛苦，人类也进行了反思。不少人以真挚的热情，从高尚的道德义愤感出发，力图建构起一种非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蓝图，并试图付诸人类历史的实践，去建立起一种人间天堂。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促使一些思想家进行反思:这种人间天堂存在吗？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人间天堂的过程中却往往跌下了地狱呢？就像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查看详情】

理性主义的建构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性，正是由于人类没有运用好自己的理性去发现支配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规律造成的。他们认为，人类应能运用理性去发现社会的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来设计未来，改造社会。但是，哈耶克和波普尔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实质上的非理性主义，是一种足以“致命的自负”。大多数人类结构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试错而逐步形成的，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如果我们忽视社会工程的复杂性而试图去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的社会预报，给人类只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查看详情】

《理想国》是一部经典的乌托邦政治读本。如波普尔所说，世界受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人人在思想与行动上都处于半军事化的国家。如波普尔所指出，像其他极权主义军事家和斯巴达的崇拜者一样，柏拉图相信对军事纪律的强烈需要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柏拉图的激进主义与政治唯美主义紧密相关，就像希特勒和波尔波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于国家社会主义等美丽新世界。柏拉图试图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世界，而且消除了它的所有丑恶。如波普尔所指出，这种审美热情，仅当它受到理性、责任感以及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的迫切要求约束时，它才会变得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危险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 【查看详情】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查看详情】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查看详情】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光州事件”，这段韩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记忆在公开的媒体报道和文艺作品中被禁止提及。不过韩国的文艺工作者从未放弃过表达真理、还原真相的努力《华丽的假期》并不是第一部围绕“光州事件”展开的电影，但其他同类电影所不能比的是，它试图以故事片的手法重现从5月18日到5月28日那10天光州抗争的完整经过，是韩国影史上第一部从头到尾讲述“光州惨案”的影片。从普通人的视野出发，着力从个人的遭遇中还原历史的真相是影片的用意所在。 【查看详情】

从某种程度而言，《V字仇杀队》同《黑客帝国》系列仍有着几分相似，那便是对极权控制的黑色思考。《V字仇杀队》中似乎更透射出对当前布什政府所推行政策的质疑。《双城记》中狄更斯对以暴制暴革命手段的忧虑和否定，以及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对独裁极权统治下思想禁锢与民众集体失声的描绘都在影片《V字仇杀队》中有所展现，影片实际上认为以任何借口来推行诸如挤压甚至剥夺民权的政策都是非常危险的，它的负面效应通常会大过正面作用。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