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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事件始末
2010年01月08日 15:25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二、与台湾当局的第一次交锋

《自由中国》刚刚创刊的前两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还没有闹到很僵的地步。这两年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和台湾当局的“蜜月期”。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自由中国》依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蒋介石的教育部,此外,当局还无偿为杂志提供了比如员工宿舍等各种方便的条件;二是《自由中国》所刊发的文章都是批评苏俄共产党政治的,对当局的批评则是温吞水似的无关痛痒。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连台湾当局的部队都订阅了《自由中国》,可见这本杂志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宣传自由民主的道路,虽然胡适在出刊宣言上一再强调这一点。

到了1951年,《自由中国》的编委们逐渐意识到,杂志如果不能反映台湾的现实,对台湾存在的丑恶现象特别是当局无视法制践踏民主干涉自由的行径予以批评,杂志很难做到吸引读者,发行量就不会太大。

就在此时,台北市接连发生了几起离奇的经济案件。案情非常蹊跷,都是土地银行非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又都是民众和银行正在成交时,被当局的特务抓住,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自由中国》杂志的编委、主笔夏道平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异常震惊地发现,这几起案子都是台湾特务机关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们为了搞奖金而设下的圈套,是非常典型的诱民犯罪行为。

夏道平为此写了一篇言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在指出了台湾保安司令部诱民犯罪的背后肮脏交易以后,发出了呼吁。②这一期的杂志还专门配发了《给读者的报告》。这篇类似编者按的文章声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是一篇勇于建议的政论,我们作此社论时,便想到这篇文章或许会激起某些人的不满与愤怒,但我们又觉得进忠言是舆论界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又无所畏惧地言其欲言……希望政府当局能有不以忠言为逆耳的雅量。

这期杂志因为这篇言论给雷震带来了很大麻烦,这也是《自由中国》第一次胆敢冒犯当局,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们很快就对《自由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强行带走一名编辑人员,并开始对《自由中国》杂志社进行监视。

此事引起广泛关注,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陶希圣认为《自由中国》应该再做一篇文章加以平衡,把事情平息下来。保安司令部彭孟缉提出来《自由中国》要公开道歉,并要求杂志刊发赞扬他们的文章。

雷震无奈之下安排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经过陶希圣的修改后,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发表在随后的《自由中国》上,其观点基本上回到了与政府金融管制的统一口径上。

杂志做出让步以后,此事件基本平息下来。但远在美国的《自由中国》杂志名义发行人胡适看到了这两期杂志以后,非常不满意。胡适致函雷震,对台湾当局的做法提出抗议,并以辞去发行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所“感”呢?《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4卷12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

……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负责任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我今天正为“诱民犯罪”、“栽赃”、“诬陷”的另一件大案子写信给国桢主席与雪屏兄!)

胡适

四十年(1951)8月11日③

在此信的最后,胡适还附了一句话:

此信(除去最后括弧内的小注)可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吗?《自由中国》若能不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

雷震决定在《自由中国》上刊发胡适的抗议。文章刊登以后,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及陶希圣等开始了对雷震的迫害,专门召开了批判雷震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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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业伟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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