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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文学青年》沈浩波专号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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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我有一种"积极的虚无"。之所以说"虚无",因为我并不信任真理和彼岸,也就自然会拒绝宗教的救赎。但我的"虚无"是积极的,诗歌给予了我自救的能力,我灵魂中有生而为人的本身的力量。

3、乡村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

它形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

——韩东《温柔的部分》

韩东的这句诗,常常盘旋在我的唇齿上和心灵中。其中埋藏的情感,恰好也是我的,能轻易抵达我的心灵。

多年以来,我在中国诗歌界的形象与"温柔"无缘。但基于本能的深刻自恋,我自己了解我那些"温柔的部分"。也愿意将它想象为:是由寂寞的乡村生活带给我的。韩东有过的"寂寞的乡村生活",和我一样,也是在苏北农村,我甚至能感觉到,那是一种属于平原的寂寞和温柔,

我的乡村生活时间也不长,7岁之前,生活在一个名为沈家巷的村庄,后来就随母亲迁居到她所任教的学校大院。短暂的乡村生活,却带给了我深刻的依恋,和至今的回望。 苏北平原是我精神上的父亲,寂寞的乡村生活是孕育我精神的子宫。每次重返故乡,都有一种重返母腹的幸福和茫然。

我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桀骜的反抗。我们那里的孩子,高中毕业考大学,大部分都会考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扬州、苏州南京、上海,但我始终有一种坚定的远走高飞的信念,考到了北京。这既是一种对生育我的父母的远离和反叛,但更多的,也许对在平原上无望的眺望的那种反抗--对苏北平原的反抗,"弑父"式的反抗,一个囚徒对地平线所形成的牢笼的反抗。只是没有想到,结果却是从一个平原抵达了另一个平原。

而我对"乡村生活"的反叛则又是另一轨迹,最初只是一种离开子宫独自生长的本能,继而在我开始了诗歌写作之后,逐渐变成了一种文化和文明的自觉,我希望写出具备现代性人格的诗歌。中国人直到现在,依然将大部分心灵沉睡在巨大而幽深的农业文明的子宫中,拒绝睁开面向现代文明的眼睛。因此我讨厌在文学中对乡村的过于唯美的书写,我一直对中国的很多著名小说家有一种深刻的鄙视--他们几乎只会写乡村,离开这具子宫,就什么都不是。这种缺乏现代精神的文学在我看来甚至是一种伪文学。

乡村生活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性格,也塑造了我的某些文学天赋。但我不希望我的心灵在某种虚幻甚至是虚伪的乡村温暖中沉睡,文学,尤其是诗歌,当有更激烈,更尖锐,更现代的精神,现代文学因此更应该具备都市意识。大部分8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诗人、作家都有过一定程度的乡村经验--因此能否获得写作的现代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不喜欢那些带有乡村抒情特点的江南才子式的诗人,也不喜欢那种乡绅式的试图在诗歌中恢复古中国农业文明荣光的诗人。

但我的写作当然不可能真的切断乡村的脐带,恰恰相反,我仍然在不断飞回,不断重新审视。我不想去为逐渐逝去的乡村中国再唱一曲挽歌,已经有无数人在唱了,不多我一个。我关注的是,埋葬在其中的人的命运。我无法不去感受那些生命的疼痛--几乎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回望一次,疼痛一次。

我的成长过程,正好是中国乡村社会坍塌的过程。我目睹着乡村生活的改变,也目睹着其中人性的变迁。只有亲历者才知道,这几代人在其中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生命的和人性的。正是这惨痛的代价,被时代逼迫着的牺牲,让我一次次试图在诗歌中描述。但当我描述时,我已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已不在其中,但我确实曾经是乡村生活的一分子,他们的疼痛,因此就能确切的发生在我身上。对于最伟大的作家而言,"我"即人类,我不敢说我拥有这么伟大的情怀,但,我即在都市烈日下砌墙的瓦匠,我即来我城市的家为我刷墙的民工,我即父母常年不在身边,自己孤独生长,孤独上学的儿童,我即喝着有毒的河水,全身溃烂而死的族人。

时代加诸在中国的变化迅捷得如同翻书,如同翻脸。昨天还在大场上,整个生产队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剥玉米,我在其中奔跑,钻进扶桑树林摘桑葚,满嘴乌红,转眼已包产到户;昨天我还在自家的水田,看着母亲戴着漂亮的遮阳帽插秧苗,转眼已没人种地;昨天还是清澈的小河,菖蒲开花,青蛙跳跃,田螺睡在河泥里,转眼就漂满死鱼,变成了索要人命的恶水;昨天我还和伙伴们在田地里奔跑驱逐,转眼就全都离开乡村,去遥远的地方,在建筑工地上,缝纫机旁,三轮车上,轰鸣的厂房奔命;昨天还很热闹,上房揭瓦的娃娃,担粪挑水的男人,家长里短的婆娘,走家窜户的匠人,转眼就空空荡荡,老人如狱卒般看守着空空的岁月;昨天大家还都很贫穷,转眼就全都有钱了,各种各样挣钱的办法,令人目不暇接;昨天地还荒着,没人愿意种田,转眼种田就变得特别简单,机器和化肥双管齐下,所有的禾苗都长得茁壮;昨天还在我眼前微笑的人,转眼就排着队似的去往死亡的乌有之乡。

我目睹过乡村的贫穷,也目睹过乡村的热烈;我目睹过乡村的荒凉,也目睹过乡村的富裕--那些熟悉的人影,在我眼前不断闪烁变化,有时我觉得我认识他们,有时又觉得陌生至极。研究历史的人,研究经济的人,研究社会的人,对此可能只会一笔带过--这不过是中国乡村向城镇化转变的过程。但我看到的,是代价和牺牲。牺牲的不仅仅是人命,还有人性。

今年清明,我又一次回到老家。老家的人真的是越来越有钱了。搞建筑的有钱了,搞装修的也有钱了,跑销售的有钱了,开赌场的也有钱了,当官的当然有钱了,跟着官员后面搞点小生意做做的也有钱了。可能因为大家都有钱了,所以我回家受到了很多同学朋友亲戚过于热情的接待,一开始,我特别为他们高兴,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幸福的新世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不是。我从北京回来,身上揣了一包常抽的玉溪烟,20多块钱一包,但在老家5天,愣是没好意思掏出来过,在所有的宴席上,没有人会掏出价格低于软中华的烟,最差也是软中华,喝酒全是梦之蓝,这是白酒新贵洋河大曲里面最贵的一个品牌,顿顿饭吃河豚,一桌七八人,或者十几人,每人面前一盆河豚;喝完酒必须进浴室或者歌厅,浴室里当然有妓女,歌厅里当然有小姐。我看到了一个奢靡至极的民间社会。巨大的虚荣和仪式化了的吃喝赌嫖。一切浑然天成,仿佛本该如此,仿佛人生来就该如此。

这30多年,人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是什么?

被奉献被牺牲的是什么?

我的乡亲们是在怎样的道路上通往死亡的?

他们走在怎样一条路上?

旧的尊严被践踏之后,生命是靠什么再次恢复活力的?

人性在其中发生着怎样吱嘎作响的变迁?

诗人不是负责给出答案的人,但诗人可以为此写作,我一次次的回望,在每一个疼痛的瞬间写作。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曾轻狂的妄图割去黏糊糊的连接在我身上的乡村生活的脐带,彻底逃离子宫,隔离母体,向更大的世界飞去。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那是属于我的乡村,属于我的故乡,过去属于我,现在仍然属于我,它的疼痛包含着比我想象中的更为强烈的现代性。太现代了,现代得你无法描述其荒谬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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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沈浩波 文学青年 诗人 诗歌 下半身 口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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