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沙龙 2014.01.05

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2013凤凰网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

主办:凤凰网·读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第三场:文艺与新民——兼谈知识分子写作

主持/欧阳江河

嘉宾/格非、戴锦华、柴春芽

时间/2014年1月5日18:30—21:30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本场主题阐释:

李长之曾说:“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以“文艺复兴”的命题,接着“启蒙精神”向前发展: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文艺复兴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展开和思想的探究。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口号的价值和意义的阐释,而是新的历史情势下的新的眼光和新的开拓。 

主题发言        

欧阳江河(著名诗人,《今天》杂志社长):谢谢大家,谢谢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凤凰网给我们这个平台跟这个机会。我们几位嘉宾平时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见面。这个活动今天已经进行了一整天,我想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参加了一整天的讨论。因为刚才我来的时候,已经是5点40了,我注意看了一下,很多朋友还坐在座位上,吃着包子,吃着快餐,空的座位上也摆满了书包这一类占位的东西。这也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明天很多人还要上班。这非常令人兴奋,令人鼓舞,也有一点点忧郁。我想起埃尔·莱斯特的一句诗,我最近也总是被这句诗所打动,那就是“狂喜之余,忧郁将择日而至”,所以很多东西混在一起非常有意思。

下面我不多说了,把话筒递给柴春芽。       

嘉宾柴春芽     

柴春芽(青年作家、导演、摄影师):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每次战争总是年轻人打先锋,所以我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先锋的角色,由老将们殿后。     

我希望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30岁开始到现在快40岁这段时间的思考。因为我觉得3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30岁之前我是一个像堂吉诃德一样向外去战斗批判的角色,做了八年的记者,有过被撤职的经历。我为什么要谈个人的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听各位老师讲,似乎总是有一个知识分子或者精英要去启蒙别人,要去塑造别人,但是我在30岁这年发生了一个思想的转折——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所以30岁那年我做了一个选择,去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一个牧场做义务的老师,在那里生活一年,这是没有报酬的。那个地方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我每个月要去县城买点吃的,需要骑马走九个小时,但那九个小时的路不是像蒙古草原那么平坦的,而是山路,特别陡峭。     

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就是希望先从认识自己开始。我首先对我的个人身份产生了怀疑,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我是个汉人吗?对于这个问题,可能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敏感性,因为有大量的汉人,你很少接触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像我生活在甘肃,我从小就有穆斯林朋友,到了大学又有了藏族朋友、蒙古族朋友,所以被一种外来文明感染,我意识到,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概念?什么是我的汉族属性?是血统吗?肯定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五胡乱华之后,几乎没有纯正的汉人,尤其像我们在边疆长大的人,更没有纯汉族的血统。那汉族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我认为是用汉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来思考和表达认知自我和世界的这么一个中国人。     

可是到了30岁我在想,多少年来对西方文学、西方哲学的阅读,我又是按照西方的很多价值观来判断我的行为。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要做一个公民,这些东西又不是中国文化里面所具备的,那这时候我还是个中国人吗?所以到了30岁那年,我希望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环境,比如去西藏,接触西藏的这么一种认知。当然这时候也是因为有另外一些影响,比如我那时候比较系统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从列夫·托尔斯泰开始,我在读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我们后来以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其实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俄农奴制快要崩溃的时候,整个俄国社会道德也是非常混乱堕落的,也有人对人的压迫、奴役,所以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开始“新民先新自己”。托尔斯泰是一个庄园主,但是他可以解放农奴,给农奴的孩子办学校,亲自耕种,又把自己融入东正教的思想当中去,借了东正教的信仰——东正教的信仰来自欧洲,它不是俄罗斯本土的宗教——借助多重文化来重塑自我,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又写作品,在作品中树立价值观,树立一个新的俄罗斯人在司法腐败的过程中还要承担心灵救赎的工作。这使得俄罗斯的读者再去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有一个价值观标准:如何做一个“新人”。     

这些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所以我的改造是从自我开始。我进入了西藏的草原,在西藏草原当中使我认识到另外一个自我。因为藏传佛教否认人的这一生仅仅是你从生下到死亡这个阶段,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人的生命还有以前的很多因缘的结果,人的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态的开启。这套价值观使得我重新反省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受到的汉族文化的教育,因为我们的汉族文化是不谈来世的,也不谈前世,我们主要注重的是现世的伦理这么一个规范世界。所以这种新的文明对我的思维产生了很大的撞击,然后我就会思考说,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     

带着这样一种思考,进入西藏这种经典性的阅读,见到了很多很奇特的人。我见到了真正的瑜伽师——以前我只是在书里面读过。我那个学校的山下有一个寺院,在半山腰有一个闭关中心,瑜伽师在闭关时不能跟外人见面。我想去看看真正的瑜伽师,他用瑜伽这套严密的方式去认知自我,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然后我请求寺院护关的看护,看护说你可以进去,然后我进去看到五个瑜伽师,五年当中他们不能言语,不能梳洗,只思考真理,只修行你的生命跟真理的体悟。佛教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空性的概念,他认为空性是终极真理,但是这个空性不能用言语谈论,甚至不能去思考,因为这些思考不能触及,而要通过一套非常严密的瑜伽,从最初的瑜伽到最高的旦特勒(音)瑜伽,通过你的生命把你心中的那个终极的自我激发出来,然后跟宇宙这个终极的真理融而为一。所以佛教认为人的心灵世界有九层,随着每次修行的加深,你的心灵世界每进入一层,你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就更宽广,同时更精细,这不是矛盾的概念,宽广同时精细。     

当我看到那五个瑜伽师,我非常震撼。因为我们不能言语,只能用目光交流,他们这些真正的真理的实践者告诉我说,对自我的塑造和认知还有一些别的方式。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一直是拿西方这一套理论体系在认知自我,可是我回过头想说,佛教恰恰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着更悠久的生命力。因为从东汉末年,随着儒家文明和道家文明这两种文明让大众失望——因为儒生成为官僚,他们剥夺农民的土地,成为官僚地主,人们对儒家这套学术感到失望;道家是一个不承担的、不负起公共责任的学说,也引起了民众的失望——那时候西域有很多小国,因为接近尼泊尔和印度,所以佛教经过西域传到中国,东汉时汉文明跟外来文明做了第一次嫁接,从此我们就有了儒释道三种文明样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的依据。     

这种状况又发展,佛教被改造,出现了禅宗、净土宗,慢慢放弃了佛教非常严密的显密两套体系--显就是对学问,对大藏经、经律论这套理论体系的研究,以及放弃了对瑜伽修行体系的研究,改造成为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但是到了清末之后发现,儒释道这三种文化又衰落了,因为看到了西方有一种新的文明,我们又开始接触,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又是一次中国的文明跟另外一种文明进行嫁接的结果。这种嫁接可能最初是出于知识分子对自身人格残缺的一种修补,慢慢成为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运动,一种形式。实际上我们反观人类历史,每个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都经过了这种文明的嫁接和他们本民族知识分子对文明的嫁接。比如欧洲文明,有段时间他们丢失了古希腊文明,他们把古希腊文明和从犹太教、以色列人、中东发展出来的基督教结合,成为欧洲文明的两个源头和两种底色。阿拉伯人也是,阿拉伯人在伊斯兰兴起以后,统治超过阿拉伯半岛,成为地跨欧亚非这么一个大帝国之后,他们也接触到古希腊文明,那时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阿拉伯学者用阿拉伯语翻译过来,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自然学科,比如光学、数学等技术性学科是阿拉伯学者进行奠基性研究的。所以无论从个人来讲还是从文明来讲,文明的嫁接是人们一直进行的过程,在这个嫁接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认识自我,同时在塑造自我的人格和民族人格。     

结束了西藏的这段考察,2011年之前我走过很多藏区,2011年我坐班车从兰州出发,穿越整个藏区,每个县我住一晚上,换班车,一直坐到了尼泊尔加德满都,然后到了印度,考察这么一种文明的样态。经过这个之后我写了三本书,在台湾出版,我觉得写作第一次解放了我的心灵,虽然之前我做记者,《南方周末》所谓以批判和勇敢著称的报纸,其实也是镣铐加身,而且太知道束缚你的条条框框是什么。时间长了以后成为我潜意识的枷锁,使得我在进行真正的写作、文学创作的时候,在我的第一本书《西藏流浪记》里面表现得很明显,我自己努力地要挣脱这个枷锁;到了第二本书《西藏红羊皮书》的时候我才比较勇敢地面对西藏的一些问题,然后慢慢解放自己;到第三本书《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我的心灵才获得真正的解放。捷克的剧作家哈维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主义的创造者。所以解放从每个人的心灵解放开始,当每个人开始解放了,慢慢地那个极权主义自然就会变好。就像土壤,每块土都开始变好,那个恶之花自然会凋零,自然会长出美的花朵。所以说我的理解,新民先从新自我开始,启蒙先从启我自己开始。谢谢大家。

欧阳江河:柴春芽讲出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汉族人走出自己的城市这样一种人生处境,在精神上走到了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文学,走到了俄罗斯意义上的,而不仅仅只是五四意义上的启蒙。同时更有意思,他的写作和创作(就是影像创作)是走到了西藏。我们大家也知道,有好多意义上的西藏,他的那个西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有一个非常贴近的一个限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柴春芽自己的一个西藏,在这个西藏,他从“自己”跳出来,不仅仅从现世,也从往世和来世的眼光来看待现世。他跳出限定,起源于他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我们所有的写作思想都要回到最古老的源头,就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走向哪里。柴春芽用他自己的写作、他的行动触及了这个问题,而且给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答案。

当然,在这样一个提问题的时代,敢于从答案的角度来理解人生和世界是非常非常需要勇气的。

下面我们就请第二位发言者格非老师来说一下。 

嘉宾格非

格非(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不知道说什么。我前几天答应来参加这个活动,现在才知道有这么多的主题,关于新民、关于知识分子写作,还有文艺复兴。我看这么多的话题,要把它全拢到一块儿,觉得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切入这个话题。

刚才柴春芽先生说到有一个东西我特别赞同,他说"启蒙先启自己,新民先新个人"。大家也知道,所谓的"新民"这个概念,梁启超提得较多,但是比较早的一个分歧是在《大学》里面出现的,就是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究竟是"新民"呢,还是"亲民"呢?朱熹的解释(朱子学)和王阳明的解释(阳明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朱熹认为就是"新民"。当年的士大夫,所谓统治者,这些读书人,自我意识都很高,都觉得自己应该来匡复天下,那么当然这个"民"是处在很低的一端的,你是被我来"新"的,我要让你"新"。这种道统是一贯制的,所以要来"新"。这个"新"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今天说的"启蒙",让这个民变得新。当然这种解释大家后来觉得有问题,我就不重复思想史上的争论了。阳明学把这个字训读为"亲民",意思是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再抱着老一套的思想已经根本无法应对当时的社会。这个话不是王阳明讲的,是李贽讲的,李贽说假如我们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么就等于说天下没有是非,这个话说得很严厉。     

刚才提到我在写《金瓶梅》,这是一个随笔,不是学术研究。我就是写着好玩儿,但是也关注了一下思想史的变化。在明代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判断是非善恶已经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连那个万历时代的宰相张居正都说,今日之善就是明日之恶,一时之善就是一时之恶,就是善恶是变化的。李贽也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是是昨天的非,昨天的是可能是后天的非,是非也是变化的。如果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面前你抱着僵死的教条不放,实际上你对今天的社会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阳明学认为应该把对文化的决定权和控制权往下降,降到贩夫走卒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当中。      

大家可能都知道阳明说过满街都是圣人,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很多追随者其实没有什么文化,后来都成了一代宗师。那么"新民"还是"亲民",对于《大学》章句的解释引出了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讨论,这个讨论持续到了五四的启蒙运动,梁启超对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含义。当然我们也知道鲁迅先生关于启蒙也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思想。所以我可以说说这方面的一个看法,就是当我们在启蒙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自己?你自己的心不见得那么干净,你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那么光明正大。我们今天社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有教训别人的资格,当然我们说知识分子写作,在知识界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动不动就启发别人。所以柴春芽说的这句话我非常赞同,你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你自己先得让自己变得好一些。     

我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的华东师大工作,对前途、对社会、对方方面面感到非常绝望,整天唉声叹气,我的博士生导师每次看到我都忧心忡忡,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眉头紧锁?后来他实在忍不住,有一天跟我说,说你为什么烦恼?我们先生问我,我也只能坦率交代。我跟他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社会怎么样……讲了一大堆。讲完以后我们导师说,你不应该悲观,你在大学里教书,你要知道你周围还有学生,你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当你在影响别人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你注意到了没有?很多人要去讲话是不合法的。他说你在学校里教书都觉得绝望?你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人啊!首先你影响你的老婆、你儿子。当你们这个家变得比较文明了,每个家都变得文明了,社会自然就文明了嘛。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影响也非常深,也使我有非常多的反思。刚才柴春芽的发言也勾起我的一番回忆,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对于鲁迅先生,我个人的看法,他骨子里对一个民族也好,对一个群体也好,根本的希望就是要摆脱所谓的沙聚之邦。大家在非常热闹的时候研究话题,说得热得不得了,一旦有事,这些人全没有了,就像沙一样被冲散了。有没有比较好的、具体的个体?我觉得这个非常正确。另外,我刚才也说到,在大学里知识分子分成两类,一个就是做学问的人。传统做学问的人比较的是谁的学问比较大,谁知道的知识多,这个当然是好事,你要做学问是要有很多的知识基础。但是这个某种意义上也变成炫博矜奇的一种夸示,一种炫耀:我有资格教训你,我懂这么多。这么一来,在知识界慢慢就形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从不反省自己;第二个后果,对真正的社会现实缺乏了解。他就会背书啊,引经据典,什么都会,而真正对现实出现新的问题毫无办法。这个是我觉得存在的普遍的状况,所以今天的社会复杂程度,出现的问题之多,思想层面的交锋之激烈,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作为一个知识者,你能不能应对现在思想界这么丰富的信息?能不能来面对我们今天非常复杂的社会状况?能不能有比较深入的洞见?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当然,我说的第二种角色可能是作家——知识分子里面的作家。刚才欧阳江河说的,一类是思想、做学问的,大学教书的这批,还有一批就是作家。我个人理解,作家就是观察者——当然这个观察者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要有足够的敏感性,要聪明,也需要有学识,这些都毫无疑问。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观察者,我觉得我一直对作家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不太赞同:你天然以为你就是知识分子,你在大学当个教授,你就觉得怎么着?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趣味,然后以此沾沾自喜? 

实际上我觉得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你挣钱多少,你是哪个阶层,你是下岗工人还是穷得不得了,所有人都有写作的权力。问题不在这儿,不在于说你是农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于什么呢?在于你对于这个现场、现实有没有非常切己的观察,这是区别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的关键。     

比如说我最近在读门罗的作品,大家知道她是得诺贝尔奖的加拿大女作家,我一直听很多人说这个人的作品不怎么样,你最好不要看。但是我11号要参加一个门罗作品讨论会,不得不看。我到现在为止看了她两本书,看了以后我大吃一惊。这个人(门罗)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小说写得确实不好,我不太喜欢她写的句子,描述方式也不好,我觉得她不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特别有才华的作家。但是她特别棒的是,她特别关注邻居们,小镇上的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女儿,同孩子、同学、朋友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她的视野很狭窄,她就关心这么一批人,其他地方不关心,但是她写得非常深入。我想如果你把她的作品读懂了,对世界非常现实的部分你就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门罗是不是一个好作家我不知道,但是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者,她观察到了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或者说非常隐秘的部分。作家需要有眼光。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很多畅销书,为什么会有畅销书呢?因为这个作家观察到的东西你误认为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你去买他的书,这是一种。还有一些作家,他观察的东西也许你可能看不懂,你可能不理解,但绝不是不重要。卡夫卡说他所描述的这个世界可能还没有进入大众意识。有很多这样的作家,比如刚才柴春芽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包括福楼拜。柴春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我觉得说得很对,他有非常多的超越批判现实主义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啊、民族啊,是什么呢?是人能不能得救。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当然你也可以把他称为知识分子,他可能跟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作家既要来解释这个社会,同时他也要解释个人,特别是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比如碰到虚无的东西怎么办?所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同时对着社会、对着自己的心灵——这个心灵可能是非常深邃的某种意识,他展开观察,把他的思考呈现给诸位。所以这个当中我觉得有所谓的畅销书,大家觉得,哎哟,都在看,成为一个普遍的思潮,大家都在了解。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意识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不重要,但是不能说他对现实没有非常好的观察。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知识界你是做一个老师或者做一个学者,还是做一个作家,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的。首先你需要非常谦逊地对待自己诚实的内心,观察这个社会,来建立自己和这个社会的关系。然后在冥冥之中寻找你的认同者,也就是读者。不管是研究还是创作,它的意义无非是如此。     

我先说这么多。 

欧阳江河:格非刚才的发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带到他的观察、他的阅读和他的思考中,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观察也好、写作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生活者也好,一个经验意义上的、行动意义上的存在者也好,中间就有了一些间距、一些隔开的东西,但是又浑然一体。

这个主题也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我们诞生的这个年代以来,恰好跟中国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是同步的。从50年代、后半世纪到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的,我们是活生生地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那么这个里面如何具有一种格式的、写作的、抽象的目光?就是一种你身在其中又跳出来的目光?我觉得格非这个发言的精彩之处在这个地方。当然很多地方他欲言又止。格非有一个特点,这个有点像西川,我认为他也是很伟大的诗人,就是边写作边谈论问题,边争论自己的思想和形成自己的思想,而不是把已经有的结论性的东西,就像弹钢琴一样,把弹了第100遍的曲子弹第101次。他不是这种性质,而是有一个第一次,就是同步的、整理的一个痕迹,所以是鲜活的。

格非涉及他自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时候,我们在批判的时候,把自己的个人的镜像,作为一个范畴放进去,作为活生生的、鲜活的生命放进去,迷惑也好,忧郁也好,绝望也好,虚无也好,善恶也好,都放进去,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现在看来好像最近这几年,这样一个趋势在中国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写作者和思想者身上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

下面请戴锦华女士发言。 

嘉宾戴锦华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主办方请我来,说跟在座这三位一起谈知识分子写作,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答应之后发现,原来这个“知识分子写作”是套在如此巨型的一个题目之下,叫“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如果我早知道是这个题目,我会婉拒。因为我有一点害怕这样的题目,我觉得我不能驾驭这样的题目,或者不想把自己的思考或者自己放在这样一个题目下面。因为这些题目本身已经暗示了很多规定,很多前提,很多路径,而这些路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不能认同。     

所以我今天阴差阳错地来到这儿,也是跟欧阳老师一样非常感动——星期日的晚上,一天的演讲之后还有这么多的朋友聚在这儿,所以我将错就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思考,大概和知识分子写作有关,大概和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有关。如果大家觉得我离题万里,你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用脚投票,走掉就算了,我就知道大家多么厌恶我所讨论的问题。     

刚才我们坐在下面一再说是不是要找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聚在一起,不是吃吃喝喝,不是风花雪月,不是酒肉朋友,而是很认真地面对面地不透过电子媒体,不透过电话的隔绝,不宅在家里,身体对身体,人对人,脸对脸,思想对思想地去讨论、分享。我非常认可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近年来有一种强烈的急迫感,有时候是焦虑,有的时候是濒临崩溃,有的时候是绝望:原因是在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意识到了,其实我们生逢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重要的转折点。有朋友提醒我说,每一代人都可能这么自恋,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生逢转折点。我认真地思考了,认真地检省了。因为我一生当中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一直在拒绝两件事,一个是自恋,一个是悲情。所谓的悲情就是在你挺身抗暴的时候,以敌手的不义来作为自己的正义。另外所谓的自恋,是当你挺身抗暴的时候,你沉湎在一个想象中的巨大的镜像当中,不断地感知你作为英雄、作为抗暴者的悲壮和高尚。这两种情感是我一生都在非常小心、警惕的东西。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提醒使得我赶快反省,我是不是自恋了?我是不是放大了我们这种一己的体验,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点点特殊?但是很认真地思考之后,我的结论仍然是:我们生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折点。      

大概从这么几个方向上说:      

一个是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滥的,请大家可以自己体认,叫“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个字眼,它在20世纪经历了极端形式,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一个半个世纪的冷战,人类一分为二,两大阵营把人类放在一触即发的活火山上。在经历这样极端惨烈、浩劫性的世纪之后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今天我们很难说谁是我们的外部,谁是我们的内部,谁在我们的远方,谁在我们的近旁。我经常开这么一个玩笑,我说美国从来都不在我们的远方,美国深深地在我们自我的深处。不论是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言论方式,还是从今天人们以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讨论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有什么标识?重要的一个标识叫“全球外汇储量第一”。中国的全球外汇储量第一,中国人民的血汗所创造的财富在哪里?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我们的全部财富标识着中国的所有在美国。所以我说全球化是我们今天前所未有的事实。或者说我们有了雾霾,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一不小心雾霾就飘到首尔,飘到东京,沙尘暴就吹到了加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     

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必须有一点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当年那些有一点矫情的诗句今天都变成了真实,就是你不要问那避难钟是为谁而鸣的,他是为你而鸣的。每一次丧钟的敲响都是人类的死亡,都是人类的离殇,每一根树枝折断的时候都是大树在受损。日本发生了一场地震,发生一场海啸,惨绝人寰,同时它发生了福岛的核泄露,福岛的核泄露发生两个半月之后,阿拉斯加的海豹脱毛落齿,受到了放射性的沾染。大海的潮汐将带着所有的污染物用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周游全球,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受到它的“恩泽”。这样的全球化程度还表现在我们生活方式的高度的求同和高度的一致。我看《中国合伙人》的时候不大喜欢这个电影,但是在一个时刻被感动了,就是机场送别的时候,因为那一步跨出去就是一别生死两茫茫了,就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当年我送我的好朋友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而今天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我们在中国、在美国、在瑞士,在哪里都是相似的。有一点差异是,如果让你们去非洲、去拉丁美洲,如果你们去的不是旅游胜地,当你们看到那么多人住在不到我膝盖高的石棉瓦的贫民窟里的时候,当你知道那么多人作为大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用过自来水和电的时候,也许你们会有点震惊,也许你们会感到有点异样。但是如果你只是作为旅游者或者旅行者,你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行全世界,因为生活方式是共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梦想是共通的。      

有点可怕,但是这是事实。我说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同,地球村曾经作为美好的梦想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基本的现实,这是我说的“我们生逢大时代”。     

而另外一个就是说20世纪是一个被遗忘、被审判、被葬埋的世纪。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整个20世纪的金戈铁马、血雨腥风、大起大落、全球激变,是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的所有乌托邦想象的事件。20世纪的终结意味着所有的乌托邦想象失败,所有的乌托邦实践被玷污。当我们送别20世纪,我们宣判失败者,我们急于表达我们自己的先知先觉、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独立,我们鄙视20世纪的所有残酷的历史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同时失败了的是谁?失败的是人类全体;失败的是人类的梦想。所以,在这个空前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同时是一个没有梦想的时代,一个没有梦想的群体和人类。一切都被物化,一切都被度量,度量的标准几乎是唯一的,就是金钱。

这话说得有点矫情了,把它打住。我说第二个层次更为具体和直接,就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20世纪、21世纪之交两个最重大的技术突破也许正在整体改写着人类,一个突破叫做基因工程,生物学的突破;另一个突破,就是大家都受惠的数码转型。随着数码转型的到来,对于我的职业——电影来说是胶片的死亡,Film death。今年好莱坞关掉最后一个胶片洗印厂,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没有人使用胶片来制作电影了,数码媒介取代了胶片媒介。如果大家关心艺术,如果大家关心文化,其实媒介即信息。聚焦电影,胶片反身定义了电影艺术,所以Film death(胶片的死亡)是不是意味着电影的死亡?是不是一种全新的电影——post cinema(后电影)时代的到来? 

一种全新的东西正在取代它,全新的东西是什么?对于文学、对于我们这些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也许是书籍的死亡,也许是纸的死亡,也许是文字和它的介质之间这种关联的彻底的改变。今天人们有网络写字、网络阅读、微小说、微电影,而微小说、微电影80%以上都是广告。大家一定在微信上面看到过在街头唱欢乐颂的非常美的微电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是银行广告?或者那个极端美妙的关于舞蹈的微电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出现了一行字:“Just do it.”这是耐克的广告。当这样即时的、短平快的、数码媒介的、不附着的、不再具有任何物质的硬体的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文化主导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今天写作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还能用什么方式去写作?     

和下面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是小问题了,就是基因工程、数码技术的结合正在整体改写着生命。法国的著名未来学家在20世纪后半叶说了一句惊人的话:21世纪我们将进入一个年代,这个年代是再一次角逐长生不老、永垂不朽的年代。      

什么意思?就是生命的形态可能被改写,生命的意义可能被改写,人可能被改写。比如赛博格的形式——人机合成人。当我有了人造心脏,当我有了人造肺,最后有人造的皮肤的时候,我们还怎么回答什么是人?也许人类空前地迫近了天堂,因为我们将战胜死亡了。

你们一定看到那则报道。在不出20年的时间之内上传大脑成为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比今天离科幻小说所狂放想象的世界更近,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科幻小说中,这种场景都是作为噩梦被书写的。所以,我们也许空前地濒临地狱了,叫做“最美好的年代和最黑暗的年代”。这样一些现实让我们反身问,不是我是谁,而是什么是人。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死亡定义了人。向死而生,生命的短暂,生命的必亡,肉体的必朽构成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知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想象人、生命、自我和世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人类意义上被概括的东西。我最近读到一个励志短文,让我万千感慨,这个短文告诉我说,热爱你的生命和身体,因为我告诉你,你的心脏、肺、肝、胆分别值多少钱,你是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你携带这些器官。什么时候我们心、肺都有了价格呢?当人工器官,当器官移植成为可能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样一个美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是以金钱的占有为前提的。

不多说了,去年英国的一部黑色电影叫做《重生男人》,非常残酷和血腥。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一个画外旁白说交不起房贷收房,交不起车贷收车,交不起肝贷收肝。它是一个幽暗的未来想象。从这部电影过渡到我们切身的题目,这部电影幽暗的未来世界,所有西方城市的路牌都是大字是中文,小字是英文。它说什么?它说那个未来的世界是中国主导的世界。     

到了第三个参数,没有那么玄妙,没有那么陌生:今天世界处在巨大的变局当中。变局跟三件事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欧盟的出现,就是欧洲弥合了。现代历史是以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为开启的,现代历史是以欧洲国家之间对全球的瓜分、占有、掠夺和它们的战争来标识的。但是今天欧洲弥合了,欧盟出现了,尽管欧盟好像随时会解体。另外一件事就是美国极盛而衰。第三件事叫中国崛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们从来不曾想象的巨大变局当中,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都想象未来世界是在美苏两个大国的争霸与瓜分之间展开,但是今天有一个叫做“苏联”的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而相反有一个叫“欧盟”的联合体出现了。世界在这样的格局之下重新组合,这个组合我很难想象是一个和平的组合,作为当代中国人,不论你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情感,我们都必将以某种方式分担中国的命运。这种分担使得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多么巨大的关卡上,这个关卡就是,要么中国崛起--当然,以什么方式崛起?比如说以美国的方式崛起;要么中国崩溃。不论哪一种都将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即使你改变为美国护照、英国护照、法国护照、塞内加尔护照、津巴布韦护照,你仍然将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分担这个命运。     

所以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我们的现实当中每个人又沉湎在小时代当中——电影《小时代》引发的这个热议,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命名。太平盛世就是小时代,我们只有一己的欢乐,我们无法感觉别人。而且当“宅”成为现实的时候,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足不出户可以生存。我们生活在、沉湎在、陷溺在小时代当中,但是外面的世界在燃烧。     

我现在还没有讨论我们这一期的文明正在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我们的文明是石油文明,而石油的储量是有限的。今天,13亿中国人加入到了对石油文明所创造的所有的奢华的、舒适形态的消费之中,所以曾经独占这些资源的西方世界大为惊恐和愤怒。我们不是要讨论说我们该不该过那样的好日子,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更真切、更贴近地开始分担这一期文明,正在走近终点,走近尽头。于是人们说有替代能源就是核能源,而核能源有福岛。     

我们面临文明的转型、文明的枯竭,不要忘记曾经有一个文明是以木柴作为主要能源材料的,当木柴基本上被伐尽砍光以后,发生了欧洲的中世纪,就是大倒退、大黑暗。     

那么反过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深陷小时代遭遇大转折的当口,请大家记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家如此,人类如此,地球更如此。     

我最后讲一下,今天什么叫知识,什么叫知识分子。      

刚才格非说“大学问家”,今天大学问家难于成立了。此前知识的概念和老师的意义就在于我知你不知,我背下了五本字典,你就歇菜了,你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在我的知识面前感到惭愧。而今天是网络时代,我们只是知和不知、想知和不想知的区别,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任何一种知识,所以知识、学习、教育的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仍然在传授知识的意义上占据大学讲堂,从某种意义上是犯罪,这件事学生已经可以自己完成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经常有学生很虔敬、尊重地问,老师,这个材料你从哪儿找到的,我说谷歌上搜的。为什么我可以谷歌到,他不可以呢,还是在于我有知识和我有组合知识的方法。     

知识并不跟知识分子相关,我经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跟你有多少知识没关系,知识分子只跟一种社会功能位置相关。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在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去对抗强者、去对抗强势、去对抗主流。你出而做这件事,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     

所以,确实有一种东西叫知识分子写作,但是不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写作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意味着一种社会关怀。但是我在这儿要说的是,挺身抗暴者是履行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履行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出演知识分子,而挺身抗暴的行为自身并不能够赋予挺身抗暴者天然的正义性。面对社会的种种不义,种种不公,种种问题,种种危机,在今天更急迫、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去正视它,去回答它,去重新展开梦想,去重新想象不一样的世界。我用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的一句矫情的话作为结尾,当年它打动了我,今天仍然打动我,就是:对于宇宙来说,地球是年轻的星球,在年轻星球上,人类是一个极端年轻的物种。人类还年轻,人类应该活下去,但是人类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提供它的前提和创造它的条件。     

谢谢大家。

(嘉宾、本场主持人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要被戴锦华老师的发言深深打动了。在她诗意、激情地调动起来的这种感动之外,我想回溯一下她今天涉及的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我感觉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如此贴近地成为我们的当下。以前我们讨论知识和学问的定义,以及思想包括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时,都有一个时间的向度。维柯的新历史、新思维、新科学,讲的就是我们在思考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角度:当下。还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是把过往放到当下。我想这是古典思想家、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即在讨论当下问题和掌握未来的时候,把过去的时间维度和知识--我们所称之为历史--复活。但是刚才戴老师的发言中,她已经把未来作为一个当下的存在,已经有了生命,有了身体、呼吸,它活生生地就站在我们对面。而且我们认为,把像到美国这样的一万多公里的距离缩减到可能就坐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当中听,就在我们内心深处,是一个幻象。这种时空感,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角色、立场混在一起,作为一个前提、基本生活状态来提出。而且这里又包含了技术的发展,文明自身加速死亡的加速度。在这个角度下,我们提出知识分子的新定义,不是说只是知识或者写作的新定义,今天从柴春芽到格非,再到戴锦华,我想写作的定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经在展开,因为它活生生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写作实践中。     

刚才戴锦华发言的时候,我想起前段时间读到的一个东西,好像是说数码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把大脑提取出来,用一些技术手段备份以后,它不光可以作为幻象,还可以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忠实记录。也就是说200年以后,你可以出现在你某位重孙的婚礼上,而且还是你本人在讲话。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数码意义上的你,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山寨,因为根据你的语气,你的温度,你的阅读,你的写作,你对所有事物的反应,等等,它给你综合成一个备份,200年以后可以随时提取,让在200年以后才有的情景和你200年前的备份相遇,然后产生出一个全新的你,全新的反应和发言。也就是说,想象一下200年以后你还存在,我们200年以后幽灵似的目光可以在当下兑现出来,也可能现在是200年以后的戴锦华在这儿做的演讲。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时空想法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变得很诡异,很无奈。它是幸福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刚才格非讲的虚无感?我们不知道。     

1997年我在德国斯图加特待了半年,当时有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电视台,是法国和德国合办的没有一秒钟广告的台,他们问了100个诗人——因为诗人最有想象力,在千禧年之后,“你从科幻、诗歌的角度,展开你最大程度的想象,去预言下一个世纪会发生什么”。在1897年,即100年前的时候他们也用同样的问题调查了100个知识分子,其中有50个是诗人,诗人们提出的最稀奇古怪的想法,今天基本都实现了。我当时参与了这个调查,我那时的两个回答,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我本来只是调侃,是一个批判性的想象。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人可以拿起一个电话,而不需要任何旅行工具,就可以将其整个人打到美国或者世界任何地方,然后一个电话又打回来。我曾把这个讲给赵毅衡(音)听,赵毅衡说如果打过去的一瞬间,停电了怎么办?卡在某个天空,一个没有电的孤魂在世界上游荡。非常有意思,但是我觉得真有实现的可能。我想起传真的发明者,ATNT的老板,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休假,公司非得让他飞回去签一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合同,他说能不能我在这签字,你拿起电话我签的字就发过去了?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居然一两个月以后传真发明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三维空间的二维化。在纽约开车很容易,去一个地方3分钟就到了,但是停车要40分钟。因此我想象人随身带着一张纸,到目的地后汽车开到纸上,按一下电铃纸变成一幅画,折起来揣在兜里就走了。     

戴老师发言的时候还谈到,微信、微博还有微电影这样一个碎片时代。最近三四年,我都致力于长诗的写作,想在某种意义上对抗这种消费性质的碎片存在状态。这种消费的性质不仅仅只是人和欲望、人和物质占有等关系的一种消费政治,它最后已经直接呈现为语言的状态,比如以前打扰我们持续专注力的,可能一天有10个事件,丧钟就鸣十次。现在不同了,现在可能有200个这种事件,你可能有200条短信,200条微信,看起来什么都微,只是几分钟几秒钟甚至一闪念的东西,最后以语言的形式,以压缩过的碎片的形式不停地闪现在你反专注的状态里,把你整个的存在状况分解成200个碎片。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产生更多的是对意见,对信息的快速反应,是立即就让你升华上去的那种立场,那种正义感,那种英雄幻觉,那种悲哀和哭泣。这种打扰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思想和学问。思想是需要持续的、长时间的专注才能够进入的一种深处,现在深处被平面化了,碎片化了。为了达到思想,我们可能得牺牲和放弃我们的一闪念,放弃我们的兴奋,放弃我们的那种眼泪以及轻松到达的悲哀,进入有点枯燥的状态,或者通过长诗所包含的诗意。这种诗意是具有否定力量的,是有呼吸,有折射,有坦白的,这种坦白是介于清白、自白和独白之间的东西,而且这是一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宗教活动才有的东西,像刚才柴春芽讲到的,一个人可能五年不说话的那样一种状态。但那样一种状态里,当他把他跟我们当代的这种问题意识,这种混乱,这种活力和绝望、虚无,以及善恶的转化结合起来,但同时又把那种灵感的、自我幻觉的、自恋的以及自我崇高化的那种英雄意识给排除掉的时候,我觉得这有可能是通向思想的劳动,通向戴老师说的,站在弱的一方的一种强烈反抗。     

我并不是说长诗作为一个体裁有多了不起,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写长诗和史诗的时代,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了。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跟刚才戴老师的说法很相似,不能说一个与邪恶抗争的人就自动地获得一种正义感,一个与邪恶抗争的人,有可能自己就是恶的。前几天我看一个电影,里面讲到阿伦特关于艾希曼纳粹的报道,讲到恶的平庸化。其实也有可能由于恶的平庸化,导致一种善与崇高的平庸化。这两个平庸化加在一起以后,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地没有梦想,如此地让我们不知所措。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讨论里面想引入一个跟写作、思想有关的很重要的维度,即审美的维度。我记得上一星期跟格非和西川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谈到过这个问题。当代中国很让人恼火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平庸化,智力与审美的严重欠缺导致了一种广泛的退化与麻木。艾希曼这样一个纳粹罪犯被抓了以后,他非常真诚地认为他一点都没有站在恶的方面,而只是在实施、执行他的职责而已。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元首的命令,恶不该由他负责,该由元首、上级负责。他一点恶的内疚感都没有,他认为自己可能有一点点职责,就是职业意义上的一种帮凶。他被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犯罪,他完全没有善恶意识,没有思考能力,只有恶的平庸。他的恶都不是极恶,因为极恶有时候还包含一种思想否定的力量。     

我再回到我想谈的,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如我们想理解思想、写作、诗歌、小说、电影,其实如果回到它们的根源上,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刚才讲的布罗茨基的说法,这不是一个史诗的时代。他有一首诗,说在这样一个二流的时代,我作为二流时代忠实的臣民,一个臣子,我承认,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二流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忠实于你这个时代,你就不可能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如果你想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除非为我们造一个莎士比亚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被朱生豪的美文翻译出来的莎士比亚,这其实是一个偏离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充满了当时的那种世俗的,甚至粗鄙的、很性感的活力,一种街头文化的东西,这个在朱生豪的翻译中没了。     

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为什么我要对抗长诗写作,长诗写作甚至不那么好看,有点枯燥,有点让人头疼,有点非诗歌。因为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就像刚才格非在引用李贽的说法,如果我们只在孔子的意义上谈论你的是非,那整个天下就没有是非。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徐志摩的意义上,在朱生豪翻译体的意义上谈论诗歌,那对我来讲就根本没有诗歌。      

最近我们包括西川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写的诗歌、长诗是不讨好的,用一种可能不是那么优美的、诗歌化的语言,就是将那种警句化的,精彩的东西,那种可以单独拿下来做广告语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诗歌里。那种语言可能是我昨天刚写的一首关于我的血糖有点高的诗,里面讲的血糖这种东西是不能写的,小便怎么能写诗呢?这是所谓的中年写作,或者作家的晚期风格,有点乖戾,有点不妥协,有点不讨喜,有一种把非诗的和活力的这种复杂的东西包含进来。有一首诗最后一小节说:      

伤感是多余的/但又必不可少/甜的哲学被苍蝇飞过之后/再也不可能飞得像一只翠鸟。      

我其实不能碰甜东西了,那个东西被我自己身上的苍蝇碰了以后,已经不可能像翠鸟一样碰它了。反过来讲,我们的诗歌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写的诗被徐志摩这样的人写过的时候,我就不能写它了。所以我要写的是,我所认为的长诗,或者是刚才这几位所认为的写作,其实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翠鸟意义上的写作,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又不可能。人到中年,我们进入晚期风格的写作和思想之后,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飞翔了,而我们用翅膀飞不起来的东西用手和头脑能不能飞起来,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我们每个人有20分钟个人的发言,我们现在进入四个人的对话。

 

进入四人对话环节,从左至右为欧阳江河、格非、戴锦华、柴春芽        

格非: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很有科幻气息。江河有一个特别让我佩服的地方,就是话题不管多远,他最后总能成功地把它拉回来。他最后说的那几句话特别精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特别有同感。他说这个恶是平庸的,我觉得确实是。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要什么?你那么奋斗,从幼儿园开始背英文,每天一两点钟睡觉,一直到大学,你在干吗?你到底是想到月球上去生活呢,还是怎么着?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考虑的问题跟很多人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今天的生存状态,在北京随便看一看,清华校园里面,到了冬天你骑自行车,路上全是痰迹,你要散步的话,痰一冻起来就变得很硬,消化不掉,你走路的时候得跳着走。其实真正的奥妙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你不管活多长,有多少生命,这些东西非常具体。比如我们说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确实有巨大的变化;但是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丝毫没变。刚才江河说我在写《金瓶梅》,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的感想。我发现明代的社会,也就是嘉靖到万历,差不多四百年前的社会,我们从市民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角度,先不谈社会政治腐败、黑暗、法律,就谈一般的人的社会经历,我觉得跟今天比毫无变化,而且我们今天变得更躁。我们经常会说今天面临的这种文化堕落,或者说想象力的匮乏,其实早就是如此,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在中国你可以睡大觉,睡十年,但你醒过来还是有这些垃圾。     

我跟江河说过很多次,我对善恶没兴趣,可能对所谓的真妄有兴趣,你的生活首先要真实,其次才谈得上善恶。我们是被一个完全虚幻的东西包围,既然每天都被这样一个规定化的生活所包围,大家都在满足。比如中国这么大国家,有这么悠远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国家的山和水,所有这些东西全部败坏掉,然后你去尼泊尔旅游。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的山、你的河难道不好吗?你周围附近的风景难道不够漂亮吗?你为什么要到毛里求斯去?挣了那么多的钱,跑到那个地方过十天,可能要花掉你两年的工资。你原来所在的那个农村不够漂亮吗?不够寄托、不够安放你的这种趣味吗?     

如果我们实际上不能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究竟要什么,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自己的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一切其他的东西恐怕都无从谈起。 

戴锦华:格非兄重复了一句名言,就是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刚才欧阳兄已经把我定位成说我在谈未来,确实是,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题目叫“未来的维度”。今年在一个大的国际会上,我给的演讲题目叫“电影的未来”。其实在我成长的年代,我年轻的时候,求学的时候,人生的路上起步的时候,非常耻于谈未来,我觉得未来是非常矫情的东西。我非常相信爱因斯坦--伟大的物理学家、思想家的一个说法,他说从来不考虑未来,因为未来来得太快了,所有的未来在下一瞬间变成现在。但是为什么我最近突然想到要谈未来,大概跟作为中国人和对中国文化的体认有关系,就是我突然意识到,在谈未来之前,大概近10年的时间我在谈历史。但是正因为不断地谈历史,不断地试图再去触摸历史,意识到我们在整个的文化过程当中,历史的维度被压缩了,我们的生命扁平了,我们每个人不再有真实的历史纵深感。我当时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谈历史,想去感知那些完全被涂黑了的、妖魔化了的、被压扁平了的历史。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非常具体,那就是20世纪的世界变迁、20世纪的世界革命之梦和20世纪的中国革命的进程与记忆。因为它们完全地被一言以蔽之地审判掉了,而且是以胜利者的扬扬自得。     

最有趣的就是当代文化中的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我们每个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都采取了我称之为失败的胜利者或者是胜利的失败者的这样一种位置。我们认为中日战争中中国是胜利国,但是我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又总是有点矮人一头,以致要讲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要不让日本人来当叙事人,要么就让美国人当叙事人--大家知道我在说《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日本人总跟我们争论数字,24万还是48万,好吧,24又如何?48万又如何?几十万的死难者还不足以成为见证人吗?这段历史居然是悬案。所谓国内战争、内战三年,共产党是胜利者,国民党是失败者,但是今天有些人却更容易认同站在国民党的角度上书写的《大江大河1949》,而不是“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这样一个解放军进军渡江,使中国不是南北分治的、是统一的国家。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形,大家知道,一般而言,如果当所有人都张扬着这种胜利者的骄傲,那我要站在失败者一方,但是有趣的是,所有的胜利者却张扬着失败者的骄傲。可是为什么失败者如此骄傲?因为他们是更大的“胜利者”,冷战的胜利者--冷战终结全球资本主义胜出,社会主义阵营不战而败。     

所以当时在思考历史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未来这个维度显现出来了,我才发现所有的历史都不是关于过去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关于未来的,因为只有未来才赋予历史意义。80年代,我们成长的年代,开启的年代,那时候我们都分享一个东西,叫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说中国没历史,中国就是循环往复,改朝换代,中国从来没进步。你看看人家蔚蓝色的文明,人家是线性的历史在发展。为什么曾经我们不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国家,却是一个历史文明延续的国家?我们丧失了历史,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了未来,我们丧失了关于未来的想象。最近我们突然开始谈中华文明,为什么?因为突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我们又拥有了未来,我们又领先了,我们又崛起了,我们GDP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了,我们的奢侈品的消费全球第一了,我们的世界豪华旅行全球第一了,中国不需要多,只需要有很小的一个百分比的人去参与全球顶层的奢华生活就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世界性的景观,而至于这个全球奢华消费的人们的消费是建筑在多大一个被剥夺和贫穷化的基座上面,这就不用问了,不用去讨论了。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未来对我成为了问题,而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格非老师用客气的词说很“科幻化”,不是我想把主题科幻化,是科幻正在把我们的现实科幻化,或者说科幻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但是这个现实究竟是一个在进步的意义上的现实,还是在噩梦成真的意义上的现实,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所以写作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因为写作是我的生命,所以刚才说让我写一句话,我说我生活在纸房子里,我一生迷恋在文字当中,我阅读、我书写、我讲授,语言几乎是我唯一的所有。     但是写作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说的都是废话,我可能是速朽的,在今天是文字充斥的、文化产品过剩的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无数的文化产品当中,在这样一个快速的消费、快速的扬弃过程当中,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但是我存着一个侥幸感,我说写作是蒲公英的种子,风会带走它,但是我也知道今天的世界都水泥化了,所以蒲公英的种子飞得很远,最后还是落在了水泥上。我在《钢的琴》中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废弃的工厂的水泥地面裂开了,在裂开的水泥地中长出了树,树开了一束花。我抱着这样一线的梦想去写作,去言说。

柴春芽:其实我一直很警惕三位先生的知识性的言谈,因为我愿意倾心去谈思想性方面的东西,却很害怕知识性的言谈。害怕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由你的思维构建出来从而实现的世界,我们长期以来以为是先有了事物,然后去认识这个事物,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了思维,有了想象,才产生了事物。佛教的唯识论就是谈论这个认识论问题,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从1989年开始,西方顶尖的科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们积极寻求东西方的对话,但是这个东西方的对话不是跟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对话,他们是跑到印度跟藏传佛学大师们对话。西方科学对人的研究进入了分子时代,进入了神经学科的时代,面对很多问题他们出现了一些障碍,所以他们希望返回到人类最古老的智慧中去寻找一种对话。比如说对梦的认知,我们很奇怪,我们总是把人生认为是每天醒着的活动的世界,把我们睡觉的那一半忽略掉,可是睡觉的那一半也是我们的生命。     

藏学家柳陞祺先生(他先是国民党驻拉萨的一个官员秘书,后来留在大陆,在社科院研究藏学)有一本书叫《拉萨的事与人》,其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那时候达赖喇嘛还很年轻,请他们去参加一个庆祝宴会。这个宴会歌舞之后有一个漫长的辩论的表演,表演者是从拉萨的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选出的两个格西(佛学博士)。这个辩论进行了一上午,柳陞祺先生问旁边的大喇嘛说,你能给我讲讲他们两个辩论什么。这个大喇嘛说,他们两个在辩论梦中的自我和死去的自我本质区别是什么。     

上周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人群当中有一棵巨大的树,树身上有一个树洞,里面有一窝蜜蜂,我看见非常香甜的蜂蜜,就想拿一点,结果当我走进人群靠近树的时候,一只蜜蜂飞过来,在我的腰上蜇了一下,那个疼痛很可怕,然后又有一只蜜蜂叮了我一下。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象一只蜜蜂来叮了我一下,按理说我怎么想象也没有疼痛感,但是在梦里确实有严重的疼痛感。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关于西藏的另外一本叫《西藏的睡梦瑜伽》的著作里面看到它阐释梦的现象与本质,说有一个梦中身,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形态的,我们现在以肉体呈现在面前,但是在睡眠中你以梦中身去呈现,这个问题也跟现在西方的科学研究符合,因为科学研究对一个人在睡眠过程中他的脑电波、心跳做过严密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跟西藏的梦的分析是一致的。     

西藏为什么会研究梦呢?因为西藏的喇嘛有一种修行方式叫睡梦瑜伽,就是利用梦境身修行来达到涅槃。用这种方法修行,他必须要了解梦的本质是什么。他分析人如何进入睡眠中,当然这也是西方科学说的进入迅速眨眼期,你的眼睛会眨得非常快,这时你准备进入睡眠,这时候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俗事就会在梦中体现出来,会很杂乱,却很现实。然后你会慢慢进入第一度浅度睡眠,这时会有昏暗期。到了夜间12点、1点左右进入第二度睡眠,这时候就很奇怪,你会梦见你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经历的人和场景。这个问题在西藏被认为是,人存活在无数的空间中,你的存在、你的记忆保留在你的内心深处,因为睡眠过深,很多记忆就会浮现出来,你会梦见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到了凌晨5点左右是更加深度的睡眠,那个梦身出现,他是没有时间感的,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会用时间去衡量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对那个梦中身来说,时间没有意义,过去就是现在,或者说刹那即是永恒。所以我们在活着的状态中,将要发生的事情、过去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在一个平面,所以这个梦身可以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很多预兆性的梦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尤其是在梦境当中,你的梦身会脱离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西藏的睡梦瑜伽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利用这种梦中突然遇见的东西,比如梦中梦到鸟,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只鸟,那鸟是鸟,我是我,但是在梦中你梦见鸟,发现你也可以飞翔,你梦见鸟,那不是鸟,那是你,你果然在飞翔。所以西藏的睡梦瑜伽就是利用这样的特性,打破这种二元对立。你梦见太阳,你跟它不是二元的,你就是太阳,你也在发光。     

所以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当我们的肉体消解之后,我们会以另外一种光体的形式存在。现在西方有一个非常新鲜的科学,叫濒死体验科学,对大量临床医学上已经宣判死亡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又复活的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归纳,结果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首先他在一个梦屋子里,看到远处有一个洞,洞里有光然后进入光的世界,他发现自己是有手有胳膊的,可是手和胳膊器官都是光组成的,时间消失,他经历的一切是刹那呈现;语言消失,他会看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和护士要说的话,在睡之前他完全知道,没有物理空间的限制,他想思念某个亲人,只要思念,即便他在中国,他刹那就会到美国看到他的亲人,没有空间概念的。     

公元8世纪将佛法带到西藏的莲花生大士有一本著作,叫《西藏度亡经》,其实原名叫《中阴得度法》,这本书是一个死亡指南,它是讲一个人在肉体结束之际,要指导这个复活的光体现在去干什么。他们会把这个从肉体解体到以光体存在,再到转化成另外一种生命存在的状态,叫中阴界。这个非常重要,是生命向另外一个层次转化的非常重要的环节。     

所以由此归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活着是为这个中阴的时光做一种心理的操练,或者说叫心理惯性操练,或者叫灵魂操练。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各个宗教,穆斯林一天做五次礼拜,跟代表着真理、善的真主合而为一;基督徒要去教堂,要用宽恕、爱这样的真理去训练他;一个佛教徒通过在世俗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这些戒律来约束自己,然后开始探索至高的善、真理、爱这些抽象的主题。同样一个世俗中很爱钱的人,他每天也进行这样的灵魂操练:我爱钱,每天有多少钱。爱权力的人也是一样:我对权力非常爱。等到肉体结束,这种心理惯性就会延续到光体世界,而且那个世界没有物理阻隔,你的心理感受会无数倍放大,这时因为你生前训练过这些善、美、喜悦,这种感情在你心里会放大,你会享受这种狂喜的感觉,这也是宗教隐喻形式出现的天堂。但是我理解有无数的天堂,因为每个心灵之前的操练程度不一样。同样一个贪恋金钱的人,在光体的生命状态中,他爱钱,可是发现钱在那个光体世界不存在,巨大的渴望和获得不了满足的这种矛盾就是焦虑,就是你的地狱,会有无数的地狱,因为每个人灵魂操练程度不一样。     

所以这个理论让我很惊讶,也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状态。从戒律开始,佛教有一个人生走向真理的基本阶段,叫戒定慧,戒律,禅定,然后才有智慧。戒律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汉民族的一个毛病,弘一法师被称为现代佛学史上持戒第一人,他对戒律要求非常严格。他开讲堂讲佛学的时候,是讲戒律学。佛教分三部分:经、律、论。经是佛陀在弟子们请求下说的,有些问题佛弟子不能通达,佛陀给他们讲解,后来记录下来了;律是佛陀制定的戒律,解释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东西;论是后来的佛学大师对之前的这些佛经有了一些新的体悟,写的论述文章。在西藏叫甘珠尔和丹珠尔,我们总称为大藏经。     

可是弘一法师当时开设戒律学的时候并没有人报名,恰恰是另一些法师,一开《心经》《金刚经》,从者如云。后来我跟西藏的修行者接触,他们说汉人好奇怪,都喜欢玄妙的、抒情的,一开始就想获得真理的果子,为什么汉族人不去学习因上的知识呢。他为什么这么讲?《心经》和《金刚经》是佛陀二转法轮之后的经典,佛陀第一次传佛法是对普罗大众最初的追随者讲的基本理论,慢慢这群人当中有智慧者出现,佛陀给这帮人又传了第二次佛法,就是大乘佛法,即二转法轮,这时候他才讲《心经》和《金刚经》,就像我们从大学进入博士班,他是给博士生讲的,已经有了前期的修行基础之后给他们讲的。我们现在谈《心经》,其实是以幼儿园的理解水平去理解博士的学问,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理解系统,但是这套理解系统肯定是错误的。所以到了三转法轮的时候,他传了现在所谓的藏密这一块。     

我因此很警惕,戒定慧一定要有戒律,这使我的生活变得有了规范,我不吐痰,我把垃圾分类--虽然我一出门发现垃圾箱根本不分类,我还是尽量把能被回收的垃圾放在垃圾箱旁边,让捡垃圾的人拿走。我在家里面,如果我和孩子们在客厅,我一定会把卧室的灯关掉。用水的时候一定下面放一个脸盆,够我用就行,不是打开水一直流。我去全世界都是一样,我走的时候会把旅馆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我去麦当劳会把吃完的垃圾倒在垃圾筒里面,我不希望有清洁工为我重复一种劳动。认识到戒律学的重要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功课、做禅定的质量非常好。我尤其比较警惕,我们都是世俗知识分子,我们太容易陷入到知识这套体系当中去,而佛教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知识障碍,警惕知识!如果你没有一种身体力行对这种真理进行践行,知识就特别容易障碍你的智慧。     

知识是很重要,但是知识过多或者信息过度臃肿,反而会障碍你的智慧。所以在佛教中已经提过这种警惕,警惕你的智障,从戒律到知识障碍,进行一种身体力行的践行,然后才可能得出一些慧,有了慧,你的思维会改变,你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中国人。我有很多次经验,我在全世界旅行,我去欧洲,他们老说我是日本人,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有一次我去尼泊尔,在北京机场过安检,那个安检员问:你是日本人?我说不,中国人。因为我经常旅行,我发现我们很多中国人,不是所有人,确实带着跟文明世界不相符合的习惯在这个世界上旅行。我们在旅馆里高谈阔论,有天晚上我睡到凌晨四点,居然被一堆男女进宾馆的大声喧哗吵醒,他们完全不顾及旁边有人睡觉。然后到处吐痰,北京在吐痰,全国在吐痰。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他来大陆旅行,第一个礼拜拉肚子,后来不敢吃任何饭馆的饭,就自己吃水果。到了北京,他说太可怕了,我觉得走在大栅栏那一直要躲痰。我在印度旅行,印度的食物你看着很脏,他们经常在路边用手做饼,我吃,一直没有拉肚子。我一到拉萨,进了一个装修很漂亮的杭州人的小笼包子店,我吃了下午就拉肚子,这时候我就会反思前面的问题,我是汉族人吗?我的思维习惯已经是一个藏族人的思维习惯,我不会仅仅把我从生到死这段时间看作生命,我会追溯我的前世、未来,我会给未来做准备,我会敬畏我的未来,害怕我的未来。     

我用西方人的生活状态,清洁、环保、去照顾别人,打车我会先跟司机说“您好”,走的时候说“谢谢您”。我现在慢慢学着用英文阅读,用另一套符号系统思考这个世界,引用戴老师敏感的全球化的感觉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没有一个真正的汉族人,我们就是世界公民。我们很多时候界定说中国怎么怎么样,我认为那是我们思维的假象,或者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偏见,或者是自卑感诞生的一种虚荣心。有好几次我在国外做演讲,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下面的中国留学生对我的谈吐很厌恶,我后来思考,他在西方,他的所谓行为和思维方式不被主流的那种价值观认可,他有一种自卑感,这个自卑感催生出文化民族主义,它不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可是它是文化民族主义,他觉得中国什么都好,你不能谈中国不好。所以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被别人界定了的那个思维认识当中,你是中国人,你必须维护什么,而忘了我们整个知识系统把我们的思维已经改造成一个非中国人,你不能确定你是哪个中国人,你需要用了人类各个文明武装你的行为,改造你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像爱因斯坦那样的选择:我是世界公民。所以我也想到阿伦特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她在写那篇文章之后,她最好的朋友在临死之前拒绝见她,那个朋友对她说,你不爱犹太人。他说,犹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爱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爱人,我爱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世界知识塑造出来的人。谢谢。

欧阳江河:我们的讨论出现了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有时候谈某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已经事先被规定好,有一种我们称为事先规定好的神学假定在起作用。比如柴春芽谈西藏问题,如果我来谈论西藏问题,我会觉得可能只有两到三个向度、场域,一个可能是心灵问题,西方人谈得厉害,把它作为没有受到现代性污染的最后一片心灵的净土,它的佛教,它的超历史,它的这种佛教的来世观,自我的那种非侵略性的东西。还有另一个西藏,可能又是政治意义上的西藏。还有就是最近有一个英国著作专门谈到,找到像中国这样的力量和这样一种政治现实,完成了现代性对西藏的转型,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历史功绩。他说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能完成这个吗,更不要说印度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赞同的。所以好多个西藏,就像我们现在说东西方,我很少直接说东西方的差异,因为有好多个东方,好多个西方。印度是一个东方吗?中国难道不是东方吗?所以东方有好多个。刚才柴春芽谈论佛教非常虔诚,把自我也带进去,而且是非常具有警惕性的,更多向善,向往智慧超越的,而且把人世的规定延伸到生命,延伸到梦中,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在谈论这些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预先规定好的神学假定在起作用,就这一套语汇,它没有办法跟我们另外三位谈的东西交叉,在语汇上、概念上都没有办法交叉。佛教的那套语汇和那套东西特别善,它真的是只要接触了佛教的人,每个都特别善,但是也有问题。

有段时间西川跟我讲起的,他在加拿大待了两次,每次半年,在维多利亚大学,一个加拿大的诗人兼教授请他去,每次去人变得又干净又苍白,他说那儿的人太好了,他们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太好了,这可能成了一个问题。我也是,我在德国待着的时候,有一次让我觉得特别真实,我们三十几个知识分子、艺术家待半年,我觉得太孤独了,也跟我的语言有关。有一次半夜两点钟我们去一个地方参加艺术节的活动,厨师都是国家级的高级厨师,突然有一个厨师过来对我乱骂,用德语,我听不懂。后来三十几个人上去要揍那个人。后来我就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那个厨师骂你是中国猪,黑鬼,你应该被杀掉,你早生30年希特勒就把你烧了。那次让我感觉我作为一个恶的对象被他骂,但是整个人跟我千差万别,每一个人有一个共同点:So nice。佛教徒们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太好了,这个好是一个规定,而且绝对是像预先录制好的录像带一样,随便怎么放,都是一个预先录制好的录像带。      

这个意义上的善我觉得可能就是活的智慧,因为他是在修炼的过程中得到的。修炼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太好了,它的问题就是它的太好了,真的是个问题,我们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就是一种什么语言,转基因语言,说着一种连虫都不吃的语言。我最近的写作也讲到了,甚至是一种转基因、转世的生命。拿一种连虫都不吃的语言,都不叮咬的转基因的玉米来叮咬我们当地的玉米,得到的是一个本地抽象,那是一个世界性的东西。所以反而西藏在这个意义上类似于我们讲到的环境变暖,环境保护太好了,太干净了,但是其实我们要发现,这个后面还有一种东西,有一种政治化话语、政治立场、政治秩序重新控制和分配的一个阴谋在里面起作用。因为西方的霸权,西方的殖民主义,西方财富的原始的积累已经尘埃落定了,他现在需要的是Nice,需要的是秩序的维护,需要的是心灵的修炼,这些绝对是很好的。中国人其实真的是有点烦,但是这个乱世和盛世并举,这个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没有宗教的。我原来有一个朋友,跟我很好的哥们儿,他现在是一个美国大学的知识分子,娶了外国老婆,他就讲,他没有办法对抗他的所谓的高智力产生出来的厌烦和多余,一身的武功在美国没用处,他现在就是信佛,跑到中国西藏,跑到印度。他最后感慨到,在这个世界上他真的想知道的谁不需要佛教。     

我也在想,今天我们讨论写作的问题,而不是讨论信仰问题,我们一谈到佛教和西藏就是在信仰的意义上谈论,但是我其实更愿意谈电影,很可惜我还没看。格非说他对善恶问题不感兴趣,他感兴趣是真实和虚妄,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非常好,这个问题跟我刚才的说法有一个交叉。比如他讲到善,《红楼梦》里面的贾政,善得不能再善了,按照官方意义上的善恶规定,他是一个善的化身,没有任何不符合儒教意义上的善,但是他的善是假的。这个善把他和真实的人生隔离开来,变成走到哪里就像玻璃一样罩在他身上,成了一个抽空了真空的空间,把他和世界隔离开来。所以,当这种善成为一个超历史的善,格非就认为这个“善”不光是平庸化,甚至是假的东西,把我们和真实的世界隔离开来。所以首先要引入真妄,是不是真的?真东西,然后在真的意义上我们再谈论善恶。这是格非在写作《金瓶梅》的思想笔记时,作为一个作家提炼出来的。

所有的这些nice是一个文明的表象,是文明的规定,那下面是孤独、隔绝、寂寞和表演。同时你再看到的那些,我不讲历史,说为什么他们这么nice,他们地广人稀,他们杀光了印第安人,他们占据了这块美丽的土地,他们把那个土地叫做“新大陆”。

今天中国人热衷于过感恩节,你知道感恩节最早是他们和印第安人一起感谢他们终于有了收获,但是他们回报收获就是把印第安人都杀光,你们看看美国学者写的美洲红种人灭绝的历史。所以我向来拒绝感恩节,这个是美国的国耻。我们不去讲这些历史,我们只说在文化本身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哪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从民主科学的旗帜开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伟大的文化遗产。过去十年我常常在第三世界国家旅行,我骄傲的是我去的是深山、丛林、边远的人群,不是城市中心,而是贫民窟,因为我在城市中心遇到的仍然是nice。但是我后来看到另外一种nice,我看到另外一种挣扎着活下去的人们的创造,他们必须拉着手必须互助,他们不能说我是个人,他们只能说我们是群体。你会看到印第安原住民的妇女,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她们光着身站在墨西哥城,她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她们不脱光了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倾听他们。那些男女老少蒙上脸,像恐怖分子一样,他们蒙上脸戴个滑雪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把脸遮上没人看他们。     

就是这样一个经验以后,我就发现,我真的开始理解我们中国真的非常伟大,我们非常特殊,因为在过去的100年之中我们勇敢地自我批判和否定。但是同时,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文化虚无主义,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对自己民族的自轻自贱,而对自己民族的自轻自贱很容易反转为自高自大,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描述出阿Q的东西。今天我们怎么继续这个伟大的传统,这种批判地、自我否认地、勇敢地、热情地去看到别人的好,去可以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反观自己,看到自己的丑,这是我到今天为止仍然认为是伟大的财富。但同时我们怎么能够真正认知我们自己?怎么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怎么能够真的去弄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伟大文明都彻底断裂了,那个曾经有的古埃及文明已经不在了。为什么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延续下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生命的力量?这里面除了文化的力量之外,还真的有一个伟大的东西。尽管我说出来的时候我有点脸红,这个伟大的东西叫中国人民。所以,我相信,历史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学习,所以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倾听无声处的声音,历史不是和伟大巨人的对话。可能我跟春芽的区别就在于我还是不自觉的儒文化的信奉者或者践行者,我还是相信未知生,安知死。我还是相信知其不能为而为之。而我觉得,我们今天太需要每个人为不可能的事情做一点什么,在警惕、拒绝侵犯性的、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同时,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上怎么做一个中国人。

戴锦华:还是从西方人的nice说起吧。这可能是我们同代中国人最早的海外经验,都非常相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真的是好喜欢,人们永远都对你讲好话,这跟中国人不同,然后你年轻有年轻的赞美,年老有年老的赞美,一切的一切和我成长的文化环境都那么不同,所有我渴望的东西都在那里能够得到。直到你去得多了,你熟悉了,然后时间久了,你就看到了所有的这些nice的构成,这些nice的另外一些东西是什么。说个特别简单的,我和一个美国女孩子一起走进校园,她给我讲情感遭遇,她失恋了。你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她失恋了。结果另外一个人跟她招呼,说你怎么样。她说,我感觉很不好。然后那个人就愣了,看了一会儿就非常突兀、野蛮地走掉了,因为他们的文化里只有“Find”,“谢谢”,没有“我不好”。后来这个姑娘跟我讲,她被朋友们批评了,你怎么跟戴老师那么好?她说,戴老师给我很多人生的建议。为什么她给你人生建议,她说,因为我跟戴老师讲了我失恋。然后所有人都说:你太不道德了,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这么糟糕的情感给别人讲?你应该找心理分析医生,他们是职业的,他们收钱。

所有的这些nice是一个文明的表象,是文明的规定,那下面是孤独、隔绝、寂寞和表演。同时你再看到的那些,我不讲历史,说为什么他们这么nice,他们地广人稀,他们杀光了印第安人,他们占据了这块美丽的土地,他们把那个土地叫做“新大陆”。

今天中国人热衷于过感恩节,你知道感恩节最早是他们和印第安人一起感谢他们终于有了收获,但是他们回报收获就是把印第安人都杀光,你们看看美国学者写的美洲红种人灭绝的历史。所以我向来拒绝感恩节,这个是美国的国耻。我们不去讲这些历史,我们只说在文化本身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哪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从民主科学的旗帜开始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伟大的文化遗产。过去十年我常常在第三世界国家旅行,我骄傲的是我去的是深山、丛林、边远的人群,不是城市中心,而是贫民窟,因为我在城市中心遇到的仍然是nice。但是我后来看到另外一种nice,我看到另外一种挣扎着活下去的人们的创造,他们必须拉着手必须互助,他们不能说我是个人,他们只能说我们是群体。你会看到印第安原住民的妇女,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她们光着身站在墨西哥城,她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她们不脱光了没有人看她们,没有人倾听他们。那些男女老少蒙上脸,像恐怖分子一样,他们蒙上脸戴个滑雪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把脸遮上没人看他们。     

就是这样一个经验以后,我就发现,我真的开始理解我们中国真的非常伟大,我们非常特殊,因为在过去的100年之中我们勇敢地自我批判和否定。但是同时,我们有一个巨大的文化虚无主义,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对自己民族的自轻自贱,而对自己民族的自轻自贱很容易反转为自高自大,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描述出阿Q的东西。今天我们怎么继续这个伟大的传统,这种批判地、自我否认地、勇敢地、热情地去看到别人的好,去可以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反观自己,看到自己的丑,这是我到今天为止仍然认为是伟大的财富。但同时我们怎么能够真正认知我们自己?怎么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怎么能够真的去弄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伟大文明都彻底断裂了,那个曾经有的古埃及文明已经不在了。为什么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延续下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生命的力量?这里面除了文化的力量之外,还真的有一个伟大的东西。尽管我说出来的时候我有点脸红,这个伟大的东西叫中国人民。所以,我相信,历史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学习,所以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倾听无声处的声音,历史不是和伟大巨人的对话。可能我跟春芽的区别就在于我还是不自觉的儒文化的信奉者或者践行者,我还是相信未知生,安知死。我还是相信知其不能为而为之。而我觉得,我们今天太需要每个人为不可能的事情做一点什么,在警惕、拒绝侵犯性的、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同时,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上怎么做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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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论坛介绍

文艺与新民——兼谈知识分子写作

主办方:凤凰网•读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时间: 2014年1月5日 9:00

首发新书:凤凰网读书文库《临渊》《盗火》《野渡》

【本场主题阐释】李长之先生曾说:“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以“文艺复兴”的命题,接着“启蒙精神”向前发展: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文艺复兴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展开和思想的探究。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口号的价值和意义的阐释,而是新的历史情势下的新的眼光和新的开拓。

本场嘉宾介绍

主持:欧阳江河

简介: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事物的眼泪》、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其写作理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较大的影响。2011年获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奖“。

柴春芽

简介:作家、导演、摄影师,被台湾《联合文学》誉为“中国青年大师”。先后任《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记者。

格非

简介: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与余华、苏童等人并列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先锋派作家之一。格非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戴锦华

简介: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女性文学研究。曾获北京市社科研究优秀奖。曾在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澳洲数十个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访问。著有论著10余部。

新书首发介绍

凤凰网读书文库

《临渊》《盗火》《野渡》

编者:严彬 马培杰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凤凰网读书年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包括了三场主题论坛,以及一场“凤凰网读书文库”《临渊》《盗火》《野渡》的新书首发式。该丛书由凤凰网读书频道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内容精选自“凤凰网读书会”四年来160场线下读书沙龙,汇聚了当代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名家,分别从历史、思想、文艺的角度阐释近代和当代中国,发出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强音。

在哪里可以购得此书
  • 亚马逊:《盗火》《临渊》《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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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东:《盗火》《临渊》《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