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期 2014.3.8

自由、独立、责任、判断——当代女性话语权

  • 1黄梅:波伏娃是影响我生存、奋斗、人格最深的一个形象
  • 2黄梅:现在我们更多追求的是观念的自由
  • 3黄梅:女性经济独立后得到的不仅是爱,还有尊重
  • 4贾建新:要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话语权
  • 5黄梅:我是想通过小说探讨人生

读书会NO.168:新时代女性的话语权

编者按:《结婚话语权》是黄梅女士所著的自传性小说,“这本小说不仅讲婚姻,更多的是讲人生”,“结婚话语权”原来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题目——原定书名则是更有冲击力也更能体现角色坚韧个性的“我以为你会死”。黄梅女士以“大我”的视角,谈了对女性的关注和对女权的理解:婚姻中,职场中,女性都不是也不该是被动听从丈夫,上级或者其他外力安排的软弱角色。女性应该追求的,不是被垂怜的爱,而是基于独立之上的尊重。女权运动追求的,也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权力,而是可以平等对话,自由表达的权利。

本期嘉宾:黄梅

本期主题图书:《结婚话语权》 光明日报出版社

以下为本期读书会文字实录: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雕刻时光参加凤凰网读书会,今天是一个小小的节日,很高兴在这个小小的节日里跟大家团聚,我原来预想过来的可能全都是女性朋友,没想到还有个别男士,非常欢迎,我们先掌声请出今天读书会的嘉宾黄梅女士,我想大家可能在来之前也已经看到了相关介绍,黄老师是著名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的高徒,留学德国后又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艺术教育博士。很多读者的报名邮件都表达了想来目睹我们这位成功女士的风采的意愿。我想其实在黄老师成功的背后也有很多艰辛,在13年前,黄老师曾患过晚期癌症,留下了60%度的终身残疾,患晚期癌症后,黄老师开始徒步行走莱茵河与黄河,已经行走800多公里了,现在这一切都是进行时。这次黄老师从德国回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话题:自由、独立、责任、判断--新时代女性的话语权。那么今天就跟随黄老师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题目,跟我们现场的读者有一个交流,一起来聊聊天。 

   

                         嘉宾黄梅在读书会现场

 黄梅:三年里的三个失败

 黄梅:大家下午好,首先今天是我们女性的节日,我很荣幸在我们的女性节日里,能够收到凤凰网读书会的邀请,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女性人生的经历,为当代女性话语权提供一些自己的思考,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轻松非常适合我们探讨的。刚才小马也讲到,《结婚话语权》这部书可能看似精彩,而后边有一些艰辛,她用的“艰辛”这个词,正好也触动了我的神经,今天我的报告可能也正是从它开始吧。

2013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一本小小的书,现在也展示在了大家的眼前--《结婚话语权》。这个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名字,这个书在写的时候非常想取的名字叫做《我以为你会死》,而且出版社也非常的看好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首先就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给枪毙了。

我对北京不是很熟悉,因为我在1989年就出国留学了,2004年底2005年底想重新回到中国来,把自己的办公室也开到国内来创业的时候,我发现我对北京非常陌生,对自己曾就读的北大周边的环境也非常陌生,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那条街了。2005年到2007年,我就在国际学院大厦学生楼底下开了3年的一间小小的文化公司的办公室,3年的时间里面,有3件很大的失败。

一个是因为我们做文化交流工作,我们昆明的一支少儿体操队伍在去参加芬兰的体操比赛的时候被拒签了,这个在我们协会(德国艺术与教育国际主席)是第一桩,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桩(拒签),虽然最后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馆获得了签证,但我们承担了很大的必须承担的经济损失。

第二个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2006年的时候,我做了一场比较大的音乐会,当时还小有轰动。因为我的梦想是在国外留学,我总是希望把在国外所体验到的艺术领域、文化领域的一些东西拿回来跟中国合作交流比较,每一场音乐会和画展,总想让它马上跟我们中国相应的一些乐队去合作或者一些相应的队伍去交流。我的书里可能也写到了我的一些爵士情结。我在德国跟很多的爵士乐队有来往,到中国之后也很希望跟中国的爵士文化方面有一些交流,或者做一场合作的音乐会。这时候,很偶然,有朋友就介绍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推爵士呢,我们要推中国的民歌,碰到了一个做中国民歌的人,非要跟我合作,我对这些idea都是比较激动,所以我们合作了,碰撞了一下,做了一个山歌与爵士的音乐会,中央电视台也播了。所有80块钱的最便宜的票全部被学生买光了,但是一些高档的票都没有卖,那场音乐会我们是做的血本无归。但是如今做了一个报道,我又把当年的照片翻出来看,我们当时演出这的照片上,德国的爵士公主和中国的山歌王子阿宝在合作演出。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说实话我并没有一种过大的心酸感。过去了,确实是留下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在这种文化交流碰撞的时候,阿宝在排练的时候,对他的感觉对他的交流,反而觉得这在我记忆中现在还是比较美好的东西。阿宝和我们的爵士公主当时合作了一首《小小少年》。因为我问阿宝能唱什么德国的歌曲,他说《小小少年》。德国的爵士公主不知道《小小少年》这首歌,但是她马上用中文学了几句,当时合作的时候大家都报以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也是当时我们合作的产品。

这张照片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对爵士感兴趣的,我们中国的爵士钢琴大王,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爵士钢琴手,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音乐现场,跟德国的现场合作。这个也是在经济上是一个很大的失败。2007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轰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示的一个策划--我们想把中国的吉利汽车以及中国的大型的彩妆带到德国最热闹的大街,当然这个策划也流产了。

 黄梅:我想把这个“我”扮成这个小说当中的角色

 黄梅:所以三年的时间,一个小小的梦,三大失败让我觉得很难承受,所以在2007年底的一天早上我还是想坚持把这个小办公室开下去,然后留住了最后一个工作的人员,学德语的,但是在我们约定工作的时候,那天因为最后一个工作人员两天没有来上班,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里进行了两天的思考,思考了我的人生。然后我想我到底是要什么,我仔细地感受自己。我觉得我作一个管理者,作一个很多项目的执行者可能不大合适,第三年带着孩子,孩子很小,非常累,又没有人来上班,所以我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好像突然做了一个决定。我当时就在电脑上搜,茫然地对着办公室,很多办公桌,几台电脑,确实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我那一瞬间就打开了电脑,因为平常也很少自己上电脑搜索。我就输了一下,有没有搬家公司或者搬运公司,问了第一家,他问我多大平米搬什么东西,我给他描述了一下,他说也不要很贵,可能就不到一千块钱。我说有没有纸盒,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他们把纸盒子什么的带来,我就让他当天下午就来。后来来了两三个男子汉。所有的家具我都没有要,就把几台电脑带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整个办公室空了,当时感觉这么快,3年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东西,在一瞬间就能空。然后我把这些拿到了我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室那边。

过了两天,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上班,他站在办公室的门口,办公室里已经关了,他问黄老师怎么回事。我说你看你约好的上班的时间两天,你根本就没来上班,也没有给我任何一个消息,然后在这个时间里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关闭在德国的公司,在中国开了办公室。在那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因为我觉得我多年的愿望是想把我在德国留学,大病,然后创业种种,单身母亲,很多的经历,很想写下来,这可能是我最愿意干的事情,而不是去开一个公司,然后可能自己的生存都得不到保证。所以从2007年底,我开始写这本书,名字为《结婚话语权》,写了整整6年才出版。所有写书的过程都必须是在我的业余时间,因为我还要养活我的孩子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写书只是说一个业余又业余的爱好。这本书曾经写到过32万字,在2008年底的时候。今天我们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可能同时也在,我也要感谢他们,其中第一次就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就想出这本书,但后来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周折,一直到2012年才签订合同。作为一个作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对国内的理解,因为出去留学十几年了,然后写这本书的时候不知道在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人出书就问,第一你是不是合作出书,你自己的出书费用,你这种书可能我们把你做得很漂亮,成为你自己很好的名片,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悖于我写书的初衷。我觉得我努力地去一点一滴,精雕细琢地把自己的情感写出来,但是我一定要写到那个水平--要得到出版社和社会的认可,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我就不要出。因为如果出版社不看好你这书,那么至少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个水平,不能打动读者。我说我来改,我来学,我一定要重新结构,所以这样的一本书也是从一个常规的自传的书籍,像大家一样写留学经验、求学经历、求职经历、升职结婚这样一个的书改变了。我想把这个“我”扮成这个小说当中的角色,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分析她,因为我发现只是写自己的话,很多东西挖掘不深,我写不下去,我只有把“我”剖开,把她换成是另一个人,然后我觉得自己更好的能够去剖析她分析她批评她,然后尽情地去写。

写了几年,在2011年底,当我三易其稿,重新把这个书发出去的时候,有好几家出版社来跟我约书。我觉得可能也说明这几年里面有了一个小小的进步,所以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坚决地要出这本书,克服很多困难把这本书出版了,2012年签了合同,3个月出书首先是新闻出版总署把这本书的名字给枪毙了,重新去申请书名,这个书的内容里面一个字都不需要改,但是最终给了一个答复就说改名,2013年底这本书终于面世了。

我也没想到这本书引发了很多反响。我翻了翻豆瓣,上面那么多我素不相识的人写了长篇的感受和评论,让我这个作者再一次落泪。我想这个书有太多已经读了或者即将读的读者,那么书一经出版就交给大家了,作者就没有很多的权利再去对他们说想表达什么。我觉得这要听读者的反响,赞同也好,感慨也好,赞扬也好批评也好骂也好都有,在豆瓣里面可以看,那么就交给他们,读者都有权利,不是说你这样感受的不对,我是想那样,我觉得是不对的,你写出去了就加给读者去评价,所以今天书里的内容或者是文笔我自己就不多说了,所有在座的读者才是真正的评委。

   

                      嘉宾黄梅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黄梅:波伏娃是影响我生存、奋斗、人格最深的一个形象

 黄梅:今天在我们三八节里面,带来了一个题目,就是“自由、独立、责任、判断--新时代女性的话语权”,想跟大家一起来走一走我们这个女性--当代女性--在追求自己自由独立的历史中所有的一些画面。在我这个年代的人,一提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应该还是算《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出生年份是1816年,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两百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是跟随着文学史,读了《简爱》,但是简·爱这个角色对我个人的生活是不是真得有直接的影响呢?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比较小。为什么简·爱没有对我有那么直接的影响呢,后来想起来我就觉得其中有个原因是毕竟那二百年前的故事,而且你看简·爱这个角色,她是一个家庭教师,那么她跟我们作为一个大学生肯定有所不同。首先是不同的国家,文化上有差异,其次就是可能在职业上的角色等等这方面的差异。简爱这里面提出了独立,她作为女性的独立,她的那番话,跟罗切斯特的话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也是我在我的书里面,有一段作为角色从中国到德国的留学时,她对着德国的男朋友来激情地朗诵简爱的这一段话:“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听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部分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的脚跟前,是平等的,我们是平等的。”因为简爱和罗切斯特的阶级地位不同,而她在追求一种平等。我觉得《简爱》更多的是对我们一个熏陶,而并不是一种生活中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对我来说,我觉得出国之后或者是在中国的时候,就比如这个,我在北大读书时,我觉得不仅是可能是女生,所有的男生也在读,我们在读波伏娃的传记,出国之后到了德国的时候,我觉得她是真正的影响了我生存奋斗人格各方面,是一个非常的现实的和最深的一个形象。到现在我还在读这个波伏娃的传记,直接地影响我们这代人真正的追求自由的一种信念。

波伏娃跟《简·爱》的作家所在的年代不一样,晚了一百年,她是1908年出生的。她自己19岁的时候发表了一项个人的独立宣言,宣称就说“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众所周知,波伏娃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子不过家庭生活不做家务,她把她的生命干嘛去了?全部写名士风流,难忘的电影这样的,最后获得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很早。

 黄梅:杜拉斯70岁享誉世界,而我今年50岁,还能写20年

 黄梅:下一个我要介绍的是杜拉斯,她也是一位影响我一生的作家,大家要细致的一看,他们在法国,因为我现在对国外了解的稍微多一点,前不久我刚刚从巴黎回来,还跟朋友聊了天,其实法国人的骨子里还是认为波伏娃和杜拉斯是不同层次的人,是不同影响的人。波伏娃是法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杜拉斯在她的晚年非常气愤,她的《情人》也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时候她非常气愤,她说“这个奖早在40年前就应该给我”,她很生气,而波伏娃是有这样的幸运,她是早在三四十年前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奖。当然她更影响世界和我们女性的书是《第二性》,这不仅表明了在文学上哲学上所达到的高度,而且在私人生活中,在人生人格的追求中,是独树一帜的,影响了社会,也成就了自我。而杜拉斯,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读过小说《情人》?我想这本书应该能够获得我们女性朋友的共鸣。在中国的时候我读了中篇小说《情人》,留学到德国的时候我记得《情人》也是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乃至全世界都轰动一时。我坐在德国的电影院里面看《情人》,看杜拉斯和梁家辉主演的《情人》的时候,那是非常沉浸在那种故事之中,以至于我记得前几年我刚刚回到北京,就开公司那几年,在海淀剧院有一天下午4、5点钟的时候,我办事情路过这个剧院,然后忽然的看到一个大的电影广告,那个电影好像叫《巴黎宝贝》,它的女主角就是《情人》的女主角,我一下子就冲进去,其实那个时间很少有时间看电影,一下子冲进去看这个电影。

杜拉斯的一生也是非常的精彩,而且是非常我崇敬的也是欣赏的女人的一生。可能大家有人读她的传记,她就是《情人》写作的时候她真正的获得世界声誉的时候,她70岁了,所以我经常把她当座右铭,我今年是要50岁了,我就给自己说,我说我要努力写作,我还能写20年,我就想,就是这种对我的影响,那儿她的小说可能大家,有时候跟女性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人》的第一段,那一段也是非常动人的,我们共同来体验一下,再感受一遍,在我们节日。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别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时候的你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孔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我想我正好挑选了这两张照片,一张是漂亮的,一张是她中年的时候,非常的勤奋的穿着的时候,觉得确实是一种漂亮一种美,我们可以自己去感受。《情人》是画面和情节都非常动人的电影,让你也是会看几遍或者若干年之后再看一遍还能看下去,现在有很多电影,今天到场的我的一位朋友是电影专家,坐在前排,他刚才从柏林电影节回来,我说实在的,现在有时候为了放松自己也进电影院,但是觉得很多都是电影垃圾。

 黄梅:丁玲的“敢”,值得我们追从

 黄梅:跟大家走过这些对大家可能都有影响的对于女性的时候,我只在说西方的女性,好像中国的女性我都没有提到,其实也不是。今天我可能没有时间探讨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题目,但我得承认,就是我们80年代的人,就是崇洋媚外一点。我们的教育中,我现在在反省自己,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疯狂地在读西方的文学史西方艺术史西方那些史,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中国文化的这种熏陶和积淀。所以我回来之后也在补我们中国文学家的课,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学家大概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经常去读的一些经典文学名著的一些女作家们,像冰心、萧红、张爱玲这些人等等。那么也有时候我会再搜一些中国这半个世纪最著名的十大的女文学家,当然这些年张爱玲被电影被这些炒的很多;萧红也有人说她是第一才女;冰心是儿童作家,孩子们对她熟悉一点,所以说的相对少一点;林徽因是美女,不断地在炒,不断地在说。其中有一个人我倒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中国的女作家丁玲,这些年我在读她的传记。中国的这些女作家,她们在将近几乎是一百年前,大家看她们所谓的冲破社会习俗,就是反封建、争自由,她们所达到的高度,让我现在还很震撼。你看丁玲的生活,她也给我很多勇气。她的故事,她一生坦白的爱情。她一生中的男人,大家听一听,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鲁迅、毛泽东、周扬、沈从文、彭德怀,一直到她最后的小丈夫陈明,她给我们女人她走过的是她自己非常勇敢的一生。

大家也知道像胡也频,她敢于爱,后来也非常坦率的说自己,后来胡也频大家知道他遭国内外的杀害,她后来自己逃出来,也纪念胡也频也怀念雪峰,因为她真正的爱上,觉得是爱上了这个冯雪峰,但是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被打成反党集团。

然后她也毫不隐讳地说,不管毛泽东怎么样看我对我,我对他一往情深。这种感情,不见得是男人和女人的感情,而是对他的忠贞,不顾一切的追从,这个追随甚至毁了她的文学生命。为什么我们现在都不怎么读丁玲,很多人都讲为什么,那是因为没有那么深的讨论文学。刚刚解放的时候,她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人,所以那个时候她地位非常高,但是现在,说老实话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也许连它的名字都说不正确,但是她早年成名的那些书,像《苏菲女士的日记》,像《我在霞村的日子里》,尽管我已经在西方那么多年,我不断地读西方文学作家的作品,但是我现在静心地读,能读到她能表现的才华,她刻画人物的性格,她的坦率,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心都很难像她那样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扉。她在她自己个人的生活上也是值得我去追从,她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然后不能说是她“嫁给”了,我觉得甚至是事实上是她“娶”了一个比她或者说她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丈夫--陈明。那个时候在整个延安,你们知道丁玲她的男子气,把大衣一甩,然后和这个小丈夫,只有她用她的心追逐这个爱情,陪伴了她走过了大半生,是爱情让她在文革中坚持了下来。最后很可惜,改革开放没有多少年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我有时候会比较,我喜欢的这些或者影响我的这些女作家们,正好丁玲她是1914年出生的,她跟杜拉斯两个人,她们两个人正好都活了八十二三岁,然后丁玲是1886年去世了,杜拉斯是因为我最喜欢的一个,也是影响我的女作家,她是1996年,她们两个都是出生相差十年,然后去世也正好是相差十年,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感觉到痛惜的就是说她们同样也是中国的女作家,她在个人的生活上跟西方女作家相比毫不逊色,她们勇敢她们开放,她们追求自己,但是可惜的是,我们要是用世界来评价的时候,她们留给世界的作品,丁玲在解放之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本书大家都要把它给评价为现在是社会主义积极主义的一本书了,文学价值很低了,之后居然完完整整的一本书都没有拿出来,全部淹没在政治斗争中,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所以因为我出国了,我觉得太遗憾了,就是中国的这些女作家们。

 

 

                    嘉宾黄梅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黄梅:现在我们更多追求的是观念的自由

 黄梅:我们这个女性追求的这个自由的道路上,讲到现在也是讲上半个世纪的事情,因为她们已经定型了,在文学史上或者历史上定型就是一锤定音了。那我们当代的女性怎么样追求我们的当代的这种自由呢?尤其是面对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这么多年轻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来分享我们一下,我比较喜欢看的一个广告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看过徐静蕾的《N自由》,我推荐给大家,非常经典的一个广告片,徐静蕾可能大家都知道,“N自由”洗发水现在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但是因为我比较注重可能广告艺术这一类的电影,所以徐静蕾为“N自由”拍的洗发水的广告片,很经典,我推荐大家去看。

这个广告片当时也获得了全国广告比赛的一个大奖,总共讲了5个故事。一个就是说电话亭里的故事,在这个广告片里面就是徐静蕾面对要离她而去的男友,对、男友狠狠地甩了一句话:“等我吧,等吧。”在电话亭,下着大雨,等晴天白天,白天黑夜,一直在等,等到男友回来了,深情地对她说我爱你,然后徐静蕾就说我也爱你,再见,潇洒的一甩头她就离去了。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办公室的故事,然后徐静蕾非常纠结地看着她的老板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张合影,因为老板已经结婚了,她默默地爱了很多年,终于有一天听说老板要和他的妻子离婚了,然后老板跟她说下班后我能跟你谈谈吗,徐静蕾掏出了一封辞职信,然后潇洒的一甩头。然后她自己沉默,她觉得自己只是可能是爱着那份我暗恋他的感觉,更追寻的是这种感觉。

第三个故事是她在酒吧里面,酒吧里的歌手非常受女性的青睐,长发歌手,弹着吉他,可是无数的女人在看着这个歌手,而歌手只是朝她走来,对她说你知道吗,你很特别,我想那个歌手因为那么多的女人在看他,歌手志在必得。然后徐静蕾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我不喜欢长发男生,潇洒的一甩头。

第四个故事是徐静蕾做主持人,然后节目马上要开播了,就跟男友打电话,男友跟他吹了,她非常痛苦,放下电话说那就这样吧要工作了,然后她开始整了整衣服,沉静下来,正式开播,然后她就说这两三天有一股冷空气要袭击我们这个城市,暴雨要下两三天,突然他话锋一转,说我相信雨水将会洗净这个空气,我的明天将会变得更好,,然后那边在那边男友拿着电话傻了,看着电视,然后徐静蕾又潇洒地一甩头。

“N自由”这个洗发水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个广告片很精彩,很经典,我比较喜欢它,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当代女性追求自由。他整个的广告都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让我做主。不一定是你爱我我就一定要爱你,不一定是你不爱我我就不能爱你,有一点错杂的感觉。这是我们当代的整个的追求,就是追求自由人生,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过去我们说“奴隶”,说“黑人”没有人身自由,我们现在的社会变了,我们的当代社会面临的是更多没有自由的人,也是我们女性自身或者坐在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咖啡厅里的人,我们并没有人身自由的问题,但是呢,很多追求观念自由的诉求。这是另外一个高层次的追求,我们人生的自由,这个我觉得男女是平等的。就是说自由是应该人生所赋予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么一个最基本追求自由也是最高境界,我认为是有前提的,它不会从天而降,所以我第二个题目就觉得是第二点就觉得自由的基础其实是独立。

 黄梅:女性经济独立后得到的不仅是爱,还有尊重

 黄梅: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那么独立我觉得这又分经济独立和观念独立两方面,经济独立众所周知,我就不用多讲了。我想现在是不是社会变了,经济独立对女性也很容易了,是不是这样,我也去看了一下资料,我发现最新的调查显示,城市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跟男性相比任然比较低,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思想在城市里也仍然有很大的比重,重要的事是由男人决定独立决策的比例要超过妻子独立决策的比例。女性独立经济的力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经济地位。调查结果也表明,如果女性有一定的收入,她也会使家庭更加和谐,很多的家庭在有矛盾争吵的时候也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争吵,而且在有些家庭里面如果妻子没有收入,那么这种丈夫对妻子有暴力的行为还是经常发生的,那么这个经济独立是一方面,今天我想更多的想就是说,如果仅仅是经济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和观念的独立,仍然是不够的,这个让我回想起我在德国经历过的一个故事。

我的一对朋友的朋友,叫托马斯和克里斯汀娜,他们这一对德国人,是我朋友的朋友。我对他们直接的接触不多,但是通过我这个朋友一直听到一些他们两个的故事,我们也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托马斯当我这个朋友的伴郎,我是当我这个朋友的伴娘。我的朋友是个中国人,嫁了一个德国人,我就认识托马斯。他们两个都是学医的,认识他们的时候托马斯已经是医生了,他有自己的一个诊所,大家知道在德国有诊所的医生的收入在西方社会是相当的不错了,可克里斯汀娜还在念书。他们两个都非常美,就是西方的一对璧人的感觉。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关注他们,但是听到他们的故事,包括我们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托马斯他就对克里斯汀娜说,你知道吗,都是我在养活你,房租也是我付的,我看到克里斯汀娜的脸色非常不好,非常狼狈,后来我才问我那个朋友,我说怎么托马斯是这样,他这样对克里斯汀娜,克里斯汀娜怎么受的了。那朋友跟我说他们好了很多年,托马斯对克里斯汀娜也是不错的,也很相爱。但他就是发脾气的时候就这样说。当然托马斯住很豪华的公寓,克里斯汀娜是学生,住很廉价的学生公寓,克里斯汀娜就一般跟托马斯住在一起的,很多年的过程中,他们相爱一直没有结婚,克里斯汀娜搬出去好几次,说她实在受不了托马斯的时候就宁愿搬回自己的很廉价的学生公寓。这样尽力过若干年之后,终于克里斯汀娜把自己的学业做完了,因为在德国做医生很难的,现在中国可能也差不多,必须要考试,拿到医生执照。然后克莉丝提娜就成了托马斯诊所的工作人员,也是医生,再过了若干年又听到了惊人的故事,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医生太老了,他不继续工作了,他跟克里斯汀娜的关系挺好的,他就把他自己的诊所给了克里斯汀娜。再过了若干年,克莉丝提娜那个诊所的业务就比托马斯那个诊所的业务还要好了。他们也终于结婚了,就说现在托马斯像变了一个人,对克里斯汀娜非常呵护有佳,我想他们也是走过了他们爱情中的磕磕绊绊或者很多的问题,最后还是走在了一起,因为他们还是很相爱。但其中我也注意到,女性就能感受到,我觉得就是,克莉丝提娜后来的独立自立,为她自己赢得爱情,奠定了一个非常的很好的基石。她这种爱情是最后不仅是爱,还是尊重,这种我比较欣赏的爱情。我是感受到,可能作为女性我感受的还是,这种西方女性还有一点,她不是那么小女生气,她转身走了,但是她爱着这个男人,她又回来,而且她自己还在努力,还在奋斗,他们会比较磨合,就是磨合很多年,现在真的觉得要拆开他们是拆不开的,没有孩子,就是完全是他们两个的爱,他们两个的事业,他们两个的生活,他们两个的享受,我想这是对我们也。

我认为独立,不仅需要是经济的独立,而且还要一个观念的独立,有了你独立的经济独立的基础,觉得我们女性也能够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泛泛的说我觉得像对孩子的责任对自己父母的责任,包括也对自己生活伴侣的责任,对自己事业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我想我们女性也都能够承担。

 

   

              嘉宾黄梅(左)与嘉贾建新(右)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黄梅:我要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尽一点社会责任

 黄梅:讲到出这本书。其实这些年--六年--在这六年里面有很多别的书,2008年我把这本书写完了,写了三十二万字,2009年全年我没有写一个字,因为在2008年底德国歌德学院的院长老阿克曼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让我做“中德同行”。这是到现在为止德国在中国做过的一个最大的经济文化项目,他请我做所有文化项目的主任,所以我2009年疯狂地在工作,自己的小说完全停下来了。

2011年的时候,我就又出版了另外一本,翻译了《展览实践手册》,二十万字。现在这本书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其实都是看到这种工作的意义吧,因为那么多人看,有很多很多的评论,说这本书非常实用,觉得可能除了德国人跟日本人做这种细致的工作,不可能有人再做什么什么的,虽然提到说译者付出了这些劳动,一个字都没有,但是我读到那些图文的时候还是感觉非常欣慰,而且坚持做这个工作,我这本书已经翻了,而且另外一个四十万字的书也即将出版了。我的导师李泽厚先生也跟我说,他说你都什么年纪了还给他们翻书,别做这样的事,没必要也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判断,因为我觉得我的导师可能不用去翻译书了,可但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很重要,翻译的是我自己热爱的专业的书籍,这个专业的书籍,说实在的,如果我不去翻,我会很担心别人翻不好。而且我也觉得自己还需要学习。导师的教导我,其实是很真诚的,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听他的,我还在坚持做,觉得我能做多少是多少,而且这种书说实在的,他不能挣钱,我必须得靠挣另外的钱来做这样的工作,但另外一点,如果你能够在别的地方挣到足够的钱生活,就能够去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喜欢的事,包括我自己的小说或者译著。

这张照片是三年前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决定带我的儿子去敬老院给那些老人们拜年,我问他和他表哥,愿不愿意把你们的压岁钱给花完,或者还接着钱捐赠出去一部分。我想这是对社会的责任,我不一定能做很多,但是我有一点点的力,我愿意去做那我就做。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或者我不是必须的做到有多大,但是能做一桩是一桩,他们两个人把他们的钱全捐献给敬老院的院长,敬老院的院长很高兴,他说那好,你们表达你们的愿望,你们想这个钱用来做什么,孩子站起来就说愿意给这些爷爷奶奶买一些更多的棋牌,给他们买更多的羽毛球乒乓球健身器材。把这个照片找出来至今很感慨,因为儿子现在长到一米八了,那张照片中的儿子真小,做母亲的,这种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黄梅:很多人为我们提供一面一面的镜子,由你决定要做谁

 黄梅:如果你自己经济独立的时候,在孝敬自己的父母上也是你爱做什么做什么。我父亲这张照片上我父亲今年80岁,我母亲是76,他们都去过西欧几次,因为觉得他们年龄也大了,所以去年的时候也下了一个决心,他们也很开心,因为回国来当时是满怀热情的过春节,但是过了几个春节觉得就是吃喝,然后去年的时候就跟我父母说,以后每一年的春节我带你们去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这是2013年的春节,我就跟父母去去了越南和柬埔寨。我说那一个瞬间是这样跟我父母拍照的吗,因为三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三个人合影的时候,叫别人拍,就是那么一个瞬间,非常甜蜜的非常跟父母手拉手这样的瞬间。在此时此刻,一下子想起来跟父母在一起,今年过春节我们有去云南,西双版纳还有大理、丽江,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这种对社会家庭孩子的责任也可以作为女性也毫不犹豫的去承担。

至于说“判断”,我们的这个社会,尤其是物质比较发达的社会,诱惑太多了,你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一生。你是去嫁一个大款或者是每天美容。我也偶尔去美容,现在就是说可能小姐向我推销这些产品的时候,就会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会思考,我觉得我们男女是平等的,那么我们也不会说男性跟女性智商还低还是怎么样,还不勤奋,我觉得我们平等,男性可能不比我们女性高,也是跟我们女性一样的,我们如果女性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到说你去美容或者无数的在穿衣打扮社交这些方面,那么你失去的是什么呢,那个时间永远是那么多,智商经历永远是那么多,我会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个社会你必须去判断,为你的生活做一个选择。社会有很多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一面一面的镜子,你是要做谁,这个都可以为自己决定。

这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然我在德国待了很多年,是有很多感触,比如说我们知道德国现在的总理默克尔,而且她在德国的呼声很高,是一个很好很称职的总理。我觉得在德国不仅是有一位女总理(韩国也有一位女总理,泰国也有一位女总理),德国的议会还不一样,德国的女性占了30%,就是说许多部长级的都是女性。我比较欣赏的特别是德国现在的国防部女部长,大家在照片上看到她有六个孩子,其实真正的是有七个孩子,是七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她现在是呼声最高的一位总理候选人。默克尔结束任期的时候会让她做总理,是因为她已经是三任的部长,在三任的内阁里边,第一次家庭部长,第二次劳工与经济部长,然后现在她被选为国防部长,大概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性国防部长。而且她拥有很多的学位,我也是很佩服她,她能够读医学博士,然后又读硕士,又去美国生活,生了七个孩子。在国外的时候我会觉得中国的女性有我们自己的优势,但是也会不断的感觉到西方女性的力量,有时候我会去更直接的感受。她做国防部长来说也是身体力行,在全是男性的社会里边的一位女性。

   

                 嘉宾贾建新(右)与夫人

 黄梅:年纪大一点的美是皱纹里的生活积淀

 黄梅:现在这一张照片作为我前面的抛砖引玉的最后,讲座的这张照片大家看到他的时候有马上有什么感受吗?有没有哪位听着,先请你们讲讲。

 读者:阳光。

 读者:自信。

 读者:特别有气质和女性的知性美。

 黄梅:大家跟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拿她作为我这个讲座的结束,这正是一个女人,她可能还是一个美女,她确实是她年轻的时候是漂亮,但是在这张很多的皱纹。我佩服她,她是1958年出生,我是64年出生的,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她的皱纹有她生活的积累,她的付出,她的积淀。如果她说她是年轻的时候漂亮,我觉得她现在这个样子确实是一种美。我也祝愿大家在自己生活的道路上,是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我们能够一步步从年轻时候的漂亮走向年纪大一点时候的美,谢谢大家。

 贾建新:要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话语权

 主持人:今天有幸跟大家在三八节坐在一起,正好有幸得到两位男性朋友的支持,前面这一位先请原中国驻奥地利文化参赞,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贾建新参赞来讲讲,今天非常感谢贾参赞和夫人抽空在这样的时候支持我们女性,来到我们的报告会的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在国外体验到的女性一些特殊的地方?

贾建新:首先向在座的各位女同胞表示衷心的祝贺,刚才讲的都很好,都很感动,因为这本书我没看,但听她说了以后,觉得我对这本书有点动心,黄梅也说了,说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是不是请这些听众先提提问题呢,还是讲。

黄梅:先讲一点点。

贾建新:因为黄梅刚才介绍的情况,今天特别是在三八妇女节讲“女性的话语权”,因为黄梅提出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没想到,因为这个书里面讲的很多自己的事,可能就是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奥地利的首都是维也纳是个非常著名的音乐之都,那个城市有著名的音乐三杰: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那个城市充满了音乐的天赋和音符,那里的孩子通常从小就开始学一些乐器,长大了以后可以说是人人都会,这就是造成了在维也纳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音乐工作者,在里面有男的有女的,男性通常工作非常好找,女性就比较困难,尽管天赋很好,乐器也非常棒,但是毕竟那个地方是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因此不好找工作。

我正好是2001年到奥地利去,就遇到一件事。因为当时有一个乐团成立了,他们成立了以后就想到处去演出,我们使馆跟他有联系,因为其中一个大提琴手是中国音乐学院过去留学的,还有一个指挥,是女的,台湾人。这些人成立了乐团以后就很难到外面进行一些商业性演出,但是因为大家要吃饭,必须要卖票。那时候还记得2005年、2004年,当时在中国正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我们就是想办法,通过我们国内的有关部门来请这个乐团到中国演出。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奥地利最著名的乐团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可以说这个乐团在2007年,2008年以前是男性的社会,没有一个女性乐手在那里演出,如果这个大门打不开,所有在维也纳的女性乐手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2005年的邀请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他们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去奋斗。

怎么奋斗呢,到后来我们也是听到一些消息,很有意思,他们在奥地利社会把自己扮成一个弱者,因为弱者是受到大家的同情的,受到大家的关注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一到维也纳爱乐团到国外去演出,他们采取了自己的一些方式。你到美国去演出,动员美国的妇女组织,堵着门不让维也纳乐团能够进去演出,很厉害;到柏林演出,柏林的妇女组织也一样围追堵截。我们和维也纳大剧院还是有接触,老去大剧院演出,没人去看没人去听,我们自己去,我们进行资助。我们问他,说为什么没有聘请女性的乐团在你们这演出,他说我们要到各地演出,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去进行一些唱片的灌制,另外我们所有的乐团的成员都在音乐学院担任教授,所以我们这个业务非常繁重,所以不能要女的,担心之后因为恋爱了影响情绪,失恋了影响情绪,过两天怀孕了也不能排练,生孩子要休息,她们休息不能运营了,这个乐团必须给她发完整的工资,还有社会保障,非常的厉害。所以说乐团是有一定社会影响,我们认识这些奥地利的音乐家,除了自己自由独立以外,就是奋斗,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话语权,就是刚才黄梅讲的“话语权”,维也纳乐团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各个方面最大压力,如果你的乐团继续不聘请女性乐手,你的艺术家在你那演出的话,你金色大厅1月1号的新年音乐会世界上有好多电视台不转播,我们现在将来有一百多家,包括我们中央电视台CCTV,都在转播。这个压力增大了,他就没有办法,本来是我想印象中大概是2006年、2007年第一位女性出现在维也纳爱乐乐团里面,干什么呢?在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竖琴,并且当时还专门给了那个竖琴手镜头,意思是,看,我们有女性乐手了,你不能说我不平等的。但是一时还很难从心底接受女乐手,因此这些女士们还在继续奋斗。

最近我看维也纳爱乐团1月1号的电视转播,有许多女乐手在乐团里面演奏。这个情况通过她们的努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维也纳爱乐团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交响乐团的第一块牌子,这个门打开以后好多女性也可以进入到奥地利的四大乐团工作。我们中国的一个叫蒋玉舒的四川姑娘,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以后,现在也考大学,上次我碰见她很高兴,然后我说你这个日子过子挺潇洒,她说我是借了别人的光,你看我们这些大姐姐,通过奋斗,这些女性音乐家终于在维也纳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我们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的地位。通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讲,除了要有独立、自由、责任以外,还要有奋斗,这样、才能最后取得自己的话语权,谢谢大家。

 一凡:女性导演有更强的优势

 主持人:非常感谢贾建新参赞,待会儿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有提问的,想向你多了解一点其他。现在请一凡讲一点,,一凡是我一个朋友因为他刚刚从柏林的电影节回来,对电影挺感兴趣,我说你这次来支持我们,跟我们讲讲电影节的女性,为什么现在的大牌导演都当制片了,还是女性极少,有名的导演比如斯皮尔伯格之类,全是男性。当时他给我讲了一些成功的女性电影节男女怎么样去合作,你给我们讲一下。

赖一凡:非常开心和荣幸今天接到黄梅老师的邀请,其实我想讲讲刚刚说到的“女性现在在电影圈的现状。我是做电影制片的,我们也在一直推动一些新的导演跟(大牌)导演的一些合作,就是在做电影的这块。在电影圈里她是一个女性导演现在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当下的是很多,就在现在这个阶段是很多女性导演涌现出来,但是她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她是一个跟男性导演还是慢慢都会很平等,就因为机会也是很多。

而且尽管有一些导演大家都做的不错,在文艺片,或者是商业电影方面,有些从作家转到导演这也会有,像尹丽川,像权聆。就在2013年的时候柏林电影节有两个导演入围了,就是两个,一个是演员转导演的,而一个是作家转导演的,自己的小说她把它改成电影。

其实我一直在做一些这样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会有一些女性导演那时候做像有人转的,也会有这样的,在女性导演当中其实现在”冒出来“的一些导演,她们也是有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可能会昙花一现,但是没有那个持续性,可能是一直来她没有那个的,就是镜头会慢慢的好,其中标志性的一个导演就可能是许鞍华,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也很喜欢她的作品,她对商业与艺术的结合的处理也很好。

 但是有些导演是因为在商业方面,刚出道而可能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但是机会会慢慢增多,像许鞍华,她有一个持续性,因为许鞍华的作品虽然是比较文艺,但是大都跟商业结合得很好,包括在国际上的一些销售。近期她会有部新作品是《黄金时代》,是箫红那个作品的那本,我跟她平常有一些交流,因为谈到了很多,她坚持也是很多很多年,完了包括她自己的生活,她也是没有结婚,大家都知道。

但是她也是在争取自己的就像刚刚谈到的自由独立平等,她在很多作品里面也是很有力量地去表现出这样的东西,我讲到权聆是作家,她的《陌生》讲的也是家庭之间关于那种女人地位的东西,家庭关系的东西。尹丽川也是作家,她也有做过这样的东西,就是前几部作品里边也会呈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机会点会越来越多,包括现在的文学,文学著作和电影的联系也会越来越紧密,所以有很多的片子,很多的这些书籍他们会翻拍成电影,他都会借鉴一些这样,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一些经验,可能中国现在还是刚刚有了一个机会点,就当下它是一个机会点,就慢慢会好,现在看这样子的情况是越来越好。

在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像女性导演的合作,近期都会有两个这样的导演,一个是已经拍过(作品,但是独导演她不是,她就是电影学院毕业,现在在拍了自己的大银幕处女作,她都会受到国际范围内的关注。我们都是把它推出去到国际上,就是去一些电影节,让外界也看得到,包括现在他们也不是说国外看到的这些东西它也不是那种陈旧的思想,她觉得就是当下的东西,我们做当下的东西也是很现实地去呈现这样的东西,她不是说拿这个东西来放大的,国外是越来越关注,而且大家也会对这个越来越了解,对于我一直在做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交流和影展的这些东西,我慢慢认识到在女性方面导演方面她其实是一个优势,她跟男性导演比她可能是更强的优势,我的感觉是更强的优势。

因为她一直没有很多这样的出来,有一个关注点,国外的影展她也是会有一个定位,原来男性导演可能是竞争会越来越厉害,他们的作品会多元化了,现在女性导演少,她们可能是更好的机会点,他们会觉得这女性导演拍这样的,因此我感觉女性导演相比有优势。

可能我思维比较跳跃,之前也没准备,所以就谈这个,就是跟中国的这些女性的导演,就是在电影领域,现在的一个情况和以后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家。

 黄梅:我想通过小说来探讨人生

 读者:我想问黄老师,因为之前三年基本上记得所有的报告都是比较科学的,今天是我记得第一个关于类似于文学的一个报告。因为我这三年也不在国内,所以综合了信息之后,国内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受我的朋友影响,也被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所以我来到这里,基本上是对你的书和对你的人完全是一个空白的,没有任何的了解,但是通过你的介绍和你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还是对你的生活,对你介绍的这些女性,被她们吸引了很多,所以我想提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刚才说你在书里提到你是一个单身妈妈,我想问一下你在德国生活的时候,你有一段时间在痛苦生活的时候,作为一个单身妈妈,你没有受到社会,就是这个说社会对你单身妈妈的看法,会受到什么困难?

黄梅:应该听懂了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幸运,你在德国,作为单身母亲,不会有任何的社会压力,但也不能说是社会特别支持。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和谐的人生,我们绝对不是,我也不希望社会说我自己是排斥婚姻之类。波伏娃曾今说到过这是她一个个人的选择,后来也提到了就是像现在德国的国防部女部长她有七个孩子,她有很和谐的家庭,这也都非常的好--社会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在德国就是作为单身母亲,没有任何社会的歧视,或者你不方便的地方,国家是一视同仁的。

而且德国以前的法律是比较偏支持女性的。比如说德国如果你是未婚生的孩子,孩子就是跟母亲。这一点现在德国的男性,不平等的时候他又提出来了,为什么我们男性就很容易丧失对孩子的拥有权和抚养权,我们男性有能力,如果女性她不够的话,那么我们男性也想夺回抚养权。我觉得在这个男女平等的道路上永远是可以这个社会要来调节,要来讨论的,那么就是说然后你在德国的法律也会有规定。如果是单身母亲的话,会对一些企业提出要求,不可以把一个单身母亲轻易辞职,会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在德国我其实个人还推崇自己带孩子。我自己虽然是单身母亲,在单独带孩子的那段时间,其实我是回来感受到现在中国很多的母亲,尤其是有一些工作繁重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母亲,她们就不准备自己带孩子了。大家所知道的《爸爸里去哪儿》这么有名的节目,我那天偶然看到了一条消息,某个明星他们一家就带着他们的小女儿回京,然后说这个女儿有张很卖萌很可爱的那种躲在保姆的照片,躲在保姆的身后,牵着保姆的手,非常自然,反而她跟自己的母亲不怎么自然,她因为根本不去亲近她的母亲,可能因为日常生活中都是保姆在带。

像我看到这样消息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感触,因为在德国社会是比较推崇,或者我就认为自己的孩子要自己带。其实虽然我是单身母亲,但是我在我能的情况下,有好几个年的时间在德国,我是每天早上晚上我亲自都是我来送。我觉得这是自己的孩子,可以自己带,当然这会牵涉到跟你生活,跟你工作的矛盾可能有很多需要你调节的地方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所以我就每天我可以亲自带孩子。我能理解别的职业女性,如果她必须每天7点半或者8点上班,她很早就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或者她只能在那个点下班,她又来接自己的孩子,很多女性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女性作为母亲带自己抚养自己孩子的首要任务觉得也是义不容辞的。

读者:谢谢。黄老师您好,我在听您讲座的过程中有两个想法。您说到自己开始写这本书经历了好多年的时间,一到后来自己开始定题目还是《我以为你会死》,然后一直到出版社,包括要改名字的《结婚话语权》,。那这期间你从最开始写书的目的,到最后,您经过了这个心理上还有对书的内容本身有什么变化,尤其是在后来您用一年的时间改这个题目,就是它跟开始的变化,我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您先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黄梅:你的这个问题谈点我能谈的吧,变化是有的,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跳出”小我“写”大我“,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把这写成小说,就是想回来看,我也有看,稀里哗啦也看,把宋丹丹的《幸福深处》我曾经在去德国的飞机上读。我有一段时间老在经常机场买书,因为我平常没有时间买书或者看书,我一到机场,机场的书当然不打折,但是我觉得我拿着一本书,我在飞机上有时间读,还有一个我在飞机上正好没事干,我就拿进去,《幸福深处》,像鲁豫的传记,这都是我在机场买的,然后就在那里读,像这种女性写自己,就是这种路子的,你的学历,在北大求学,考上了北大,然后又出国留学,遇到白马王子,然后求职,这样写下来,那这样写下来不是说让出版社出来买,这个故事非常感人,你的文笔也不错,但是可惜你不是名人,你这个书就很难出版。

但是这也是各方面的原因促进我,并且通过一些进一步的阅读,对我自己的像名人一样的写流水性的传记是不满足的。所以我就觉得要打破原来的这种普通传记的格局来构造人物,然后把这个人物,虽然这个人物有很重的我个人的这个痕迹,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小说里能够把这个人物有血有肉的作为文学形象构造起来了,而且完全的结构大家看到可能跟自传一般完全是不同,是这样的。原来那本书的标题叫《我以为你会死》,整个这本书想写的就是说,当然这个角色梅林身患癌症躺在病床上,她的丈夫吉姆曾说”我以为你会死“,然后整个这个线路就是说没有死,吉姆以为梅林会死,但是梅林没有死,她坚强地活了下来,之后种种的一些经历。就像以这样的一个主脉络来写。

一个小小的文化差距就是说这一个虽然是标题,但是我得承认是真的,因为这表现了德国文学,我体会的是跟中华文化不同,真的我是躺在癌症的病床上做完手术。但是你想中国人恐怕就不会说,我以为你会死,但是他就是这么说的。后来因为出版社也很赞赏这个题目,但是到出版总署的时候没有通过,只能改一个题目,就改成了这个《结婚话语权》,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是,本来是我小说中的一个章节的题目,书中有一个章节我想整个小说我是想探讨人生。我看豆瓣里面有很多人评价,说以为《结婚话语权》是一个中德之恋的故事,说读完书了才感觉到这本书是讲人生。因为我觉得写评论的那个人倒是读书了,至少跟我共鸣了,他能够读出来,我是想人生的。

但是人类的书里有一个章节,我是想来探讨这个结婚话语权,因为感觉到在这个不同文化的氛围中,确实是她有权利说结婚的时候,但也是处于弱势,这个不是女性对男性的弱势,而是整个国家文化的弱势的时候,我崇尚他这个国家,崇尚他的经济,它的经济实力也强,文化也强大,真的是那个时候就说当他说想娶你、爱你的时候,我没有做到像徐静蕾那样潇洒的一转头,没有做到,但是我期盼这样。

   

                      嘉宾贾建新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黄梅:爱的前提,是独立

 记者:黄老师您好,我之前的时候也是被这个主题深深地吸引了,然后在豆瓣上面了解了关于您书的一些评论,然后就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话,可能跟您刚刚说说的一样,就说这本书的书名叫《结婚话语权》,可是书的内容跟结婚没有很大的关系,它讲的是一个生命的故事,我觉得它在我现在这个年纪蛮好,我觉得我的生命跟结婚这两件事情这已经是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就是我想追求一个自由的,然后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很平等很没有束缚的一个生命,可是就是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下面,包括家庭之类的和社会责任,就要求自己必须结婚什么的,做出一些妥协,就是完全不能够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些选择。那您觉得会不会在国外这种环境会更放松一些,还是您觉得这是年轻人就是应该自己对自己的适应和过渡的一个阶段,您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建议和忠告吗?

黄梅:如果你问到说国外是不是更开放一些,或者父母对子女干涉的少一点,我只能说如果相比较而言,可能还是中国正在走向开放,走向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干涉的比较少,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国外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是干涉得更少一些,至于说如果每个人家庭有每个人情况,我想就是假如我们受到父母的一些希望,父母也有他的理由,我觉得可以慢慢地独立,你独立了父母一定会看到你这种独立,看到了你自己的智力,那么他就会信任你。觉得你是一个不需要一定要依靠一个男人,一定要依靠婚姻才可以很好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女性一定要谈一次婚姻。婚姻、爱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尤其是爱情,我想给大家的忠告就是没有婚姻,并不意味着没有爱情,爱是人生活的动力、协作的动力。当然爱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要有独立,我要有基础,否则我的爱就不自由。

然后我想这个展开来说,因为那都是母亲的,贾参赞和夫人他们的孩子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在国外,你们对自己的孩子,讲讲他们对自己的女儿,作为中国的父母也是非常的支持他们独立发展。

贾建新:因为今天是妇女节,我在家里(男女比例)是2:1,我太太也是,我女儿也是,孩子也是80后,在国外学习,现在还在国外继续边学习、边工作,我们对她的态度基本上没有进行很多的强求。因为我们这个关系也是很长时间造成的,特别是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在使馆工作跟在部队差不多,一出去就好几年。孩子放在家里面,你到外交部问一问,好多外交官的孩子都出事了,对孩子关注也不是太多,因为孩子从小,从一年级就开始住校,到大学都在住校。但是我们对孩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很多的强求。像好多家长一定让孩子参加这个什么学习班,那个学习班,把孩子弄得很辛苦。这个事我还和朗朗的爸爸交流过,朗朗抱怨他弹钢琴根本不是出于爱好,完全是他爸爸逼着他学,他爸爸拉二胡的,就让他儿子弹钢琴,他爸爸也跟我说过,当时他们认为不这么做,他们的孩子就没什么出头之日。

我们的孩子在北京。因为工作的关系,对孩子没有进行更多的要求,尽量是任其自由发展,长大了以后,私下里也比较开放一些,到国外去读书了以后,学的都是心理学。在外国大学,基本上我们也是让他自己按照他自己兴趣去发展,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现在孩子也大了,因为在国外经常孩子过了18岁以后,父母就是不能太管了,但是华人社会呢还是管。华侨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好多因为文革的原因,把自己念书、上学的机会给耽误了,好多家长就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梦想就强加在孩子身上,所以孩子负担就特别重,所以也应该理解父母对你们的要求。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有人这样。我们认识一个在维也纳开饭店的老板,两口子,从浙江青平去的,不怎么认识字,但是他们就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孩子,结果他四个孩子,三个博士,一个硕士,全都念出来了。但是别人在维也纳还有别的华侨,会说他们家里面的小孩太辛苦了,一点欢乐都没有,有反对的意见。我们对孩子要求基本上还是跟外面环境不太一样,如果你在哪儿找到爱情了,你就在哪儿起家,你在哪儿找到工作了,你就在哪儿生活,就这样。

 提问:女性在走向杰出的路上是否更为艰难?

 读者:其实刚才贾先生说的就是有关交响乐的话题,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交响乐,然后我喜欢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就一个女性都没有。然后我说现在有一个事实,就是在各个领域,能走到顶尖的女性非常非常少,这个有社会的原因,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可能这个乐团不便用女性。还有我觉得观念,就是也有观念的原因,我觉得关于观念,我自己体会还比较深。然后因为我是学数学的,然后有时候和别人聊天,然后第一次见面的人,如果别人发现我是学数学的,特别感叹说女孩子学数学真不容易,他们就会默认这个不是你学的职业。然后就是我觉得虽然有很多外因,会不会有就是性别的差异造成的内在的原因,造成女性如果想走向杰出的,最杰出的地位会更加艰难?谢谢老师。

 贾建新:学数学我知道是有点区别,但是不见得就是有男女的区别,很多女性的计算能力也很强。但是过去因为我们从历史上看,像欧洲过去的教育文化主要是以教会的,基本上都是男性从事一些文化、科技研究方面的工作。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数学家叫高斯,我们到他研究所看过,就有很多女的在那边搞研究。当年高斯搞的一个数学研究,发明高斯定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几乎很少有这个女性上大学,搞研究工作。这样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来的顶尖级的人物也很少。然后我们中国著名的交响乐指挥郑小瑛到奥地利访问的时候,我专门陪她去了一下。莫扎特死了以后,那么大的音乐家,被埋葬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他的亲人。为什么?因为社会的差异造成的,当他后来人家发现他伟大的时候,再去找他安葬在什么地方,居然连坟墓都找不到,也出现这种情况。后来估计大概这个就是,在墓地的那个碑,后来郑小瑛跟我说你一定要去,我陪她去了。然后郑小英专门写了一张纸条:来自中国的女音乐指挥,向莫扎特致敬。我说你这纸条写得好,把纸条压在这个陵墓上,我找一个小石头压在陵上。然后边上去找花去了,因为没有准备,找那个野花去了,等我们把野花在周围搜集了几朵,扎起来放在他陵墓上的时候,发现那张纸没了,而且那天去也没有风,周围也没有任何人,就是我一个,郑小英还有奥地利的同伴,怎么就找不到了?后来我跟郑老师讲,郑老师,肯定是莫扎特在天有灵,把这张纸收走了。

 黄梅:我接着你们这个提问。社会肯定有这样的观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观念了,所以我们女性完全是平等的。你首先是要尊重你自己的感受,你的爱也好,因为这不仅仅是对于女性,任何一个人,他所在自己学习的专业以及职业的时候,如果你跟从你的爱好、你的才能、你的心,那你可能更走得远。如果真的喜欢数学,你就会从中你的生活会有意义,而且可能会学得更好,然后可能会工作的更好,这才是你终身的立足点所在。其实这点正好我是一个例子,比如我上学的时候,我在北大上的理科,我上中学的时候是不大明白的,作文也是学校里第一名,数学也第一名,物理也是第一第二名,那么父母不让我学文科,因为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父母在文革时候受到冲击,说耍笔杆子的,要么你批别人,要么你被批,不行,你还是当一个在实验室的女科学家之类吧。我们讲陈景润,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居里,由于那时候不大清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所以学了那个专业也是闹情绪的,后来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才考了真正喜欢的专业,我考了美学专业的研究生。

若干年后,人的发展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历程,不要把它局限在你现在很年轻,你如果现在非常热爱这份工作,我觉得你也可以坚持去做。那么也不见得过几年就不发展,比如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找到我们北大的党委副书记,坚决要求改专业。他跟我语重心长的讲了他的观点,他说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年代陈建功,像我们北大的这些作家,他说这些作家写作要生活的积累,那么你要真的想当作家,你可以现在踏踏实实把你的学业做完了,你生活中积累了,过了五年、十年仍然可以写。果不其然,我上北大的时候,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也不想当作家了,当编辑未必是个好事。然后我就又上了美学,考了美学的研究生。这么多年走过来,发现自己仍然是热爱写作,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是在选择职业,完全是跟从自由的,发自于心的,你有生活积累的写作,我也祝愿你做你喜欢的东西。

 

            嘉宾黄梅(左)与嘉宾贾建新(右)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黄梅:更多的是在追求理想主义,追求平等

读者:作为为数不多的男观众,向各位女创业家进行一下节日的祝贺。我回答一下那个同学的提问,因为我是学医的,我知道就是有一点,女性活的比男性要长,对她们的心血管系统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一个问题,可能是雄激素给男性提供了更强壮的肌肉,然后他们在心理上更好斗,所以导致了男性在很多事情上会有更高的成就感。其实男性和女性能够有一个更平衡的心态,去看待男女之间的差别,毕竟你们活得更长。然后我只是作为一个门外汉谈一下自己的观点,我自己--当然是有可能自己的偏见--我觉得现在的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大家都觉得他们太吵了,然后我不知道黄老师有没有对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定位,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还有就是看待现在的女权主义者,在表达自身诉求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不会走到一种争吵的这样一种误区,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误解。

黄梅:好,这个实际我们这位男士的提问也挺有意思。问到我,我没有给自己下过定义,当然各个国家以及社会上有对这个女权主义的定位,无论在哪个领域,在文学领域也有。我觉得我更多的是追求一种,你说女权主义也好,我说追求一种理想主义,我认为是。因为我追求人性的平等,每个人的平等,而且我反对现在女权主义过激的观念和行为。因为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小女朋友,很年轻的女朋友,现在的女性厉害的时候,她这个经济独立了之后,她就是说要求非常的出色,也非常有能力,她说我要结婚之后孩子跟我姓。我这个房子,男方买的,但是要跟我结婚,房子要划到我的名下等等讲了很多。我说你真的不仅仅是女权主义,你这是过激的超女权主义,我说在你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另一半,你的男朋友,你未来的丈夫,他通过你讲的这些,他很爱你啊,他能做到这些很不容易了。我们这个社会沿袭了父子社会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我们现在的孩子是跟父亲姓。那么你说如果有一些个别的情况,孩子跟母亲姓,现在在德国也是可以选择的,在中国也可以选择,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但是某一天,你说所有的孩子一定要生下来跟母亲姓,那是不是又转到女系社会?女权主义了?一个极端。所以这个我们会就是追求这个平等,但是并不是,其实平等就是作为任何一个人物,那是男人和女人,所有人都拥有的自由和平等。那么这个女性追求平等,她过多的是由于历史上积淀的一些原因,使得女性不够平等,失去了很多机会,所以她现在要追求一些。追求我的观点用自己的平等的能力、智慧去追求,而不是让。赶到十八大,2012年,第一次说把女性平等、女性参政写进了宪法。然后采访了几个北京的政协委员什么的,他们回答说我们现在女性的比例在北京是40%,全国是23%,然后当然这表现了女性代表的严重的不够。那么就是当然了,我们不是要争什么,其实最后仔细的琢磨,里面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女性能争,为什么不争呢?我们怎么争呢?不应该让社会来让,而是通过你的平等。如果是平等的话,男性能比你做得好,又凭什么让女的做呢?每个男性能当主席,让女的当主席那是做不到的,人性的平等也做不到。

但是现在社会医学已经说女性比男性活得长,女性的智商未必比男性低,女性在身体上肌肉上各方面比男性差,有优势也有弱势,那么我们女性怎样发挥自己的长项,扬弃自己的短项,活出你生命的精彩。

读者:您好,我是想跟刚才这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个交流,因为其实刚才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些性别问题,包括女权主义所讨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存在女性没有男性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更高,那么现在他们普遍的答案是归结于在男权社会之下,女性获得的资源是更少一点,她的上升渠道更少,她其实是归结于男权这种资源的掠夺,给女性留下的空间比较少。她这么回答的。然后另外其实作为今天为数不多的男性之一,我之前不知道黄老师您的这个书,我之前在豆瓣上看到,首先也是被这个话题吸引了,因为我平时在学校选修课也会关注一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包括性别问题这一块儿。然后来了以后,不知道黄老师您写的这个是偏学术性质一点,还是偏文学性质一点,来了以后,虽然没有听到很多我想听到的学术方面的一点东西,但是让我收获了一点感受方面的文学方面的东西,谢谢您。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女权,刚才这个男同胞问的问题,其实我跟一些女权主义者在微博上有一点交流,然后就之所以会让很多人感到烦燥,包括有些东西我也比较反对的原因是他们把女权主义的重点放在重复权力关系,他们认为像黄老师说的批判的这种观点,是只强调女性个体的进步,而没有看女性这个群体要争夺的利益。他们觉得这种观点不够权力,他们这么批判。所以他们总把重点放在这个外部环境上,就是可能一个问题有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那么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外部原因,所以这一点会容易让别人造成一种误解,就是误解说你们只关注外部原因,而不关注内部原因,其实他们也关注,只是因为要跟人讨论、争论这个话题,所以争论点就在这个外部原因上。我也是比较讨厌他们这种过于封闭的去把原因放在外边。

黄梅:这位同学,感谢你这个提问和叙述,你还真我把这个讲座拔高了。你可能说的对,马上就进入了这个高层次的概念这个层次,说得对,我可能更多的是阐述了我们女性自身的职场智力,没有更多阐述外部的原因。我也看到网上一些关于什么中国当代社会女权集体失声这么一些叙述。我觉得这两面都需要,尽管我的这个讲座更多的是讲的我们女性应该自己在自身的这个能力、自身的机会、自身的奋斗方面去努力。因为女性追求这个自由、独立、平等,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人类历史走的这几千年,让女性在整个社会上失去了自由平等的机会也好,或者整体的体制也好,这些方面,造成了目前的这个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整个外部社会,是需要有一些改变,一些机制,但是应该是过激的,这是我的观点。很多女性认为她更关注,因为整体社会会有很多的女性,她是受到了这个社会的体制的压抑,她一下子翻不了身,那么就是整个社会必须采取一定的体制或者在一定的时期里边,哪怕是包括比如这些制度建设里,给予女性一定的比例,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个阶段发生的这个事实。你试想有一天,那么男女基本上平等了,那也许这种外界的强制性的措施也好、制度也好,慢慢就不需要了。也请我们嘉宾给我们谈谈外界对女性的一些改变。

 贾建新:因为这个国内的情况,反正刚才大家都谈了,我是在国外使馆工作,感觉他们外界的变化就是带来正常的变化还是很大的。一些妇女通过一些解放运动来强调女权,在国外跟生活特别对政治生活、党派生活有很重要的联系。所以我们感觉到特别是从根本上一些妇女得到解放,并不是像有些地方作为一种方式,德国的女总理,女部长,包括奥地利也有,反正就是管内政的,也是很厉害。而且我们看到,她们也都是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包括她自己的学识,参加工作以后一步一个台阶的努力。这是我的直观感觉。

 

                            黄梅与读者合影

读者:黄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在德国有社会各界很多的人才,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然后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德国这一段日子里边,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法律上的东西,还有没有其它的包括文化、生活氛围方面的等等其它的,对您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或者甚至是改变,谢谢。

 黄梅:这点是有,确实是有,其实在国外,按照法律对于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搬到德国的时候,他们的体制、他们的法律其实是微弱的,因为不知不觉间,你生活在那个体制中,反而是他们的人文、整个社会氛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身边的故事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多的。就像我刚才在讲座里讲到,如果在中国的时候,我只是远渡重洋读波伏瓦、读杜拉斯的那个感受,和我进一步生活在它的氛围中去读是不一样的。这个社会它的氛围已经到了哪个地步?有那样的女人也有那样的男人,这是我今天不是批评男性,是这样的感受。在法国,有波伏瓦还有萨特,我在中国不是说没有,但是很难期待。你看有波伏瓦有沙特,波伏瓦可以说尊崇一个自由的,不要结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但是她还有那样的男人,可以跟她签订,他们两个相爱,签订一个著名的爱情协议,爱情契约,他们后来分手了,但是他们终身分享精神,终身分享不背叛,就是彼此忠诚。忠诚不是在身体上,而是精神上,精神比身体更重要。所以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他们彼此生活中都有别的生活伴侣,但是精神把他们联在了一起,所以他们死了还葬在一起。我觉得你看到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造就了这样开放的男性。那么我回到中国来,比如我举个例子,我比较欣赏的一对夫妻就是克林顿夫妇,我在中国回到中国我听到的男性,听到和接触到一些,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很不喜欢希拉里,他们认为希拉里根本不是一个女人,而是政治机器。这对夫妇的关系是政治婚姻等等。作为我个人,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因为我只能通过读他们的东西,以及体会方面,我既读克林顿的传记,我也读希拉里的传记(《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

我感受到的是,这样的一对夫妻,这是精神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因为是精神,因为是共同的追求爱好满足了,他们才能走过我们都以为走不过的,像莱文斯基风波,像这个等等,现在的风波。所以我看那个希拉里的《亲历历史》里边,有一句话我看了也觉得感动的落泪,她有这么一段话,她说我很喜欢克林顿的那双手,这是一双修长、白皙的手,后来成了一双总统的手,这双手签署过很多国家的文件,签署过很多法律,握着这一双手,他们是哈弗大学、耶鲁大学的同学,我们从那个年代开始交谈,至今我们仍然无话不谈。我觉得我内心是渴望这种东西的,在美国社会也有男人走到那一步,他支持,这也是中国的男人可能很难理解,就是支持希拉里去,这样一个支持为她选举,为她从政铺路,还有什么比共同的追求更重要?还有什么比共同的追求,我说她搞政治职业、政治家,还有什么比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精神追求使他们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东西呢?这是一种我觉得在西方社会,你能够看到的这种,我认为是比中国稍微走得远一点的男女关系或者社会存在,这就是这种氛围,您随时能够感觉到,这个社会上女性发展,这个社会周边男人也还认可你的发展。当然周边的男人也很难把人性都扭转了,他让给你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不大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

读者:你好,我想刚才就那个女孩提的问题聊一下,因为我作为一个理科博士,然后我觉得就是在之前刚看了一篇文章,关于为什么科学界缺少女科学家的问题。然后当时看完那篇文章分析还是很好,当时我就想起来波伏娃?在第二性里面,对比女性主义跟种族歧视,应该是萧伯纳的一句俏皮话,他就说当时美国人说把黑人降到只能擦皮鞋的地步,然后他又反过来形成这个事实,来说黑人只能擦皮鞋。其实在科学界,大家首先是给女生一个认定,觉得女性在智力或者思维模式方面可能不利于学理科,很多女生接受了这个认定,甚至在中途放弃了,结果就造成这个循环。然后用一种观念形成一种事实,然后用事实作为依据来论证这种观念。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其实我想问一个比较文学类的问题,就是您从《简爱》谈到波伏瓦,到杜拉斯,三个人的东西都看过,其实跟我个人的经历相关,前面两个《简爱》也算是我的启蒙,我觉得它很好,波伏瓦是对一个女性的思考,我也都可以思考或者来领悟。但是相对来说杜拉斯的《情人》对我来说有点接受困难,所以我特别想听一下您说这本书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希望您能谈一下你对这本书的一些影响。

黄梅:首先这位女士提的观点挺有深度的,而且讲杜拉斯可能今天没有时间了,虽然杜拉斯的《情人》和她的文笔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也比较喜欢她的旋律、节奏、感觉,我一遍遍去感受,我看到网上也有说,在我的书里边,可能有点儿《情人》杜拉斯的感觉,也有点儿三毛的感觉。这个毋庸置疑,这些作家都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也是我喜欢的作家。但是的确如你所说,《情人》这本书的小说的内容,我并不是那么的,她也说它不是一本写爱情的小说,无论现在人们一般的读或者看电影也好,还是在写一段爱情,但是这个小说我个人在内容上是有看法的。其实我也很想呼吁,中国的无论是哪个界,文学界也好,电影界也好,中国缺少一个用自己的观念、眼光、立场去评价世界上的现在包括文学界也是,我认为更为严重,去评价他们,批判他们,接受他们的一个水平。因为中国的任何,比如文学界我看对《情人》的评判,他们都在跟随他们评论出版这本书,然后赚钱或者怎么样,他缺少一个,因为在这个《情人》的小说里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不是极度,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欧洲自恋中心主义的,你仔细去体会,它是一个白人女人对中国男人的一种爱情,这种爱情是她的自我终身的思念,这个里面有中国男人无穷的付出,只有到老年,一个老人走了仍然在说我爱你,然后我爱你这种美。

那么其实这个白人女人已经把这个中国男人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因为她的生活才丰富了。所以我有很多中国人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因为这个中国男人的角色,我们中国人生活太可怜了,一成不变,他几十年可能就是跟着他的妻子,所以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情感,就是我在欧洲的体会,可能对他是难以磨灭的,而对于一个西方的女性,那么她18岁到法国,生活给了她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所有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那么这一段故事可能对她很难记得,其实事实她能记得,文学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这方面的分享。

读者: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是比较不能理解,那种复杂的爱情,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理解困难。我完全不能体会她想表达的一些东西。

黄梅:这个东西咱们另找个时间谈,因为《情人》作为小说,根本不是内容性的小说,相比内容,其观念和文笔更重要。那个故事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在法国,人们不可能把杜拉斯就是评到波伏娃的地位,是有这个区别的,我觉得我是能感受出来。但文学是是文学,地位是地位,知识是知识,杜拉斯的一生,我认为是作为女性,仍然是比较欣赏的。它跟波伏娃是不同的东西。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我们再次感谢黄梅老师还有贾老师。这次活动以后,也会把今天的活动的实录呈现在凤凰网读书频道上,在座的朋友如果想对今天的活动有一些看法或者是评论,可以发书评或者发活动的感想到我们的邮箱,我们也会有给大家,黄老师把书送给大家。还有今天的氛围可能比较轻松,大家如果想跟黄老师合影或者最后有一个合影环节,大家可以一起上来,然后和黄老师一起合影,我们会发到专题上,谢谢大家。

 黄梅:我也讲最后两句话,就是今天因为其实我以前不怎么过三八节,为什么我买这个玫瑰,是因为我在国外打工的时候,那是20年前的时候,我在德国一个著名的公司打工,在那里过了一个三八节,所以印象非常深,我没想到在德国还有三八节。上班的时候,在单位的门口,他们也有工会,工会很长,就是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他们站在这个大门口,给每一位女士发了一支玫瑰。但我后来也没有什么”三八节“的概念,这次是因为咱们做,然后我想起了那个瞬间,那个温馨的人性的美好的瞬间,所以我就很随意地就买了一些玫瑰,今天的姐妹们,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一起过个三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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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图书

结婚话语权

作者:黄梅

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

读书会时间: 2014年3月8日

合作方:雕刻时光咖啡馆(海图店)

简介:一本传记体小说,以作者的实际经历为故事来源,讲述了主人公梅林和吉姆一段真实的跨国爱恋,诠释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对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认知和感悟。 梅林是爱吉姆,还是爱吉姆会弹钢琴,还是爱有很多人会弹钢琴的德国,她对此一直很迷惑。尽管迷惑她还是嫁给了吉姆,既然嫁了她就想婚姻进行到底。有一点梅林不知道,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已经潜在地决定了人的命运,所以她的跨国婚姻还是破碎了。 异国他乡,梅林又身患晚期癌症,如处死亡之岛,乌云滚滚,黑浪滔天。 吉姆以为梅林会死。 天空将重放异彩…… 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作序,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至诚推荐。

嘉宾介绍

黄梅

知名策展人,译者,作家。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泽厚先生哲学硕士,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德国艺术与教育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席、德国三和尚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北京展洲国际艺术区艺术总监。十三年前曾患晚期癌症,留下60%度终身残疾,患晚期癌症后开始徒步行走莱茵河与黄河,已经800公里。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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