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沈浩波: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文学青年》沈浩波专号


来源:凤凰读书

人参与 评论

(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五期:沈浩波专号)

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目睹近几年来的中国诗歌现状

■ 沈浩波

一幅极其残忍的景象正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上被我们目睹。

当早年的先锋派纷纷接近知天命的年龄时,那些曾经年轻过的嗓音突然变得浑浊、昏庸和世故,整整一代人的诗歌精神尚未树立便已被岁月打回了原形——腐朽的、散发着旧中国尸气的原形。

2008年4月,我在天津参加“‘葵’诗歌朗诵会”,第二天,去参观天津博物馆。天津市政府非常高明的让这座新建成博物馆免费对外界开放,使得这座博物馆真正变成了市民的公共花园。这一举措让我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天津这座城市的认识有了新的改观,我一直以为天津是一座保守、僵化、守旧之城,原来并不尽然。而天津博物馆这座建筑本身,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很难想像,在中国能找到一处如此现代的博物馆建筑,来自日本的建筑大师将天津博物馆设计得像一座洁白的通体流光的雕塑,室内空间更是开放敞亮,漫步在廊道中如置身游轮的船舷。

我为天津感到高兴,因为这座一直以来被称为“中国最大的村庄”的城市正在爆发强大的现代意识。就跟北京的“鸟巢”和“国家大剧院”一样,我们不必去评价建筑的具体好坏,在中国,像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地方,能够有勇气为自己的标志性建筑选择如此现代的方案,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精神进步。同行的天津诗人邢非告诉我,天津博物馆的建筑方案遭到了此城最大的知识分子冯骥才的强烈反对。对此,我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冯某本来就是一个热衷把玩和意淫中国旧文化的准八旗文人。但依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愤怒,如果依冯某的思路,把天津博物馆建成中国式的大棺材才称他们的心。

我的愤怒来源于我心中正在激荡的对当下中国诗歌种种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主义泛滥的现状的愤怒。在中国诗界,一些当年的先锋,正在忙不迭的为自己穿上褂子,装上辫子,沦为冯骥才式的为已死的、散发着霉味的旧文化的招魂者和代言人。这种具体某人的堕落不至于令我心痛,令我心痛的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复古主义与在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乡村知识分子式的抒情主义的合流,竟一举暴露了整整一代人内心的腐朽和破败,我说的就是曾经代表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一面的所谓的“第三代诗人”。那一代人的两位精神老大,于坚和韩东,在分歧多年,绝交多年后的再次握手言欢,几乎就成为这种合流的标志。2008年,于坚和韩东同赴深圳,为随后马上就要揭晓的新一届“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得主杨键摇旗呐喊,更是颇值得玩味的标志中的标志。岂止是于、韩,第三代诗人中之名躁一时的抒情才子如柏桦、王寅等人,又何尝不一直是杨键诗歌的拥趸。

杨键的诗歌,说穿了就是一种掺杂了虚伪的东方宗教意识的乡村抒情诗,乡村抒情意识的陈旧和腐朽其实早已是中国诗歌界的共识,但是一旦给这种东西披上某些圣洁的外衣,那些骨子里从无坚硬精神和现代意识的文人们就立刻不能自持的匍匐在地了,海子的麦地和杨键的柳树莫不如此,只不过前者披的是西方殉道士式的外衣,而后者披的是东方清教徒的外衣而已。对于这种虚伪的写作骗局,只有天真如韩东者会将其理解为一种“泯灭自我”的写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可以“泯灭自我”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选择写作。“泯灭自我”,这种可笑的宗教境界被韩东搬来作为诗歌境界,实在是将诗歌精神庸俗化到令人无地自容的程度。一个诗人需要脆弱和乏力到什么程度,才会将取消自我的宗教境界理解为诗歌的境界?一个被众多二、三流诗人(惟独没有一流诗人)共同吹捧的诗人,其本质当然乃是俗物。古话说高处不胜寒!哪来那么多的知音和温暖?

于坚选择杨键,与韩东发自内心的对于各种真真假假的清教徒兼乡村抒情才子的欣赏不同,前者实际上是为自己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东方文化主义选择同道者和继承人。当年盘峰论争前后,于坚忙着和学院派诗歌开战的时候,他可想不起什么杨键之流来。但此一时彼一时,试图以《零档案》、《事件》系列之类投机取巧之作品迎合国际诗坛,试图与西方接轨不太成功之后的于坚,决定把注下到东方文化上来,并且越来越坚定的成为一个复古主义者,穿着一身的西方名牌,去拼命的为古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老庄之道、山水风景文人画甚至中国古建筑等一切的一切大唱赞歌,甚至要将诗歌拉回到远古东方的巫术时期,还有一条他是不敢说出的,那就是恢复“王道”,恢复帝制,如他这种诗人,正好可以去当一个大腹便便的文学国师。他所不敢说出的,大无畏的佛教徒杨键居然敢说,在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礼上,此人在受奖词里郑重其事提倡“王道天下”。我不知道台下搞文学评论的那些把票投给此人的兖兖诸公,当时是否也曾脸红?更滑稽的是,在此次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过程中,很多评论家在杨键和朵渔之间左右摇摆,一副很难取舍的样子,一个是已死的东方文化甚至是王道主义的捍卫者,一个是以西方自由民主意识为精神主体的抗拒者,我们可爱的评论家们居然两者都喜欢,这可真是一群在精神世界里荡秋千的忽左忽右的妙人儿啊!

至此,从于坚、雷平阳、杨键、陈先发到韩东、柏桦、王寅们,中国诗歌版图的大片领域终于成了东方式的、乡村式的、抒情式的、才子式的存在,一些人在拼命的从坟墓里出土的金缕玉衣上重温东方文明的荣光,并用这已死的文明,作为自己写作的合法性依据,生硬的用以填充自己虚弱的内心,使自己的看上去有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式的灵魂,哪怕皮球里填充的全部是尸气;而另一部分人则暴露出了埋藏得更深的精神背景,原来他们真的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亲生儿子,当年青春期的反抗与激越,不过是多读了几本西方理论文字和诗歌后的兴奋模拟,中年以后,他们终究是要回到那温暖的农业文明的巨大子宫中,去反刍出一切浇灌他们内心的东方乡村的乳汁,哪怕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居住得再久,也不能阻挡他们投身于这子宫的热情,难怪,在他们的所有诗篇中,都有一股阻挡不住的“乡村才子气”。

整个第三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全面跨塌或者回归保守,都再次告诫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壤里,想要冒出现代性的花朵是多么艰难,一代人被打回原形,农业文明之强大足我们每个人警惕自己的内心。唯一的一个异类是当年非非主义的主将杨黎,与其他诗人的日趋主流和庸俗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唯一坚守着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并且越写越好的诗人,成了一个被任何一种主流意识排挤和忽视的异类。一些人功臣名就,俨然以大师自居,出入于人民大会堂和各种颁奖的秀场,而真正的天才和先锋者却被边缘化到无人问津,那一代人中唯一的天才,恪守着自己的写作初衷和先锋性,他似乎永远没有学会放弃自己的灵魂去交换世俗的光荣。这鲜明的对比如此残忍,到底谁才是精神上的丧家之犬呢?谁才在内心里虚弱焦虑得惶惶不可终日呢?一切其实早有定数,在真真假假的先锋气乱冒的80年代,与强调“生活流”的“他们”诗派和盲目冲动的“莽汉”诗群相比,非非主义是最具理论自觉的,而非非主义中最富天才的诗人杨黎,也最终成为一代人中仅剩的那一个!

2007年,中国诗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我和伊沙与同时与于坚的绝交。这在中国诗歌网上第一论坛诗江湖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诗人都觉得我与伊沙太不近人情,说翻脸就翻脸,更多人则将此事完全理解为争夺中国诗歌交椅的名利之战。那时隐下的伏笔,甚至直接导致了诗江湖上几位堪称中坚的诗人对伊沙的反戈一击,整个过程绵延了整整大半年,从07年一直进行到08年之初。我能理解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都是盘峰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健康的诗歌精神的得益者,如今眼间当年盘峰论争的几位主要战友翻脸为仇,当然难以接受。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在我所参与的任何一场诗歌之争,归根到底都是灵魂之争。我和伊沙与于坚的绝交原因并不相同,但正好包涵了我们所无法容忍的两个方面。于坚跟伊沙绝交,是因为伊沙在一首诗中嘲讽了于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作代会时合影的情形,这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对于体制化写作的蔑视和质疑,是对于坚为求名利的最大化,而日益体制化写作、献媚化写作的质问,是体制外与体制内两种不同写作精神的交锋,是对当年的先锋派如今深陷体制化写作的不满;而于坚与我的绝交,则是因为我在一篇质疑诗人杨克的网络回贴的末尾,对于坚的东方复古主义进行了批评。

一场争论,两个维度,暴露出的却是中国诗歌界大部分诗人在实利主义的商业社会面前,精神世界全面失守,再也找不到精神支撑点,因而全面堕落的事实。当年的先锋派不但日益体制化,而且从精神世界内部趋向于保守和复古,甚至争先恐后的嘲讽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和现代意识,他们已经公开背叛了自朦胧诗以来中国诗歌一直恪守的先锋性和反体制写作的精神底限。与我和伊沙彻底绝交之后,于坚很快就荣赝了体制内最大的文学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他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在获奖前后的每一次访谈中都在大肆抨击先锋派。每当看到他这样的言论,我都禁不住深深感受到岁月带来的残忍和悲凉。而更大的嘲讽则是,于坚素来是最讨厌鲁迅的,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文章《乌烟瘴气鸟导师》,文中的骂的鸟导师就是鲁迅。讨厌鲁迅,喜欢周作人,这才是于坚最真实的精神背景。

相关新闻:

[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文学青年 沈浩波 诗歌 诗人 下半身 口语诗 现代性

人参与 评论

凤凰读书官方微信

图片新闻

0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