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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芽访谈录:大地上的流浪者 |《文学青年》柴春芽专号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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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芽

(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七期:柴春芽专号)

柴春芽访谈录

受访者:柴春芽

访问人:唐玲,严彬

访问时间:2014年7月30日

【关于身份】

知识助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真理:在超出这片贫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着更加值得人过的生活,那是一种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Q:你生于甘肃陇西,可否谈谈故乡,以及这片土地对你人生与创作的影响。你说过,你是一个喜欢到处行走的人。

A:甘肃陇西这个以贫穷著称于世的地方,最先赐予我的礼物就是反抗与叛逃的精神,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故乡的田园温情以及民粹主义很早就被我发现是一种谎言和欺骗。假如说我小学时代的优秀来自天赋的话,我高中时代的优秀则全然出自对贫穷和平庸的反抗,因为我开始学习着反省自己的人生,并因超越民族和国界的阅读而尝试着比较不同生活方式所折射的品质,并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知识助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真理:在超出这片贫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着更加值得人过的生活,那是一种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贫穷、知识的匮乏和信仰的缺失,为我少年时代的家庭制造了愚昧、仇恨与暴力。如果延及我早年生活的更广范围,我曾身处的那个以汉文明为精神背景的村庄——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庭——同样充斥着愚昧、仇恨与暴力。村民的械斗、父子的紧张对峙和邻居婆媳之间的谩骂以及对异端思想的排斥,组成了喧嚣的田园曲。我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厌弃那个如今被我称为基督不到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反抗与叛逃也是一种致我勤奋学习的动力。如今想来,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叛徒比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孝子,更能使人生丰盈。直到我的履历因迁徙和旅行而超越了村庄与国际,我才返身回归,重新审视那片养育了我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土地,以便发现那些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譬如佛教的神秘主义教派——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格鲁巴,譬如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教派——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苏菲门宦。

长期的漫游、旅行和阅读,早已使我放弃了地理概念的故乡。如今,我更愿意在文化或文明的意义上界定自己的故乡。这个精神的故乡可能辐射到印度、中东和地中海。所以,自《寂静玛尼歌》中的戈麦高地之后,我的写作中就不再出现一个具体的地理上的故乡。即使是我导演的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以及随后出版的同名电影小说,也不是特指地理学意义上那个名叫甘肃或陇西的地方,而是指向中国急遽消亡的农耕文明和当下国人灵魂无根的生存境遇。

Q:30岁之前,你是南周、南都的摄影记者,很多人也是通过此了解你,记者生涯给你带来了什么?

A: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在寻找一种能说真话的职业,虽然我的专业——思想政治——是一种最能教会你撒谎的专业。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系统性的谎言、集体无意识的谎言和日常碎片式的谎言彻底覆盖了的生活场域里,寻找一种能说真话的职业其实非常艰难。好在是我适逢其时,市场化的新闻媒体在一种奇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萌芽并茁壮了。我在一所背靠黄河的中学试讲了一节思想政治课之后,决心放弃中学思想政治课老师这个职业,放弃公职,去媒体打工。

在兰州和西安做了两年深度报道的文字记者之后,我去了广州。我渴望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大院,因为那个被誉为“中国新闻之黄埔军校”的大院里荟萃了中国最优秀的新闻人。我愿意与最优秀的人共事,这会激励我不断前进。在此之前,我在广州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时因为推荐一本禁书而被撤职,从而被迫以摄影记者谋生,其实新闻摄影我是现学的,相机也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第一次接受编辑任务去拍照,连胶卷都没有装好,结果暗房师傅洗出来的底片漆黑一团。在《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这两个鲜有“单位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新闻媒体工作,真正奠定了我的职业精神,并使我担负起用新闻推动民主、法治与人权之进步的使命。这不就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的志业吗?但是,我们终究是戴着镣铐在火焰上舞蹈。镣铐愈紧,而火焰炽烈。终于,或许是新闻理想的幻灭,或许是新闻本身缺乏对智性的追求,我才在30岁那年决意离开新闻,像海明威或是马尔克斯离开新闻职业那样,以文学写作展开我余下的生命历程。

长期职业记者的历练,养成了我对社会的洞察力,而职业摄影记者的训练,则让我的文字一经铺陈,就会呈现出一种视觉性的美学。作家之外的职业或许更能滋养文学。虽然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我凭靠直觉相信,新闻记者的职业必定滋养过海明威和马尔克斯的文学,而家庭教师的职业也必定滋养过乔伊斯的文学,小偷和犯罪的职业滋养过热内的文学,当然,毫无疑问,图书馆馆长的职业滋养过博尔赫斯的文学,语言学教授的职业滋养过翁贝托·艾科的文学……

Q:2005年,你30岁时辞职去藏区义务执教,算是你抛开以往的一个决裂,现在你怎么看自己当时的决定?

A:人的智性周期和生理周期一样,都是有着较为普遍的年龄阶段的。一般而言,30岁是智性初次觉醒的一年,自此之后,智性逐渐成熟,乃至圆融。孔子讲“三十而立”,乔达摩·悉达多王子30多岁悟道,遂成佛陀(觉悟者),始转佛法法论,而拿撒勒人耶稣30岁开始召唤门徒,传播福音。

对我而言,30岁那年,我开始思考:人究竟为何而活?带着这个疑问,我与世俗生活发生了一次决裂。我抛弃了事业、财富和爱情,以一种近乎赤贫的状态,在一个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的高山牧场生活了一年。我坚信:过于喧嚣和纷扰的都市生活虽然有利于提升人的聪明,却会使智性蒙尘。如今回首那一年的生活,我总是满怀感恩,因为我印证了很多出自经典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有关生死、有关精神修炼的真理。我也确实感觉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曰神性的存在。

自从那次与现代文明发生决裂以后,我才发现,不是我的勤奋和天赋促使我持续不断的写作,而是那种超自然的力量赐予我写作的灵感和力量。汉娜·阿伦特在论述诗人布莱希特的一篇文章中就说:对于背弃了普世正义的诗人,譬如曾经歌颂过希特勒的布莱希特,或是为墨索里尼的反犹事件发表广播讲话以表支持的埃兹拉·庞德,他“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长的惩罚,除了死亡,当然就是他天赋的丧失。而这种天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被视为由神灵所赐。”我敬畏神灵,并且担心祂会有朝一日褫夺我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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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柴春芽 文学青年 小说家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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