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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的情诗(长篇节选)|《文学青年》何袜皮专号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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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13期:何袜皮专号


 

《有病的情诗》

文/何袜皮

推介:

几乎所有人的痛苦都是源于自己和多数人不一样,他们因此觉得自己是怪胎,是变态,是残疾。于是大舌头去五官科医生那里矫正,自闭症去心理医生那里纠正。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呢?如果在自我系统中,大舌头才是标准发音,那些口齿清晰的全是口吃患者。只有每个人为自己的特殊之处独立一个王国,重建自我的是非标准,才可能推翻这个以多凌寡的社会,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


在认识吴天心之前,我的生活,已经染上了不可逆转的疾病。

解释通俗一点,就是一天天恶化下去、糟糕下去,像一个伤口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永久地溃烂下去。令人不解的是,它表面上却还那么顺理成章,那么一帆风顺。

“不可逆疾病”这个名词,来自大学时代的一名摄影老师,据说他是国内少数几个英国皇家摄影师之一。在我大学三年级那年,他带了一支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地登上珠穆朗玛峰,为了把印着我们校名的红旗插到空气稀薄的高原的某两块石头之间,以此给学校的百年校庆献礼。其实那里除了偶尔的登山者,平时连个鬼影也没有。为了这次集体做秀,老师回来以后一只眼睛几乎瞎了,我记得那个骇人的数字是3500度,如果这不可能,反正就是只能进点光了。有一天他站在讲台上,自己公布了这个坏消息。

然后他说,他得的是不可逆转的疾病。

有些疾病是可以好转、治愈的,就像感冒,我们可以成千上百次的感冒,却一样可以回到不感冒的时候。而有些疾病却只能一天天恶化下去,直到最糟,顶多也是维持现状。

听到“不可逆转”这几个字时,我觉得有些伤感。虽然当时没有把它上升到生活的高度,但觉得没有挽救余地的事情都是挺严重的。比如小时候打翻一杯水是小事,可打破这只杯子就有点严重了,如果这是你家仅有的一只祖传杯,更是闯了祸。

念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先天近视的同桌。他戴着一副有圈纹的眼镜,后脑上拴了一根牛皮筋。他一笑起来就会露出红色的牙龈。他总是在我的铅笔盒里塞金龟子。有一天,我一拳打在他的眼镜上,他被玻璃划伤的眼角为此缝了五针。毫无征兆,一个月后,一辆大卡车从他身上碾过……后来我又经历了11位男男女女的同桌,但这辈子,我都没有机会与他达成和解了。因为,死亡是不可逆的。

这世界上,有什么行动能够撤消和逆转?

有人在3岁时偷窥到父亲偷欢,30岁那年可能一鼓作气和两任老婆离婚。有人童年时遭到学长痛殴,待他40岁带儿子郊游时遇到劫匪,仍只会垂着拳头哭泣。拥有诡辩术的心理分析师会告诉你,现在的你,其实是你在无能为力的年纪时写下的结局之一。

任何一桩罪恶与不幸对于未来都是不可逆转的,爱上一个人亦是同样。只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秘密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传染病。

和那些危言耸听的卫生手册上说的差不多,好奇心有时候是一次倒霉的忘戴安全套的性爱,而背负秘密的生活就是激情过后的千古恨了。就算再传染给十个人,一百个人,仍不能减轻自己的病痛。可为了报复社会,我们还是要假惺惺地口耳相传。

当我染上吴天心的秘密后,如同被放逐到了与众人隔离的星球上。她成功解脱了,毒药和坠楼把她美好的身体拆得分崩离析。而我将守着每个人的谎言与呓语,永远地,被流放下去。

人生啊,从我们的诞生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持续恶化的疾病。归根结底,我和你之间,无非是轻症和重症的差别。因此,我压根不在乎自己过的是哪种鬼日子了。

大学毕业后,我漫不经心地辗转了几个工作,最后莫名其妙成了两名心理咨询师的资料看管员兼接线员。通俗地说,是坐在前台的秘书,与其他文秘不同的是,我是心理咨询所M&W的秘书。这使我终于满足了自己最后一个癖好:窥私。

每当咨询师玛丽或华生会见完一个来访者后,就会把咨询过程的录音导入电脑,由我把那些口音、音色各异的对话整理成文档。他俩虽然叫玛丽和华生,但都是中国人,一个从德国回来,一个从美国回来。我的顶头上司是咨询师助理梅小姐,她辅助来访者做测试、游戏或操纵治疗仪器。梅小姐其实叫May小姐,本名陈雪梅。她的工作经历有长长一串,虽然她的工作微不足道。

我去报道那天,梅小姐强行送了我一个英文名:Betty。虽然我强烈抗议,这听上去像雌性宠物鼠的名字,但她还是坚持这就是她理想中的小秘书的名字。我怕因为一个英文名而失业,就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它。以后,每当我输入完对话,都会在文末打上我的名字:Betty,Betty,Betty……

“贝蒂?你的新名字?”某个中午,当我低头吃便当的时候,一个男人推门而入。他看着我的胸牌,抬了抬眉毛。我认出了是H。

这还是自我在同学聚会上散发大把名片后,第一次真有人找上门来。

逼迫前男友H吃鱼,是从大学延续至今饭桌上的娱乐项目之一。上周末举行的毕业两周年聚会也不例外。

虽然现在大家已经或西装革履,或扮成淑女,个个人模狗样,但几杯酒下肚后还是露出了变态本色。

“你吃片鱼我就叫你叔叔,”乔心洁说。

“不吃今天就你买单,”陈俊威胁。

“试试,试试,吃一片死不掉,”王建兵夹到了H碗里,H像被电击一样把那块粉红色的鱼片倒在了桌上,辣油瞬间浸染了一大片桌布。

“你不吃就不吃,倒掉干吗呀?”“肯定是小时候被鱼刺梗过。”“你真的从来没吃过鱼吗?那鲍鱼你吃不吃?”……

H满头大汗,有欲离席之意。

“你们别逼他了,这是心理障碍。我们诊所常常收到类似病人,有人怕狗,有人怕苍蝇,怕橘子,怕苹果,什么都有啦。”

我此番话的目的是想把他的特殊癖好上升到精神病的高度,以激将法来督促他。谁知,他一把抓住我句子的尾音激动地说:“她说得对!这是病,你们又不是心理专家,别瞎搞了。”说完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大家劝吃的情绪不但没被激发,反倒都松懈下来。有人问:“那来看病的人都痊愈了吗?”“至少有好转吧,”我回答。

我很怕蜘蛛,能不能来看看你们医生?我怕蛇。我怕壁虎。我怕老鼠。我怕黑。我怕高。我怕苍蝇。我怕坐飞机。我怕蚂蚁。我怕芹菜。我怕老板。

每个人都开始坦言他们有一样最害怕的东西,有些听起来比怕鱼更离谱。

马燕神色紧张地说:“其实,我最怕的是鬼。”

立刻有许多女生表示赞同,纷纷讲起见鬼的经历。但这些经历永远都发生在朋友的朋友的身上,没有人亲自见过鬼,甚至没有人认识见鬼的人。

于是这场同学聚会的下半场就变成了故事会和M&W心理咨询所的名片派发会。当我把名片交到H手中时,我注意到他把它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胸前口袋,这让我一阵脸红,以为意味着我们的第一百零一次和好。

此刻,在M&W以这样的身份会面,让我觉得他完全变成了陌生人。他显得惴惴不安,和其他来访者没什么两样。

“我前几天一直想来,但没时间,今天你们哪个医生在?”他趴在我桌上问。

“玛丽,”我回答。

“你说这真有用吗?”他压低声音。

那一刻诊所内非常安静,等候室里只有一个患更年期躁狂症的女人。透过磨砂玻璃门,可以隐约看见她焦躁踱步的身影。

我自然应该坚定地回答:一定能治好。这样的心理暗示没准能助他一臂之力。不过,面对这个和我纠缠了六年的男人,我突然做不到这么理直气壮,只是垂着眼睛说了句:“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医生。”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又补充道:“至少前面怕蜘蛛的女人已经敢抓蜘蛛了。”

他神经质地笑了笑。我给了他一个号码:407。他进了等候室。

来见玛丽和华生的每一个来访者,都像H那样犹豫、畏缩、不自信。如果给他们看一张红色卡片,然后坚持告诉他们这是黄色,他们开始会争辩,到最后会相信这确实是黄色的。他们为了得到所谓的健康,为了得到称赞,愿意把自己的感官完全交给另一个人。

我继续在电脑上聆听来访者的自述。当然,我看不到医生的诊断结果,看不到治疗进程、治疗方式等等,每次我整理的内容只是会诊时来访者和咨询师的对话。每一份档案上面只有来访者的编号。医生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隐私,可事实上,我才不关心他们的名字、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呢。

我喜欢他们那些有趣的想法,这些想法常常让我觉得世界还不那么平庸。

比如一个编号120的亿万富翁,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在这里已经接受了快一年的治疗。虽然他每天照常打理公司事务,但从来不愿意离开他的办公室,也不愿意任何人见到他。他的一切批示、决定、想法都是通过老婆从办公室里传达出去的。确切地说,他当年为了进一步封闭自己,娶了与自己最接近的女秘书做老婆。

他甚至不愿意让人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所有高层会议都是在网络上打字进行。经历一年的治疗后,他终于同意戴着帽子和墨镜参加会议了,但是从不会开口发表意见,也不和任何人有工作以外的交往。

他对华生讲述他经常做到的一个梦:有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自己长了驴耳朵、猪鼻子、鸟指甲、鱼鳞片……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哭。他跪下来祈祷索性把眼睛也堵起来,这样就眼不见为净了,可眼睛却偏偏是他自己的。

碰巧的是,前不久来了一个上小学六年级的自闭症病人,编号398。他讲述了一个异曲同工的梦:他在一个聚会上被同学打包,他们给他戴上猪八戒的头套,用牛皮纸包裹起他的全身,还给他戴假指甲,穿两双鞋,可却偏偏在头套上留下两只眼睛的孔,说是为了让他走路不跌交。他在梦中哭湿了枕头,说不上是因为自己被打包了,还是因为留了两个孔。

一个编号224的女病人,最近半年总感觉自己要临盆了。有时候是凌晨,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就在饭桌上,她突然捂住肚子大喊大叫说自己快生了。

开始她丈夫将信将疑把她送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证实她的子宫空空如也,而且早已绝经,不可能怀上孩子了。可是没过两天她又开始吵着腹痛要去妇产科,并像真的孕妇那样呕吐、腆着肚子。这让她已经成家的儿子手足无措。

过了三个月,她的儿媳倒真的产了个孙子给她,可她的间歇性临盆臆想症变本加厉。医院检查出来她的肠胃一切正常,于是家人带她来看心理医生。

224对玛丽说,她也知道自己不太可能怀孕,但是每次腹痛的感觉和30年前生儿子时一模一样,于是她又担心自己如果不被及时送到医院,就会和胎儿一起死掉。

还有个编号390的男人,已经有过14次自杀行为。上吊、卧轨、喝农药、割脉、开煤气、跳楼、投河……任何老套的自杀方式他都尝试过了,不巧的是,却都因小意外而失败。他求华生说,要不让他找到一种万无一失的寻死方式,要不就让他从此再没有这个念头。

华生和我一样好奇,这14次自杀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390说五年前的第一次自杀是因为女朋友另结新欢,约好下午到他家取走衣物。那天他在吊灯上套好绳索,等到女朋友进门时,把头伸进绳圈,蹬掉板凳。结果,他就这么摔了下来,吊灯砸在身上。

受了惊吓的女朋友劈头盖脸地骂:“你故意想吓死我呀?麻烦你要自杀也要动点脑子好不好,这个破吊灯怎么可能承受你150斤的重量!人蠢连找死都不成!”

屈辱的男人流着眼泪看着女友离开。以后五年中他一直没有放弃报复的机会。他每次寻死前都会写好一封控诉前女友薄情寡义的遗书,希望自己的死一能证明自己并非那么愚蠢,二能让她有悔恨之心。可惜恶作剧的老天,每次不是伸给他一根竹竿,就是扔给他一个多管闲事的邻居。

最最不幸的莫过于那次卧轨了。就在火车轰然来临之际,一对见义勇为的情侣抱住了他的头脚。尽管他牢牢抓住铁轨,一边咒骂一边挣扎,还是被强行抬出了铁轨。

一家报社的记者把事情经过和他们三人的照片都登在了报纸上。他刚回家就接到已婚前女友的电话:“你到底是在演戏还是真的想自杀?你找那么热闹的地方卧轨会有一百个人抢着来抬你呀!为什么你老了几岁脑子还没开窍?我看你这辈子别想死成了!”恨铁不成钢的前女友摔掉了电话,390被激得立刻一头撞在墙上,但只是额头起了一个大包。

……

我常常在敲键盘输入对话的同时,加上自己的小说家天赋,把病情叙述得更加曲折离奇。有时候如果情绪高涨,还情不自禁加入一些悬念和人物。

在某两个故事的间歇,我瞥了一眼等候室,发现H已经不在座位上了。

那么,这会儿,他应该正在向丰姿绰约的女博士讲述他和鱼的故事了。

2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遇见吴天心,是在冬末一个有雨的傍晚。

我对这种天气痛恨极了,江南冬天的潮湿和阴冷简直就像冰刀,每年都会在我的皮肤上割下一个伤口,特别如果那时候我正好孤身一人。

我还记得那天也是H第一次光顾M&W,他在玛丽的办公室整整呆了50分钟。

当我在电脑上打泡泡龙的时候,听到了开门声,H走了出来。他带着温和的笑容看着我。

我急切地问:“感觉如何?”

他说:“你帮我约下星期四行吗?”

我翻看日程表说:“没问题。”

我很好奇在那间五平方米的小办公室她究竟如何对他进行治疗,他究竟获得了什么身心体验,刚想拉下面子请他吃饭,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玛丽在那头说:“你进来一下。”我轻声对H说:“你等我一会。”

玛丽一边写字,一边把一叠凌乱的测试表格递给我问:“后面还有人预约吗?”

“没有了,”我说。

她摘掉眼镜舒展身体打了个哈欠:“还有半个小时下班,估计不会有人来了。”

我立刻表示赞同。梅小姐发烧告病假,我以为玛丽会建议提前打烊。可她重新戴上眼镜,说:“你继续整理资料吧。”

我撇了撇嘴出来后,发现H已经不在了,只剩一张空空的办公桌。

我顿时很丧气。

外面的天气阴暗下来,诊所内光线昏暗,白炽灯发出嗞嗞的鸣叫。我突然又生出小时候就有的奇异感觉,脚底像踩不到地面般不踏实,胸腔和肚子里面如同有条小虫子在爬,痒痒的,整个人都空虚难受,只想找点废纸废布条把自己的身体塞满,或者把手穿进胃里挠挠痒。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丢开玛丽的表格,又在电脑上打了一会泡泡龙。

突然玛丽走了出来,我急忙关掉了游戏。她穿上了深紫色呢外套,拎着一把蓝格子长柄伞。

“我先走了,明天见!”她经过我桌子的时候抛下一句话。她高挑的背影消失在走道里,我舒了口气。

于是,整个办公室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站起来在办公室内蹦跳了几圈,就像小时候大人不在家时感觉紧张和兴奋。我决定去玛丽的办公室瞧瞧。

她把一切东西都收拾得紧紧有条。我坐在她的座位上,转动转椅,打开身后的百叶窗又关上,用她的圆珠笔在记事本上画了一只小猪,然后撕下那页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百无聊赖之中,我还打开她的抽屉,在里面找到一本相册,上面有她博士毕业时的照片。她把一头笔直的黑发、刻板的长脸和黑框眼镜一直保留到现在。我打量着照片上的她,想起了大学心理咨询所的夏老师。她们都有两片薄嘴唇,笑起来两个嘴角对衬地向上翘。

如果我是玛丽,如果我每天坐在这把椅子上,我就要坚定所有来访病人的信心,让他们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让那些自认为健康的人都发现自己有病,如同发现优点那样惊喜地重新认识自己。当然,我首先要做的是改变诊所墙壁的颜色,把白墙粉刷成金色,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性亢奋的酒吧。

我坐在她的座位上,把脚搭在桌子上,任凭自己做着美梦时,门外突然传来了高跟鞋的脚步声。是玛丽回来了!我吓得关上抽屉,一跃而起。

门被推开了,一个与玛丽完全不同的女人站在门口。

“玛丽医生,我可以进来吗?”她问。

“恩。”我不留神答应了一声,就知道再也没有机会解释自己到底是谁了。

于是那一天,吴天心就这样走进来,拉开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她进入我生活的方式,就像吃葡萄时突然溅上身的紫色汁液,洗也洗不掉,可谁又能抛弃生活这件衣服?

她坐在我对面,首先吸引我目光的是她的黑眼圈,似乎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好好睡觉了。她的脸色惨白,衬得抹了唇膏的嘴唇红得发黑。她的一头爆炸式的红色小卷发顶在头顶,却由于没有打理,像棉絮一样黯淡松垮。她脖子上同时挂着一个十字架和一个佛像,两样东西都垂在低领口上方白皙的皮肤上。

在那一刻,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夹着烟四处找烟缸的女人,可能和我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只是满脑子搜索为此次冒充行为善后的方案。

“我本来想在门外丢掉它的,但看前台没人就进来了,”她向我解释。

“没关系,”我转了转头,在手边找到玛丽的陶瓷杯杯盖,递给她说,“先扔这里吧。”

她把烟头掐灭在杯盖里。

我皱了皱眉头,提醒自己第二天务必要早点来把这个杯盖洗干净。

“你来太晚了,其他人都走了……”

“其实是这样,我今天经过这里,觉得这写字楼够高,下面是一片宽广的水泥地,挺适合跳楼的,所以我就上来了。”她轻描淡写地说,把脸转向右面的窗户。

我也从33楼的窗户望出去,水汽蒙住了窗玻璃,灰茫茫一片,不知道开始下雨了没有。

“可在天台上那段时间,我又改变主意了。我想起楼下写着你们的诊所在这层,”她又从包里摸出了烟,点上了,“所以我想进来看看,你们能不能帮我。”

我突然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个人如果必须在高高的峭壁顶上,并且在一块只容两脚站立的弹丸之地上过活,而周围是深渊,一片汪洋,永远漆黑一团,永远孤立无援,永远是狂风暴雨;他也愿意在这块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永远站着,即使这样活着也比马上跳下去好!只要活着。

人是多么卑贱。

“你为什么改变主意?”我用玛丽的口气问道。事实上,我想表达的是,你本不应该改变主意。

“你不会想到,我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我被困住了,身边到处是他布下的陷阱。他一步步把我逼向绝境,可我却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现在除了等死,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注意到她夹烟的手颤抖不停,怀疑她很冷。

“整整十年了,他一直在操纵我的命运。我在亮处,他在暗处。可就在刚才,他像秃鹫嗅到我自杀的气味,他终于出现了,和我面对面。他在空中盘旋,等着吃我的尸体,我不能当着他的面跳下去,我跳下去,他就赢了,我就输了。”

她的另一只手不停在转动玛丽桌上的一副扑克,那副扑克是用来测试记忆力的。

我完全没有听明白她在讲什么,但在隆冬阴霾的黄昏,我也觉得有几分冷飕飕了。

“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呢?”

“给我点时间,让我把整个故事慢慢告诉你……”0

我有一点儿动心,可还是提醒她:“你也许该找个有正义感的私家侦探。”

她寒碜地笑了笑:“不,你还没有意识到他有多大的势力。我只想改变自己。”

我知道如果现在打发她,那么她明天再来时必定会发现我不是真的玛丽,然后呢?然后,玛丽和华生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我?梅小姐会不会尖叫?他们一定以为我对他们的职业地位嫉妒疯了,才会闯入办公室,假扮成医生。更糟糕的是,他们会给我按上不止一种疾病的名字,把我从员工贬为他们的病人。

在我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我只好拖延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

我把吴天心叫去一楼的快餐店吃便当。我们排队的时候,我发现她一直警惕地四下张望。我也望了望周围,没见到什么特别的人。

那天的大雨能被我牢牢记住,关键在于它的后半场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我突然想起了那句话,“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决!”

严寒的冬天突然打起暑夏才有的落地霹雳确实有点古怪,是不是此刻,在这样的天气下,整个城市的情侣都会爱得要死要活、高潮迭起呢?

室外已经暴雨如注,冰冷的湿气几乎可以穿透鞋底,我的腮帮在打颤,一说话牙齿就会咬到舌头。有一阵,我差点想转身逃跑,我估计自己球鞋的速度会快过于她的高跟鞋。但是,逃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自己,她明天就会找到诊所,把我指认出来。

更何况,我还真不乐意一个人回到家里,房间的四壁和窗户上似乎留着缝隙,呼啸的冷风灌入,让人沮丧。找点乐子吧,我对自己说。比如劝说吴天心成为我的第一个病人,把我那套伟大的理论都灌输给她,然后把她改造得无坚不摧、与众不同。于是我问吴天心愿不愿意回到身后的咖啡馆坐一下,但她却突然惊慌失措,面部肌肉紧张,把身体往我身上靠,轻声说她想回家。

我注意到在她旁边站了另外一个人,是他吓到她了吗?他身材高大,穿了黑色长雨衣,雨帽挡住了他的侧脸,站在商店明亮的橱窗前就像一个黑黢黢的剪影。怎么说呢,我当时多看了他一眼是因为把他想象成了欧洲中世纪小说里戴斗篷的神秘人。他正望着沥青地面上的密集水花入神,手里抓着的巨大的黑色塑胶袋沉甸甸地搁在脚边。我脑袋里生出古怪的念头,里面会不会装着一个人?那个体积,应该是个小孩。

终于来了一辆空车,我一个箭步冲到他前面抢到了车。我带着愧疚回头看了一眼雨衣男人,从此记住了他的样子。

当我们微微打颤挤在后座上时,吴天心问我:“你注意到那个男人没?穿雨衣的。”

我说:“注意到了,怎么了?”

“他在跟踪我们,多亏后面没空车了。”

“跟踪?”我失声叫道,随后看到她紧张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我连连摇头:“不像,只是个等车的人吧。”

“那他为什么要在没雨的地方戴帽子挡住脸?”

“那他又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呢?”我问。

她发出了一声古怪的笑声:“他们是一个组织的。”

3

吴天心说要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天生对神秘之物怀有莫大的好奇心,于是就跟她回家了。今天我再回想她的那些话,觉得就像一个大磁盘,字字句句都录下了那天的潮湿瘴气、闪电雷鸣,以及孤独。

生物流派是否会解释说,正因为我体内从嗓子到脚底的那个空洞,才使我需要无数的秘密和答案来填充自己。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我逃跑了会怎么样,我的生活是否会轻松一些?是否不会再遇见那名雨衣男子?

但华生告诉我,性格中所有的缺陷就像一棵童年埋下的毒芽,总会长成痛苦罪恶之树,这和机会无关,和事件无关,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更何况,我对一切寻根究底、至死不渝的好奇心使这样的假设根本不存在。

她住在闹市区的一栋老高层里。狭窄的电梯里四壁发黄,灯光昏暗,照不清楚人脸,往上升的时候还咯噔咯噔停顿。一个老太太拎着一大袋卷筒卫生纸站在我们前面,她的一头白发快掉光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根粘在后脑勺上。

吴天心突然说:“在决定进诊所门的那刻,我以为会遇见一个很帅的男医生。”老太太的肩膀抖了一下,也许被安静的空间里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到了。

“那是电影里的情节,”我笑着说,“然后你们相爱,不是一起发疯,就是你把他杀了。”

电梯停在8楼,老太太几乎以逃跑的速度跨了出去。电梯继续缓慢上升,10楼、11楼两个数字都没有亮,一直顺利到达了17楼。

狭窄的环行走廊像条头咬着尾的细细的鳗鱼,我们甚至无法并排走。那潮湿迷蒙的夜色就像是水,我们沉沉浮浮,我感觉有点儿窒息了。两旁都是奶黄色的木门,外面套着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她把我带去什么地方?她的同伙是不是已经躲在其中的一扇门后,等我一推开,就用黑色塑胶袋罩住我的头……就像新闻中常常绘声绘色描述得那样。

她跺两脚,廊灯没有亮,倒有一户人家的狗吠了起来。

“他们家养的是狼狗?”我问。

“我和那条狗的作息时间不同,从来没有遇到过,”她解释。

灯光倏地紧缩我的瞳孔,稀释了紧张的气氛。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比我想象中更糟乱的房间。地上丢满了碟、衣服、袜子和食品包装袋,台灯快从床头柜上滑下来了。房间显得那么拥挤,似乎一转身就会碰落许多东西。窗户没关,窗帘在风中飞舞,地板的一处被雨水打湿了。

她跑过去大力关了窗户,扔了一条干浴巾在湿地板上。我打量着被装得满满的房间,问:“这是你租的吗?”

“我一年前刚搬过来,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搬过几次家了。”她说着,一边手忙脚乱收拾床上的内衣,腾出一块空间给我坐。我一坐上去,就听到席梦思的弹簧发出咯吱的声音,并在我屁股下跳动了几下。

她打开暖气,推开沙发上的衣服,蜷缩在那里,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烟,背脊一阵抖动。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话题,就捡着地上的碟看。一张是《第七封印》,下面两张的封面上是同一名日本女优,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放下了。

灯光昏暗,我抬起头观察。天花板上的漆有几块剥落了,中央的吸顶灯里似乎掉进去了许多脏东西,黑压压一片,挡住了本来就很微弱的灯光。是灰尘,等等,还有几只飞蛾。我几乎能分辨出一只翅膀的轮廓,就像一片柔弱的花瓣,正被炽热的灯光烘烤着。它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呢?为什么进去容易出来难?

盯着灯泡看久了,我低下头的时候只觉得房间里更加幽暗和朦胧,眼睛一阵酸,竟流下眼泪来了。我突然变得很伤感,眼泪止也止不住……我回想起自己小学一年级时的一场重病,是的,有许多年我都不曾这样子了。

后来我把那场病称为“宇宙综合症”或“无穷恐惧症”,不过大人们认为该叫“钻牛角尖”。这可比钻牛角尖可严重多了,我差点因此死掉。

每天我都沉浸在毫无意义的思考中--宇宙到底有多大?它有没有边界?如果有边界那外面是什么?它的外面有没有边界?如果外面有边界,那再外面又是什么?宇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将在什么时候结束?……

这些问题像咒语一样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但我却一直无法得到答案。我宁可知道一个错误的答案,但是我要答案!可没有人能回答,曾以为很伟大的地理老师甚至不能做出一个假设来暂时哄骗我。他们在问题面前都显得如此无能和软弱。

我每天寝食难安,失魂落魄,成绩下落。别人和我说话使劲绕着弯,避免向我提到任何可能联想到宇宙的事物,班主任建议父母停掉我的自然和地理两门课。我学着用“不想”来麻痹自己,可是一旦问题浮现,我就会歇斯底里。

“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现在当我回想这个问题时,仍能感觉到一种对自己的怜悯。它是那么无穷,那么--庞大、浩瀚、宏伟、神秘这些词汇都不足以描述它。它超越了我们的认识、理解,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描述。没有人能帮助我,我是那么渺小和孤独……那一年,当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时,我以为自己再也没法活下去了。

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被子蒙住头,不吭一声,不吃不喝,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毫无痛苦地自然死亡了,消失了。

爸妈和班主任站在门外为该不该用锯子破门而入争论不休,突然,爸妈争吵起来了。班主任劝了一会离开了。片刻之后,爸爸的声音也消失了。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妈妈的那声啜泣。

她悲恸地喊道:“老天啊,这是我该得的报应吗?可我真的只是系一下鞋带,他人就下去了……”

那个他,那个他是谁?

接着,她说的“他”真的从门缝里进来了,扁扁的,小小的,黑暗的。他钻进了我的房间,站在我的床边,手微微地离开身体的两侧,看着我。他就是我的影子敌人。

这是第一次,在童年的床上,我觉察到了体内噬人的空洞。我的脚底像踩不到东西那样不踏实,从食道到胃都是空空的,痒痒的,有一股流动却又无力的气体在里面回旋。

我企图打个嗝,可是没有用。吃东西,食物只能堵在喉咙口,再往下就突然消失了。我急得又蹦又跳,可是脚底依然是空心的。最后我找到了解决方法,就是喝水。一大杯,一大杯,喝滚烫的白开水。这些水迅速滑入我的身体,灌满了胃,像笔尖一样勾出我器官的轮廓。

我站在厨房里无穷无尽地喝着,病就好了。虽然我继续为宇宙的问题苦恼,但已经觉察不到生理的空虚。

进了大学以后,我终于找到了比白开水更完美的替代品--烈酒。喝酒给我的满足更多,首先它不会随落肚而降温,相反它越发辛辣,把我的胃烫了一下。除此以外,它还能让我保持一阵子的头晕、迟缓、混沌以及飘飘然的快乐,就像个白痴,这样连苦恼的机会都没有了。

是喝酒拯救了我,它让我变得不再敏感,不再爱思考,不再雄心勃勃。同样也让我和H开始了愚昧的分分合合。

那时候军训还没有结束,深夜11点我们穿着硬梆梆的迷彩服和薄底解放鞋,打着手电筒,像一群执行夜间任务的士兵偷偷出门了。我们翻过了破损的围墙,逃到紧挨学校的废弃的工厂里。

可是陈二,却不在那里。

陈二是谁?每个人从踏入校门的第一天起就知道。

他早已不再是学校的学生,却总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出现。他神通广大,同时也神出鬼没。那天晚上,当700个学生回到宿舍,其中的15人同时在枕边发现了他的邀请信。他要求每人自带水壶盖,在工厂的三号车间见。这张皱巴巴的小纸条比录取通知书更令我兴奋。

可是我们被愚弄了。陈二根本没有出现,只是在车间地上留下了五瓶二锅头。毕竟,他比我们年长十岁,因而是那么狡猾、无耻、有经验。那一晚,我们喝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我爬上一只集装箱去睡觉。

一阵鸟啾声把我惊醒,我发觉窗外天色已经蒙蒙亮了,一个穿迷彩服的背影,正独自坐在车间门口看日出。我绕到她面前,才发现是一个把军帽戴歪了的女孩。

“你戴表了吗?我们六点要集合的,”我指指自己的手背。

她冲我笑起来,突然从水泥地上一跃而起,拍拍屁股说:“大家快跑,逮到可要被开除的!”

话音未落,她已敏捷地爬上了工厂铁门,纵身跳下,消失了。所有人顿时清醒,跌跌撞撞地往学校跑。

我跑在最后,双腿发软,不断地跌倒,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消失在围墙后面。我踩着乱石堆,双手攀在学校围墙上,两脚无助地在墙面乱蹬,砖屑纷纷掉落。我预感到那名叫恶果的怪兽快逮到我了,恐慌而又无能为力。就在这时,一双手抓住了我的手。

他把我用力往上一提,我的一个膝盖成功地跪上了墙头。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一个陌生男生的脸。是的,他就是昨晚一直被我忽略的H。他把我的腋窝架得生疼,就这样把我接进了校园。

此时此刻,我盗用别人的身份,站在一个陌生女人的家中。我感觉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仿佛那个凌晨,围墙之外就剩了我一个,瑟瑟发抖地等待着黎明后的灾难。

我爱过的男人女人们正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坐在温暖干燥的房间里和爱人一起寻欢作乐吗?他们总有事做的,即便闲下来也不会思考这么无聊的问题,就好像从来不会为宇宙的问题烦恼。

可是我为什么老在寻找该死的答案?想把世界上所有的回答都当成最爱的葡萄干曲奇饼吃掉,以填充我那个永不满足的胃。

吴天心突然问我:“你眼睛怎么了?”

她问我眼睛怎么了,而不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很感激她替我圆场。

我说:“也许因为对着你家的灯看太久了吧。”于是用茶几上的面纸肆无忌惮地擦眼泪。

她叹了一口气:“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一个人,让他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不然等我一死,他们就分裂了,解散了,蒸发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挪了挪屁股,坐得更稳当一些,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

关于何袜皮

何袜皮,女,苏州人,80后,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人类学博士。专栏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VISTA看天下》等。诗歌及小说作品曾发表于《山花》《青年文学》《天南》《作品》《西部》《中西诗歌》《诗潮》《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刊物。出版作品:长篇小说《有病的情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长篇小说《1294》(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长篇小说《为她准备的好躯壳》(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随笔集《快逃,河马来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旅游随笔集《我走得很慢,但我从未停下来》(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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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何袜皮 文学青年 小说 心理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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