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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时代》(中篇)|《文学青年》何袜皮专号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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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时代》

文/何袜皮

1

清晨,我站在落地窗前,为对面的广治大厦送终。远远望去,这栋十三层楼的建筑正沐浴在一片柔和的晨曦之中。十年前,它是平泽镇上的最高楼,但随后这个记录被十八、二十、二十六,和我正身处的三十六楼超越。我举起望远镜,朝楼下的广场望去。赵雨正戴着橙色安全帽,仰头朝我挥手,他的耳朵和肩膀之间牢牢夹着手机。

他在电话听筒里陪我倒数,9、8、7、6……,我把望远镜重新对准广治大厦。就在这时,一点黑色在灰色水泥间移动,大约在六楼的位置。

这是什么?我的心被猛击了一拳,口香糖停在了舌头和下颚之间。颤抖的双手无法调准对焦。没错,是黑色的……一声喊叫要从我的每个毛孔里喷出来:有人!

但就在那一秒,我突然失声了。那声早应该撕破我喉咙的尖叫突然在空气中消失了。

或许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你恨不得用尽全身力气冲着全世界高喊时,你却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一台散架的机器,舌头、喉咙、牙齿、声带、面部肌肉四处散落。

一部无声的慢动作电影--我转向左边,一群红光满面的男人正在讨论着新规划图,右边,一个小女孩捂起了耳朵。

战争是沉默的。广治瞬间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它朝着37.6度角,软绵绵地倒下,像一个中了枪的老人,捂着胸口,来不及哼一声。

携带着那一点黑色。

有人触摸我的肩膀表达成功的喜悦,或是安慰。他们纷纷离开,只有我无动于衷地站在窗口,注视着大地上广治的尸体。那颗粘着的口香糖,刺痛了我的喉咙。

两天后,当地新闻证实在广治大厦爆破时,一名三十岁男性不幸身亡。我知道的内容比报纸更多。死者叫王阳,上个月刚释放出狱。我十几年前就认识他了。

2

我曾为这部小说的名字苦恼了好久。许多人都知道有个作家叫王小波,他写过《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我一直在推敲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他接下来会写什么呢。我曾经以为是《灰石时代》。但当我在超市的避孕套柜台前挑花了眼时,我才明白,它只能是《塑料时代》。

在王小波去世后,我们的生活失去了自然界本来的质量,变得无比轻灵、疲软、艳丽、不真实、一次性、有毒害、无痛感……,除了塑料制品,我想不出这世界还可能有其他什么主要组成成分。

这是一个凡事经过工厂加工的时代,包括我的爱情,都再也经不起火焰、温度、日晒、雨淋、遗弃,充满了犹如化合物的刺鼻味。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抽烟。他们把烟丝从骏马牌香烟里拆出来,再卷在树叶里。我抽了一口,被自己夹烟的动作搞得飘飘然。那时候,我们尽想干坏事儿。我们三男两女,偷豌豆,烧芦苇,用石头打狗,干得只是些没有文字记载价值的坏事。只有王阳是例外。他当年十五岁,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大。他的心和他的鸡巴一样不安,总渴望操世上所有的东西:小鸡、书包、救生圈、蚂蚁窝……你能想到的一切。

后来他未经许可操了一个人,据说是经常到他家送邮件的女邮递员。他进了仓街监狱,九年后才放了出来。可没过多久,他就抱着广治大厦一起粉身碎骨。

他倒好,拍拍屁股走了,给活着的人留下一副烂摊子。赵雨和他的同事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听说那个工程被搞得晦气,一些投资方甚至要求撤资。王阳的动机成了谜。但不少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结局是必然的,和他一向操蛋的秉性脱不了干系。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干了件地道的坏事儿,即把自己的人生给操没了。

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我们在树林里看到了几只羊,便想去抓。其中三只横冲直撞没命儿地跑。人是追不上的。但剩下那只站在原地不动,像一个不明状况的呆子,面色苍白地瞪着我们,问:“你们他妈的想干什么?!”

在他们快要捉住那只羊时,赵雨出现了,口口声声说这是他的羊。我和赵雨家离得近,以前我只见过他,但算不上认识。他不让我们碰这只羊,宁可挨打也要保护它。问题是,他挨了打也明摆着不能保护它。他的这种无意义的固执在此后感动了我好多年。

他挨了打以后继续佝偻着身子,抹着鼻血尾随我们。有时候王阳朝他挥一挥拳头,他就停下脚步,过一会儿又跟了上来。

我们抱着战利品走出了树林,可那一刻,我们突然不知道要一只羊做什么。有人提议把它就地处决了,或者割掉一只耳朵后放了。我建议把它扔河里淹死。他们同意了。

王阳走到桥上,双手微微一抬,把挣扎的小羊扑通一声抛进河里。

我们一伙人站在桥上观看它溺水的过程。它沉入灰色的河水,绝望地翻滚,挣扎,下沉……最后,竟浮了上来!它欢快地(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它的姿态)划动着四肢,湿漉漉地爬上了岸,雀跃着往树林里跑了。

3

1980年夏天的午后,柳家弄里走进来一个陌生的姑娘。她皮肤白净,穿花衬衫,扎马尾辫,肚子上抱一个军绿色旧书包,看起来二十八九岁。她大概走累了,就在赵家门口搁的竹椅上坐下来,眯起眼睛,一个劲儿探望天空中变幻莫测的云层。乌云来了,不一会儿暴雨如注。

收椅子的赵家大妈发现了这姑娘,便让她进屋里躲雨。她的儿子性格羞怯,年近四十还没娶老婆。老妇人的脑子转得比色鬼还快。她见了大街上的任何女人,小至十六,老至五十,第一反应总是,她若能留下来做儿媳妇就好了。

姑娘留了下来。有人去赵家见过她,她长得白净清瘦,但闷头闷脑不爱说话,那双凹陷的眼睛总是低垂着,仿佛不让你们看见她的瞳孔。只是偶尔,她喜欢在大雨来临前,站在院子里打探天空中翻腾的乌云。

她留下来的第二年给赵家生了个儿子。外婆替他取名赵雨,感叹这好事是雨做的媒。在赵雨两岁那年的夏天,他妈妈带他在巷口玩。天气说变就变,瞬间乌云密布。他妈妈突然手足无措起来,仿佛大难临头。她丢下赵雨,慌慌张张地穿过人群跑了。赵雨很自信记得这一幕:她先蹿到了马路对面,又朝一条弄堂里冲了进去,一路狂奔,披头散发,红色塑料拖鞋也跑丢了一只。自那以后,再没人见过她。

赵雨长到了十七岁,脸蛋漂亮,特别是那双深凹的眼睛和翘翘的下巴,像极了那个疯女人。

有一天,赵雨在校门外张望,朝我走来。我推着自行车快走,他疾步跟在我身后,说:“谢谢你帮了它。”我白了他一眼:“神经病,我帮了谁了?”他说:“就是那只羊。”

我站住了,没想到他还记得那只羊。以后赵雨提起此事,总是坚持认为我一早知道羊会游泳,故意用此招愚弄同伴,放走了羊。他说我骨子里善良,只是喜欢装坏。

看我不说话,他低着头,小声地说:“我喜欢你,嗯?”他的声音真诚,眉头紧锁,证明了表达的严肃性。但这时,我已经跨上了自行车,猛踩几脚,慌慌张张地从他身边逃走了。

我自那以后开始留意赵雨,因为他漂亮得叫人心疼,也因为他的身世带着一种悲怆的戏剧感。某天我们在小卖部遇到,我看见他低下头在口袋里找钱时,又长又密的睫毛耷拉着,我渴望伸手触碰它们,再顺带着摸到他干净的脸庞和瘦骨嶙峋的肩膀。唉,赵雨啊,当我老时,你会在哪儿呢?

4

王阳在小学里留过两级,比我们大两岁,永远坐在教室的末排。大家都怕他的拳头。他每天都在上衣的胸前口袋里放一枚避孕套,表明他时刻准备着要操一个人。有天午休时,王阳趴在课桌上睡着了,有人从他的口袋里偷走了避孕套。等他醒来时,同学们正在教室里打水球。他怒吼一声,那个半透明的肉色水球掉在地上,破了。

赵雨给我写信。他礼貌地解释他并不想打扰我,但是知道我家院子里养了一只鸡,所以想问问我是否知道为什么母鸡不性交也会下蛋呢?

我想了想,我家的母鸡确实天天下蛋,也没有公鸡和它交配。他又写:“既然我们都知道,没有性生活的母鸡下的蛋是不能孵小鸡的,那蛋本身是不是相当于女人的卵子呢?进一步说它排出体外是不是相当于每个月的月经呢?那我们吃鸡蛋是不是相当于吃鸡的月经呢?”我真的被他的问题难住了。

当年没有网络,也没有百度。凭借生物课上学到的知识,我基本认可了赵雨的类比,并与他深入地讨论了母鸡有没有子宫的问题。

自那以后,我和赵雨成为笔友,保持了多年的通信。他向我借书,我们每周三傍晚都会在纺织厂背后的巷子里见面。我把新的书递给他,他把看完的书搁在我的车篓里。我们在信里滔滔不绝,但在这擦肩而过的几秒中内却想不出任何台词。后来见面次数多了,他会说一句谢谢,我冲他笑一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和赵雨保持联系。自从在小树林打架后,赵雨已经成为我们的公敌。我猜,瞒着自己人和敌人秘密搞串联这件事叫我格外兴奋。在战争年代,我也许适合成为一个间谍,因为这样做比躲在自己人中间更危险。(我一向认为,只有危险才成就英雄。那些准备好了一百条退路,总是勾选最大概率选项的人,哪怕他阴差阳错拯救了世界,也算不上英雄。)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天黑得早,我推着自行车走在巷子里,远远地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但直到他站到了路灯下,他的脸还是藏在头发的阴影里。

他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塞进我的车篓,破天荒地开了口:“天黑,骑车小心点。”但就在那一刹那,一只黑乎乎的大手突然伸出来,牢牢钳住住他的手腕。

我抬头看到自己人王阳,心理咯噔一下:这下要出事了!

王阳的身后还站着猴子和阿四。

“我一路跟踪你,果真让我抓到你们两个贱人了!”王阳说着扳住赵雨的手臂,像押一个犯人。他虽然比赵雨小两岁,但身材壮实。赵雨挣脱不掉,便用他的长腿勾住了王阳的腿。我试图分开他们,却被王阳用肩膀撞开,他们挥舞着拳头,四肢纠缠在一起,跌跌撞撞地摔了路边一只黑漆漆的公厕。我起初听到了叫骂,呻吟,咳嗽和拳头打在肌肉上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赵雨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下王阳一个人哼哼唧唧。

啊,王阳要把赵雨打死了。我跺猴子的脚,挣脱他的胳膊,想去替赵雨解围。就在这时,王阳跳下了厕所的台阶。

他朝我呸了一口,便离开了。他经过一棵大树时,跳起来顺手摘下一把树叶。猴子和阿四也急忙丢下我,追了上去。过了一会儿,街角传来三个人兴奋的学狼的叫声。

我冲进臭气冲天的厕所时,赵雨已经扶着墙壁爬起来。借着从高处镂空窗格照进来的月光,我看到他嘴角有淤青,运动裤被扯下一半,衬衣纽扣掉了。他推开我的手,瞟了我一眼后,不再看我。

“你要紧么?”我跟在他身后,走出了公厕。他摇摇头,眼皮依然耷拉着,道:“你别管我了,自己回去吧。”说完,他取过挂在我车把上的书包,往背上一甩,走了。

我始终记得他单薄的背影,走路时一瘸一拐,垂着脖子,在昏黄的路灯下渐行渐远。

回到家,我从车篓里取出赵雨还给我的书,其中有《基督山伯爵》,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莫迪亚诺的《暗铺街》和勒·克莱齐奥的《战争》。我在《战争》里发现了他夹着的信。

他说他这几年读了那么多书,《战争》是最伟大的一部。那些硝烟弥漫的现场令他兴奋,虽然它没有情节,也只字未提爱情。

“战争无所不在,我们无处可逃,”他写道。

后来当我在回忆中搜索我究竟是何时爱上赵雨时,我总认为这封信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终于让我和某个人产生关联。这个关联可以是一个难以齿口的习惯,一本冷僻的文学书,一个叫他人皱眉的饮食口味……我们不和众人成婚。我们只有在冷僻的选项中才能找到亲人。

可惜的是,爱情之深刻,正是建立在虚构和误解之上。

十二年后,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我和赵雨重逢,激动地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可他一脸茫然:“克莱齐奥是谁?”

我说:“写《战争》的那个。”

可是无论怎么提示,他那微蹙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他对这本书毫无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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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何袜皮 文学青年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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