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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稳定

2012年08月28日 14:24
来源:战略与管理 作者: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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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改革已经渡过了十六个年头,这场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是全世界有目共睹。从组织结构层面来看,中国的改革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垂直隶属型的全控计划型的组织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转型过程。由于前者与后者在社会组织原则、社会凝聚与整合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精神价值体系诸方面有诸多不同,而以往的人类历史也从未为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智慧与历史经验,这就决定了从前者向后者转变过程极为艰巨复杂,不但充满种种曲折险阻而且往往难以意料。

中国当代的现代化能否在尽可能少地付出社会代价的条件下,实现从前者向后者的“软着陆”?能否避免许多后发展国家在实现本国现代化过程中往往陷入的“现代化断裂”(BreakdownsofModernization)?这是每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的中国人都极为关注的重大的时代性问题,以冷静的理性,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与平和的心态,来研究中国改革的大转型问题,客观地分析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与阶段面临的矛盾、危机发生的机制与改革的约束条件,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海内外学术理论界越来越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

本文试图把改革中期与矛盾与早期相比较,来分析改革中期面临的基本问题,以及可能引起的社会分歧与论争,并进而研究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矛盾与冲突。这一研究,对于理性地认识改革中期型矛盾与合理的战略选择、建立全民族为实现改革的平稳过渡所需要的社会共识,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改革的“早期型”矛盾与“中期型”矛盾

从传统旧体制向新的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与中后期阶段,改革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矛盾是并不相同的。因此,这里有必要根据中国从旧体制向新型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大转型的过程的阶段性特点,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改?quot;早期型“与”中期型“与”后期型“矛盾的概念。

本文认为,改革的前期阶段(1978-1989),可以称之为”改革启动期“,中国政治矛盾焦点,集中体现在的政策创新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冲突方面。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执不同政治理念的人们,彼此在意识形态理念与政治倾向上,存在着持续的张力与冲突。我们可以把这种多元存在的政治理念冲突,称之为”改革前期型“意识形态理念冲突。

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连续十二年的政策创新过程的推进,中国改革逐渐进入了以大规模社会结构分化与结构转型为特征的中期阶段。我们也可以把改革中期称之为”利益分化期“或”结构转型期“,以利益分化与整合之间产生的不平衡而引发的社会性矛盾与冲突将日益突出,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矛盾又可能与原来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理念之争相结合,引发新的社会冲突与政治矛盾。改革中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它是贯穿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时期。

“改革后期型矛盾”是在中期型改革矛盾能顺利解决的前提下出现的。经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发展以后,中国经济生活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结构转型已初步实现,在那种情况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高阶段的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对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行有效整合的必要途径,作为对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团体与阶层之间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进行协调的制度结构,将会提到中国执政层、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改革议事日程上来。可以设想,改革后期的问题、矛盾与冲突又必将具有以往阶段所没有的新的特点。

二、中国改革前期意识形态冲突是政治冲突的核心

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改革早期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领导改革事业的政治中枢,运用革命意识形态赋予他们的权威合法性来进行政策创新与政策调整。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大规模转型尚没有出现。环绕旧体制、政策创新、现存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评价问题,推行改革的执政精英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两面作战。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持现存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与框架的连续性,?quot;极左“的保守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承续的革命权威的合法性,并以此排除激进的西化派对政治秩序稳定干扰。与此同时,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又必须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理念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与转化,以便论证改革开放的政治合法性。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如上所述,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改革引起的社会利益分化与阶层分化程度并不很大,不同的政治力量主要在根据政治参与者各自?quot;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识形态理念来划分,尽管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团体与某种特定的政治理念有着相对的亲和关系。

从改革早期阶段意识形态冲突的基本趋向来说,到了一九八八年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冲突,主要是在执政层与一些日益激进的受“西化”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之间进行。虽然,在改革初期,知识分子在动员改革与批判旧体制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百弊丛生,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所刺激起的心理挫折感和政治不满,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思潮得以急剧滋生与繁茂的温床。

尤其是当改革在深入到经济领域,而又不断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失范的情况下,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与坚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与现存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执政精英之间的政治矛盾,就日趋激烈。

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改革早期阶段,“极左”的保守的教条主义力量与激进的“西化”自由派力量的两极张力的持续存在与彼此的冲突,均会不断地强化双方的政治思维方式,由于这种相互作用而产生日益剧烈的两极震荡,又会进一步加重了改革初期政治冲突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氛围。

在改革初期阶段,由于广大民众的原有生存条件与环境,如农村的组织形式,城市国营大中企业的工资、劳保与福利制度,均没有受到重大的变动,这些制度基本上能相当有效地约束城乡居民谋生方式与社会流动范围,并抑制了社会动员(SocialMobilization)对政治稳定构成的冲击。由于工人与农民尚没有脱离其原有的社会生存结构,民众的政治参与更多的是一种对改革导致的突变环境的“心理逆差反应”,而不是出于对其利益变动而产生的利益驱动型的政治诉求。正因为如此,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属于“早期型”改革矛盾的表现,这种矛盾的核心主要体现在理念层面上,而不是在由于资源配置变动而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方面。

[责任编辑:赵毅波] 标签:萧功秦 政治改革 政治稳定 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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