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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贝尔文学奖反思“文学/身分/政治”迷思

2012年10月10日 18:39
来源:联合早报网 作者:殷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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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我知道一个关涉10亿人口以上、历时近百年的期盼终于实现,而与之相关的各种话语也必如预言般一一揭示。诺贝尔文学奖向来受华人世界重视,更是中国文学界长年郁积的情结与心病;以往,每年各地华文报刊尽责报道该年得主之后,总不免又抛出那个老掉牙的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如今梦既已圆,却因为得主是个散居海外且已入籍法国的作家,更是在中国已被撤销党籍的所谓异议分子,而冲淡了原应是“普天同庆”的欢腾气氛。

本文拟以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为例,探索文学写作此一行为与民族身分、国家认同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文并不尝试分析高行健作品的价值,这方面的专家是我的学长柯思仁,他去年在剑桥完成的博士论文正是《高行健戏剧研究》;本文将触及但不着重探讨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现代文学长久纠葛的关系,这恰好是我的学妹蓝诗玲(Julia Lovell) 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研究。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所启动的种种话语以及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并希望能对“中国性”此—铺天盖地的大论述进行若干程度的松动。

一 「西方霸权」:「东方主义」 「中国可以说不」,或曰政治性话语的按时操练

诺贝尔文学奖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在某个层次上,是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的缩影。不管是追溯至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或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近代历史所郁积的强烈情绪,势必借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让种种政治性话语以或隐或现或伪装的姿态释放出笼,按时操练,如忠仆般各司其职对号入坐。就某方面来看,这些话语的操练非但了无新意而且令人厌倦:一方是或想像或真实的“西方霸权”和“东方主义”的熟悉论调,另一方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强烈反弹和民族自尊。以我本身研究的中国电影为例,这种对立和指摘充斥许多评论文章,早已屡见不鲜。一般的情况是,来自西方的非华籍汉学家或电影评论者对某部中国电影进行分析,或是自80年代末以来两岸三地电影在西方各大影展频频得奖,引发“在地”(local,意谓中、港、台本土)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反击;反击者一方面指责掌控西方这些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力的学者、影评人不懂中国电影,另一方面则批判某些中国导演(首当其冲的往往是张艺谋和陈凯歌)崇洋媚外,以东方情调谋取进入西方文化领域的通行证。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来自中文世界各地的反应和过去十几年中国得奖电影所碰到的情形有高度的雷同,话语策略如出一辙。简单归类,不外以下三种:

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机构瑞典皇家学院(即“西方”)不懂中国文学,仅能靠良莠不齐(重点在“莠”)的翻译;

二、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得主颁给流亡海外的作家,对中国(国家、政府、人民)是一种挑衅;

三、高行健的作品在中文世界鲜为人知,缺乏代表性,而中国国内有许多更有资格获奖的作家。

本文接下来将就此三项批评分节讨论。就第一项批评而言,坦白说,瑞典皇家学院不懂的岂止于中国文学?同样的指摘不也适用于其他以非西方主要语言进行写作的作家,包括几年前的日本得主大江健三郎?如此一来,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价值原不就应当受到全面且根本的怀疑甚至否定?问题是,当人们想当然耳地批评瑞典皇家学院仅能靠翻译作品时,是否已对高行健作品的多种语言翻译本进行阅读,并与原文对照比较?若不,这样的批评是否流于武断、草率且不负责任?翻译本身亦是一门学问,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尤其重要,纵使翻译成果欠缺完美,也是瑕不掩瑜。作出此项批评的中国学者和作者,接触中文以外的文学作品大多也靠翻译;如果记忆犹新的话,中国文学界在80年代为马奎斯和昆德拉的魅力所倾倒,要是西方学者回过头来批评中国文学界不懂拉美文学、欧洲文学,只能靠翻译本,中国作家学者是否也就心悦诚服呢?

依循第一种批评的话语逻辑,如果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学院在结构上本质上先天不良,只能懂几种西方的主要语言,而翻译的拙劣又造成后天的失调,以致整个奖项毋宁沦为闹剧,那中国人大可在这方面大声地向西方说不,并自行创设中文世界的国际性文学奖(这本也是早有人呼吁倡议的)。问题是,中国(人)可能不在乎诺贝尔文学奖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在乎他人的游戏,又不服膺他人的规则,又不干脆自立门户另起炉灶,这当中的心态确是值得玩味。

本节开头提到可经由诺贝尔文学奖折射出中国和西方自上百年以来的关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也只能从此历史脉络中去了解。说穿了,不外是一种夹杂着民族尊严和历史屈辱,既自大又自卑,既矛盾又扭曲的心态,使得中国一接触到西方,始终不可能有一种平常心(若“平常心”果真存在的话)。对中国而言,在和西方的话语交战中,彼此的立足点原来就是不一样甚至是不公平的。中国并没有以“世界”的仲裁自居,颁发任何国际性文学或电影奖项;所以,当西方以“世界”自居而对中国文学或电影进行价值上的评断时,中国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中国当然可以说不。然而,至少就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中国的这个“不”却是不干脆的——看中国文学界多年来对此奖的迷执和患得患失的心态便可见一斑。追根究底,这个矛盾、扭曲又强烈反弹的心理背后所隐藏的,毋宁是中国对西方所拥有的“世界性话语权”的想望/向往。中国之所以向西方说不,正是因为她亦渴望以“世界”自居,反过来对西方颐指气使,对西方文学、电影品头论足,进行价值判断。中国不服气的,不仅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学院,更是瑞典皇家学院所代表的——而中国向来准确地批判却又极度地渴望的——(西方)霸权。

二 “中国霸权”:“主权独立”VS“干预内政”,或曰“异议分子”的祸福相倚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相对无力/无能,却又不时流露渴望出头做老大的霸权心态,彰显于中国国内政治,便是一言堂式地压制异议分子,极力贯彻一元中心的政治话语。当国内政治演变成国际新闻时(如天安门事件),屡试不爽的“西方勿干预中国内政”按时出兵,毫不客气地向西方说不。

然而,当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电子版于10月13日借中国作家协会的发言人指责瑞典皇家学院颁诺贝尔文学奖给高行健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时,它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文学和政治原就不可能分开(对照近日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征稿事件),它也应该比谁都清楚文学能如何被挪用为政治的工具。坦白说,以目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若是颁给中国国内作家而非所谓流亡作家,那才是匪夷所思的事。但所谓流亡作家或异议分子作为西方和中国的角力之间的筹码,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政治亦恐非表面上的单纯。

自天安门事件前后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作家,包括高行健、北岛、杨炼、刘再复等,不论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流亡”,不论他们是不是立场不一的“异议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西方和中国的种种斡旋之中。在这些权力和政治游戏中,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任人摆布的棋子,但他们也自可在游戏的缝隙间寻找、调整或巩固自己的位置/位子。“流亡”或“异议分子”作为一种标签,还是有其实用价值。

这些作家之所以“流亡”,多少是因为和中国政府或官方的意识形态¤干格不入,而“异议”的定义亦可以很广泛。以我较为熟悉的中国电影为例,今年5月姜文因《鬼子来了》一片而被禁拍片7年,原因据悉是“未获官方批准而径自到国外参展”。姜文若不愿浪费7年的创作生命而移居海外,自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归类为“流亡”的“异议分子”。以高行健而言,事实上他在天安门事件的二年前就已定居欧洲,原因主要是为了寻求一个相对自由、不受干扰、不被禁止的创作空间。若这样的艺术家在中国也就已构成“异议”而落得非“流亡”不可的命运,也许更值得反思的,不正是那个动辄龙颜大怒,一再对其电影导演、作家和艺术家进行查禁封锁,一再视其知识分子的言论为异议的政权吗?

因此,对于第二种批评话语,认为瑞典皇家学院此举对中国政府、人民是一种挑衅的说法,与其口径一致地同仇敌忾,不妨也思考一下这个可能被挑衅的对象的本质为何。所谓挑衅,自是指自身权力/权威的被质疑、被侵犯、被挑战;而“被挑衅”此一举动之所以被视为奇耻大辱,又当是因为在“被挑衅者”的想像中,“挑衅者”僭越了他的本分,采取了一个超乎“挑衅者”所应有的权力范围的举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挑衅者”和“挑衅者”的二元对立中,已然先天地建构了一个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只有权力大的一方才可能被挑衅,而且“被挑衅者”被建构为拥有合法权力和地位,“挑衅者”只能是弱势和从属,任何挑衅的行为也就意味着造反和颠覆。颁诺贝尔文学奖给高行健之所以构成挑衅,在“被挑衅者”的逻辑中,正是因为瑞典皇家学院僭越了它的本分,将文学政治化, 以高行健此一“流亡”作家兼“异议分子”为筹码, 干预了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以及它宣判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为“异议分子”的权力和“自由”。

以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是一回事,以政治作为文学的工具是另一回事,将文学和政治截然划分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里,同样需要被检视的是“文学”和“政治”的定义和意义。当一个政府指示它的作家应该思考什么或者如何思考时,实则已是“政治干预文学”的明证:当一个作家在他的国家里连思考的空间都付之阙如,还有什么文学不是政治的?几十年前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对于处处流露霸权意识的政权来说,当然更是妖言惑众,何况出自“女流之辈”。

回到“中国霸权”vs“异议分子”的课题,如同林兴利在《在拥挤和寂寞之间界定边缘》一文中指出,在“主流的霸权”以外亦存在着一种“边缘的霸权”(见9月17日《文艺城》)。中国的流亡作家、异议分子,同样易于以“真理的垄断者”自居或被冠于此身分,而形成一种无须反思的边缘霸权。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异议分子”作为“中国霸权”的配套关系在某些时候使得他们的唇齿相依近乎是一种同谋。如这次诺贝尔文学奖事件所揭橥的,像高行健这样政治上低调的作家,依然逃不了被双重剥削的命运,一方面被西方媒体炒作为“异议分子”乃至“自由战士”,另一方面被中国当局提升批判火力,将原本在中国国内已渐被遗忘的他如鞭尸般再拿出来当箭靶。“异议分子”此一标签的祸福相倚,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其个中滋味吧。

三.“书写流离”:“血统纯正”vs“海外杂种”,或曰“中国中心论”的无远弗届

作为流亡作家,尤其是作品在国内被禁的作家,另一个困扰是作品的出版流通和读者群的问题。当一个中国作家丧失了中国大陆这块华人世界中最大的版图及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至少就数字上而言已是被边缘化了;而当流亡作家的作品受西方青睐而频频被翻译乃至翻译先于原著出版(高行健的《灵山》便是),各种“迎合西方口味”的指摘自然也接踵而至。有趣的是,作出这类指摘的并不限于在地的学者和评论者,西方非华族汉学家同样亦可谴责中国作家、电影导演的“自我猎奇”(self-exoticisation)和向西方投怀送抱,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北岛诗作的批评。流亡作家一方面要忧心在丧失巨大阅读市场的同时亦丧失其作品/身分的代表性、合法性和血统纯正性,另一方面又要担心因受宠西方学界而被冠上降格以求、投其所好乃至海外杂种之类的不名誉,在带有浪漫色彩的“流亡”标签和风风光光到处讲演的表面底下,亦恐有进退维谷之虞。

当中国作协发言人指出中国国内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而瑞典皇家学院并不了解时,有一点对他们来说却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文学奖若是颁给中国/华人作家,那当然是要颁给源自“中国”(大陆)的作家。 这种以版图面积、人口数字和所谓的文化根源为指标的“中国中心论”之根深蒂固,不仅中国人如此认为,许多海外华人也坚信不移,甚至中国的假想敌——西方、汉学界、流亡作家、异议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同意的。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及其异议分子和西方在此前提下的契合使得前述的种种矛盾和争议不啻沦为笑话。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毋宁是同谋者;而在极力维护并巩固此一地缘性的中国中心论的同时,实则也助长了中国的霸权意识和自我中心。

中国中心论的主要关键,无疑是各种型号的所谓血统纯正。于焉,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作家自是以中文写作的作家,“汉满蒙回藏苗瑶”只是一则政治神话,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或方言写作(如一些港台作家)当然不在此列,这是种族/语言的纯正。其次,中国当然认为台湾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事关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儿,还是要落到大陆作家的手中才是,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就靠边站吧,此乃地域的纯正。再者,从中国当局的观点来看,当然还要是居住在中国国内的国民,而且是不和政府作对的顺民,因为流亡作家有些已被褫夺公民权,有些已入他国国籍(如高行健),此谓国籍/意识形态的纯正。凡是不符合这三项标准的,大多被视为血统不够纯正的杂种;当然,第三项条件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对抗而产生对“纯正”定义的歧异——用政治阴谋论的说法,在西方的眼中,只有和中国政府对立的,才是血统纯正的中国作家。

中国中心论的迷思,光是彰显于与诺贝尔文学奖有间接关系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此一层面就颇蔚为大观。以1949年以后的文学发展来看,台湾不管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文类的成就,较之中国大陆至少是不遑多让的。但西方汉学界研究当代文学仍然一面倒地偏重大陆而忽视台湾(再次重申:遑论港澳和其他海外华人社群)。文学成就难道是用版图面积和人口比例来衡量的吗?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地缘性思考,也对逾百年华族人口散居流离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不管是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原因,中国人通过各种合法非法途径移居海外的浪潮至今仍不断,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根植他乡早已至三代或以上;即使尚未构成“地方包围中央”的局势,至少散居流离此一事实也应当多少破除对中国中心论的迷思。

“流亡”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游戏中血统最纯正的中国作家,也许能对中国中心论有若干程度的松动。但流离书写仍是相对于“家乡/祖国”而言。“书写流离”是我直译自源于香港的学者周蕾(Rey Chow)的Writing Diaspora一书书名。“Diaspora”一词原特指犹太人的流离散居,早已为学术界流行用语,现亦挪用于各族群的流离散居。周蕾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时,采用了其父所建议的《写在家国以外》的书名。此中文书名恰恰点出了diaspora一词所蕴涵的二元对立对象——“家国”。以中国流亡作家来说,散居流离既是对于家国而言,它也无可避免地巩固了上述的中国中心论,因为所有的流离——形体上的流亡、精神上的离异、意识形态上的相左,都是相对于一个中心或源头,也因此注定无法自此两头拉扯拔河的脉络中解套。唯有消弭流离的意识,才可能连带消除对中心的迷执。“Writing diaspora”,不过是夏志清所谓的“Obsession with China”的反面。

结语:干“中国性”,或曰“去畛域化”的可能性

高行健,一个源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一个移居欧洲并成为法国公民的作家,一个用中文写小说且偶用法文写剧本又以画画为生的艺术家,不由自主地成为“全世界中国人/华人的骄傲”——诺贝尔文学奖能带来什么启示?如果说中国国内有许多更有资格得奖的作家,熟悉世界文学的学者专家大概各自心里都有一份长短不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所谓更有资格得奖的作家名单——诺贝尔文学奖原不是竞赛而是肯定。本文行文至此,希望已经说明了中国(人)在乎的并不只是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其背后的话语霸权、民族尊严、政治角力和中国中心论之类。也正是这些议题,使得对“中国性”(Chineseness)此一观念的思考更形迫切;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提供的正是这个时机。

何谓中国性?假设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个华人,但并非来自中国大陆,而是台湾、港澳、新马或其他华人社群,所谓的“全世界中国人/华人的光荣”的说法是否仍旧成立,而这又说明了什么?假设这次的得主是华人但并非以中文写作,而是以闽南语或粤语;或者说得主是中国人但非汉人,且是以蒙文或藏文写作,“普天同庆”的情况又是否会改观?假设这次的得主是第二第三代的海外华人,不谙中文,而以英文或日文著作得奖,写作题材也不关涉“中国性”,是否仍是“与有荣焉”?

列举以上种种假定情况,不过是要指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第一个“中国/华人”作家时,在中文世界举世欢腾的背后实则隐含了许多关于“中国性”的假设。这些假设隐而不显心照不宣,却有着巩固前述的中国霸权、血统纯正、中国中心论等等的作用;而对民族国家的迷执,对血统纯正性的迷执,不正是类似纳粹暴行的历史起因吗?从某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生于哪个国家,甚至他/她的阶级、性别、性倾向等身分,不都是先天不能决定或先天已代为决定的偶然吗?对于自己无法决定不能选择的身分特质,若视凡此种种偶然为必然,鼓吹之,颂扬之,捍卫之,不也正是导致种种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吗?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又再度引发中东危机。身为中国人/华人,中国人/华人得诺贝尔文学奖值得骄傲吗?为一个自己不能决定的身分骄傲,不是挺荒谬吗?

关于各种身分的建构性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这里只就“中国性”一项举例说明。学者Allen Chun的一篇题为“Fuck Chineseness”的文章,阐述了“中国人”、“汉人”、“唐人”、“中文”、“中华民族”等观念的建构性而非必然性;周蕾在Writing Diaspora一书中表示,“中国性”作为一种结盟(bonding)的情感经常正是暴力的根源。从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来看,不管是视之为“全世界中国人的骄傲”或是和中国官方同一鼻孔出气,各方反应不过都是铺天盖地的“中国性”的各种伪装,对中国性本身的建构性、其存在价值、其霸权与暴力倾向缺乏思考。因此,所有立场不一的话语的按时操练,竟是殊途同归地让“中国性”经诺贝尔文学奖而大张旗鼓并声势壮大。

“中国”不论作为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都是以划清界线为区隔方式,界线内力保纯正,界线外乃异类他者。流离者跨越边界,进入另一个地域、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化,往往不过是换了一个归属,或是虽“流离”却仍与“中心/家国”藕断丝连。如果没有界线,就没有畛域、地盘的观念,民族国家的身分认同也就可以休矣。高行健在得奖后接受台湾《联合报》的专访,被问及人在法国,同时用中文和法文写作,空间的转换和语文的交替使用“有没有令您切身思考文学与‘国家’这一观念”时,很明显地避重就轻。他说:“把自己定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这个问题,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其实是不存在的。”(10月13日《文艺城》转载)。10月15日《联合早报》有一篇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访谈,对相关课题他的回答就直接得多:“我没有认为自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作家。我只是一个在日本用日语写作的人,是出生于日本九州小山村的小说家。”

“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是哲学家Gilles Deleuze和Felix Guattari的观念。边界既已形成,跨越边界是一种可能性,去除边界是另一种可能性。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世界性的奖项,其宗旨应是促进了解而非深化仇恨。高行健的得奖是否为中文世界以外的人们所拥抱尚有待观察,但端看华人世界中,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反应,“干中国性”自是过街老鼠的人人喊打,“去畛域化”也只能是痴人说梦的遥远神话。(二之二/全文完)

2000年10月18日传自剑桥

作者为剑桥大学汉学博士生

新加坡公民

¤-此符号代表非标准汉字,恕无法显示。

[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中国 诺贝尔文学奖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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