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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疲劳》:莫言的中年狂欢

2012年11月07日 11:33
来源:青岛日报 作者:臧杰

莫言常说,自己的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的这种想法,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姿态,消弭作家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这有点像新写实主义倡导的“零度写作”,但与“零度写作”相比,这种想法对于作家自身有更高的要求。因为“零度写作”虽然还原了现实,但还是“写作”,作家还带有一种姿态或者身份,而“作为老百姓”就不应该有这种“身份”。这种想法的坚持,对越是功成名就的作家难度越大,因为“身份”意识附身的时候往往是不能自已的,由身份而产生的作派也往往是身不由己的。

于是,在《生死疲劳》中,我们看到了“狗眼看人高”式的叙事方法,叙事者成了驴、成了牛、成了猪、成了狗、成了猴,就是不“做人”。这样的叙事角度,使叙事者上天入地非常地从容,也使故事有了纵横开阖的名状。

同时,又是出于控制叙事的考虑,莫言又在小说中塑造了“瘪三”作家“莫言”、大头“蓝千岁”,让畜道、人道、神道交相辉映,以弥补完全降低视角后带来的单一性的问题。

如此说来,所谓的“六道轮回”只不过是莫言所采取的一个叙事结构而已。

正如《生死疲劳》这个小说题目一样,小说中更多传达的是一种佛意,而这种佛意已经渗透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它不是一套道理,而是一种日常形态。

最深刻的佛意所在莫过于小说最后阎王爷对西门闹的话了,阎王说:“我将让你在畜生道里再轮回一次,但这次是灵长类,离人类已经很近了,坦白地说,是一只猴子,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希望你在这两年里,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干净,然后,便能是你重新做人的时辰。”

为什么“把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干净”才能做人呢?莫言在新近的一次访谈中做了解释,一个研究佛学的教授曾告诉他:六道就在人心中,人在暴怒那一刻,很可能堕落到六道里的修罗道,当你突然在某一刻产生贪欲的时候,很可能堕落到恶鬼道,当你有邪念的时候,人的精神状态是在畜生道里,六道实际是人各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当你在某一个时刻把自己的欲念克制了,把自己的灵魂净化了,这时就可能进入到佛教的境界了。

这个教授的说法,其实也是把佛理中的人兽鬼,化成人的日常形态了。这样认识,与莫言将作为人的写作、作为兽的写作和作为鬼的写作,都化成作为百姓的写作,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三是莫言企图实现民间叙事与宏大叙事的连接。

这也是《生死疲劳》最有深意的野心。莫言从前的长篇写作在题材选择往往具有某种侧面性,《红高粱》与抗战,《檀香刑》与义和团运动、胶济铁路的血泪,《丰乳肥臀》与母性、各种势力不停歇地征服与占有,往往都焦灼于一个层面。

与这些小说相比,《生死疲劳》宏阔了许多,表面上看,小说写的是农民五十年来与土地的关系。实际上,作者呈现的是一个社会进程,和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的价值选择、性格命运,以及凌驾于它们对选择本身的思考和对命运本身的思考。

小说中,顽固的不加入人民公社的蓝脸和热切的捍卫人民公社的洪泰岳都是极端人物,他们的个性也是极端的,虽然他们一起对峙了五十年,虽然经历史证明,蓝脸的个性是有价值的,洪泰岳的个性是没有价值的,但当他们共同依赖与膜拜的土地,要被子孙们出卖时,他们都愤怒了。

小说正是通过诸如此类对峙与愤怒,来呈现历史、反思历史,用恍然于虚构与真实的方式来实现宏大叙事。

莫言自己在阐释这部小说的动机时说过这样的话:从80年代以来开始的新时期文学,里面大部分是写农村题材的,大多数我想是停留在对农村的落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经济的崩溃,农村人的变化,没有一部从50年代初到2000年这么一个时期的相对完整的小说。所以我想写这么一部相对完整的、能够概括出农村的核心问题的小说,这个想法也是在漫长的过程中成熟了。

比及莫言的总结,小说中还弥漫中一种勇气,那就是有关“文革”旅游项目述说,这一述说也许是对巴金“文革博物馆”的一次纸上回应。其责任意识一目了然。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任何一种有益于书写、有益于生存的思考、有益于历史反思的“野心”都不是可耻的。更何况这是人到中年的莫言,以“好看”的方式,以43天的写作,以极端奔放的语言,以疯狂的人物塑造来呈现给我们的。

我们有理由对莫言有所不满,也有理由对他满怀期待。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莫言 生死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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