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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疲劳》:乡土中国的寓言化叙事

2012年11月07日 12:27
来源:文学报 作者:陈晓明

全部文学艺术的经验发展至今,中国作家是否可以在更加多元的艺术表达层次上来把握人类的生存经验,这无疑是艺术创新的标志。从贾平凹的《秦腔》,到莫言的《生死疲劳》,这些描写乡土中国的作品显示出艺术上完全不同的气象,那就是在主体意向非常充分的视角下去展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中国文学真正的艺术冲刺,还是发生在关于乡土中国叙事上,这就是我们被注定的文学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生死疲劳》肯定是一部非同凡响的作品。莫言的叙述比以往作品更为自由,无拘无束;对乡土中国历史的书写采取了全部戏谑化的表达,那种黑色幽默渗到骨子里,在欢笑嘻闹中悲从中来。作品描写了中国乡村自土改到改革开放的半个世纪的历史,革命与变迁、历史与暴力、理想与衰败都被整合在一起,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全部叙事则是通过一个地主投胎为驴、牛、猪、狗来表现。这是一出“变形记”,卡夫卡的形而上的变形记,在这里被改变为历史的变形记,一个阶级的变形记,人在历史中的变形记。

当然,莫言这部作品依然在依靠历史框架在叙述中起作用,历史主义的魔鬼还是附身于他,这是中国作家目前写作长篇小说始终无法摆脱的幽灵。也许中国的历史太过于强大,历史难以终结,这不只是历史记忆和历史的延续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他们以其无意识的艺术敏感性在努力突破历史主义的限制。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则通过动物变形记的戏谑来打破历史的线性固定和压制。这些动物走过历史道路,它们的足迹踏乱了历史的边界和神圣性,留下的是荒诞的历史转折和过程——那是从驴到牛,再到猪和狗的变形记。

关于这部作品写作的历史故事或者对历史的揭示并无多少惊人之处,这段历史无论如何都被无数次的重写和改写,莫言纵使有千钧之力也不会有什么过人之处。关键依然在于怎么写,这就是莫言这部作品最为惊人和醒目的地方,那就是动物变形记的视角。

关于这一个视角所呈现的变形记的结构我们无法去复述(篇幅所限),那是由驴、牛、猪和狗组成的依次由土改、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所对应的历史。小说的主人公西门闹原来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地主,土地改革中全部家当被分光,还被五花大绑到桥头枪毙。他在阎王殿喊冤,阎王判他还生,结果投胎变成一头驴。西门闹变成一头驴却是好样的,雄健异常,但它却也不得不死于非命。西门闹所有投胎成为的动物都勇猛雄壮,这摆脱了他作为一个地主的历史颓败命运,在动物性的存在中他复活了。这个动物的存在,这个动物的视角,使莫言的叙述具有无比的自由和洒脱,它可以在纯粹生物学和物种学的层面上来审视人类的存在。这个审视角度是如此残酷和严厉,人类的存在居然经不住动物的评判。尽管说,人们可能会对莫言书写乡土中国的历史玩着花样有所非议,农民式的狡猾使莫言避重就轻,没有对血淋淋的历史进行血淋淋的揭示,没有撕开历史的心脏,而是在外表,与历史逗乐取笑。但就这一点,我想我能理解莫言的做法。关于这段历史,一方面被书写得比较多,无论文学多么写实,总是枉担着写实的虚名,对历史的揭示还是不如纪实报告或影像资料。文学在这个时代,只有以文字之力,以叙述的力量来展开文学性的意趣。这就是一个评价的标准问题:是还原历史更重要,还是文学性的表达更重要?或者二者的相互兼顾更重要?我想莫言是采取了二者兼顾的方法。他既抓住历史中的痛楚,又以他独有的话语形式加以表现。而历史只是在话语表现中闪现出它的身影,那个身影是被话语的风格重新刻画过的幽灵般的存在。

事实上,小说在历史、阶级与人性的叙事上,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在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对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和《1984》的回应。不管莫言是否有意回应,毕竟那是一个存在的前提,读者、研究者总是会想到那些作品。如果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抹去莫言作品中被变形了的历史意味。当然,小说并不是历史哲学,也不是政治清理。特别是在历史已经模糊的今天,我们从莫言小说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在一种历史情境中的人性的揭示,不管是对洪泰岳,还是黄瞳,或是吴秋香,这些在历史中呈现为恶的人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另一方面,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形象还是相当鲜明,作为主角的西门闹自然不用说,蓝脸这个忠诚愚顽的奴仆,一辈子不入社的单干户,他以他的独特方式坚守着农民的历史和伦理,这个当年的“中间人物”,在莫言的重写中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更年轻一辈的人物,蓝解放、金龙、合作、互助、杨七等等,不管着墨多少,莫言三下五除二就在戏谑中让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这样一个漫长的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的历史,经历转折、断裂、重叠和重复,这个历史最终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

当然,更重要的也许要看到,这部作品中的历史被寓言化了,那是动物的寓言,是动物讲述的寓言,是动物化的历史寓言,这种寓言形式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命名。在完成对历史的命名的同时,莫言也完成了对历史的戏谑和颠覆。而莫言本人并不是一个对历史多么眷恋的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他是一个要在文学中找寻快乐,创造快感的人。因为动物视角,莫言摆脱了重建历史的责任,他从历史中拾掇起人性的碎片,不时地击打这些碎片,这就足够了。莫言更感兴趣的是用他的叙述制造戏谑,在这里,莫言的游戏精神使他的语言表达获得最大的解放,有意喋喋不休,毫无节制地夸夸其谈,其表现确实也有过火过分的地方,也有失控和不节制的嫌疑,但与他所获得的语言任意奔涌来看,那些过分是可以谅解的。现在,莫言让语言的表达无限地自我生成,当然,这也是莫言自己的一贯风格,在这里推向了极至。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莫言多少还是吸取了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语言狂欢表现中所透露出的机智和锋芒,或许也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翻开任何一页,都可以读出语言在戏谑的情境中的自由奔涌,例如,并非重点人物的杨七贩卖皮衣时,那些语言的挥霍并不是毫无理由,杨七混乱不堪的叙述把当时的历史情境,把人物的关系,把隐形的叙述人蓝解放乱七八糟的家庭历史和现状都端出来了。叙述的节奏感强烈,语速快捷,看似混乱,其实效率很高。这比那些看似精炼的慢吞吞的叙述效率高多了。而重要的是,这种叙述中所包含的审美效果非常显著,审美要素丰富,既有叙述事件、故事,又有叙述人自我的性格呈现,也有叙述情境的戏谑和快感。如果要说到小说叙述的狂欢化和黑色幽默,莫言的这部小说当推汉语小说最极至和最精彩的表述。

这部作品可读解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众多的经典文本的对话。莫言的胆大妄为决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继承,例如《西游记》《聊斋》等名著的人兽同体,人鬼同形。中国传统和民间的这种魔幻资源十分充足,莫言的运用得心应手,源于他的自信心。在这个意义上,《生死疲劳》是一个艺术杂种,一个艺术上的人兽同体,是魔法小说的历史化和当代化,这也是小说的魔法,对小说施魔。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莫言 生死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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