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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暴力·反讽:论莫言《生死疲劳》的荒诞叙事

2012年11月07日 13:29
来源:东岳论丛 作者:吴耀宗

二、因暴叙暴:理据与焦点

书写暴力一直是奠言小说的特色。《红高梁家族》,写余占螯谋杀酒庄单廷秀父子,手起剑落,弃尸河中,何其冷酷;写日军逼屠户孙五将刘罗汉活生生剥皮示众,哀嚎震天,何其悚怖凹。在《食草家族》中,阮书记暴力执法,令民兵将七老头吊高跌地而死,再放到大锅里煮烂当肥料,抓到偷地瓜花生萝卜充饥的小孩,立刻拉去枪毙;天与地兄弟俩残杀大爷爷夫妇,肢解七奶奶,活埋七爷爷然后枪毙,简直是任意妄为,草菅人命。《丰乳肥臀》中十七团士兵炸教堂围剿司马支队,处决司马库;上官来弟因奸情被撞破而用木凳击杀丈夫孙不言,被捕正法,情夫鸟儿韩在前往服刑地途中企图逃跑被火车轧成了两半凹,可说是满纸血迹斑斑,慑人心魂。迨《檀香刑》,更是极尽渲染之能事,写刽子手向小太监施”阎王闩“,或腰斩偷银的皇家银库库丁,或凌迟反袁世凯的义士钱雄飞,或对孙丙使用”檀香刑“,都在追求血腥残忍的极致,字字挑剔神经,凌迟感官,令人难以卒读。对于这些考验读者忍受力极限的暴力叙述,莫占解释:“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年代,这个暴力不仅仅是指对人的肉体的不收费的网游侵犯,也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残杀,也指这种心灵的暴力,语言的暴力。我觉得文化大革命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动乱,整个社会都在动乱当中,这种真正的肉体暴力存在的,也就是说批斗啊、武斗啊,都存在过,我觉得最大的暴力还是一种心灵暴力,一种语言暴力。我们回头看一下文革期间的报纸社论,包括我们许多领导的讲话,包括当时的艺术作品,都充满了这种进攻性的暴力语言。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在作品里面有暴力描写,实际上是生活决定的,或者说是我们个人生活经验决定的。”

这一段话强调暴力时代造就了暴力叙述。换言之,倘若没有残酷的历史,何来血肉模糊的暴力文字。莫言还继续指出建构现代文学暴力叙述的另一要素-中国人特有的看客传统:“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里面批判了这种看客文化,像他的《药》他的《阿Q正传》里面都描写了这种处死人的场面,有很多人围着看。

我觉得中国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看客文化,实际上是三合一的演出,一方面是刽子手,一方面是被杀的罪犯,一方面是看客。这三个方面缺了一方面都是不行的,刽子手和这种被处死的人是表演者,他们表演的越精彩,观众才越感到满意,成千上万的围观的老百姓,实际上里面都是善良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时刻,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个当作一种巨大的乐趣来观看,我们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像我这种年纪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枪毙人,都要搞这种万人大会,万人公示,用汽车拉着这个罪犯在全县的各个乡镇游街示众。

目的和封建社会一样,就是来警戒老百姓,或者吓唬老百姓,不要犯罪,犯了罪就是这样的后果。在封建时代刑法的特点就是越是这种重大的罪犯,越是让他不得好死,把这个行刑的过程尽量的延长,让这个罪犯在这个过程中忍受最大的痛苦。”在这双重条件之下,诉诸暴力既是时代最鲜明的标志,也成为莫言小说叙述不可或缺的内容。诚然,如果我们稍作比较,会发现莫言的暴力叙述在《檀香刑》之后有所收敛。《生死疲劳》就不如前述诸作的连篇累牍,钜细靡遗。

此外,全书始终只写“惨死”,未若旧作搜索枯肠似地描绘“奇死”。但是熟悉莫言文字的读者也清楚,以莫言天马行空、纵横捭阖的才气和《生死疲劳》足够铺张扬厉的篇幅,要在这方面超越旧作、造新里程碑并不困难,其竞而减省笔墨,可见志不在进行另一场文字表演以飨读者。笔者以为,莫言在《生死疲劳》着重赋予暴力叙述一种深层的隐喻功能,这使描绘之详尽与否变得次要了。

写西门闹六道轮回而竟有五世罹难,反复以暴死收场,这其实是对于同一本体、数代生命的一种变相凌迟,尽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血腥痛苦的过程。再者,尽管暴力书写如同莫言所说的涉及施、受、看三方。但其旧作多写极刑示众以发挥震撼耳目的效果,侧重描绘“施”暴者何其飞扬跋扈,随心所欲,“看”的群众事不关己,纯粹为刺激而围观,而《生死疲劳》则倾向强调“受”的一方何其无辜冤屈,“按部就班”地经历肉体和精神上的强大冲击,且又在看客名单上增添最重要的成员-西门闹,使其眼睁睁看着自己如何一再横死,痛上加痛。反复受难,并由受难者亲眼见证,其用意在于配合轮同的叙述结构,暗示生命不断重复,痛苦亦不断重复,说明受难是一早命定的,在历史必然的发展中不容逃匿闪避。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莫言 生死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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