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妖娆的罪衍,负面的现代

2012年12月13日 14:41
来源:读书 作者:季进 余夏云

海外学术界对上海妓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一座“浮城”,若干“尤物”,成为学者测绘一时一地情色想象的最佳途径。1997年,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和贺萧(Gail Hershatter)两位的研究大作,开始摆脱以往道德批判的束缚。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和性》站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交叉路口,以现实主义的目光,写出了百年上海青楼妓业的更迭,明确了娼妓性质不断“商业化”和“情欲化”的进程,既刻写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也复制了一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贺萧的《危险的愉况》则反思这些“下属群体”(subaltern)的发言权,探查20世纪“娼妓”问题与民族、政治、商业、性别及情感文化的相互扭结与彼此征用的关系。尽管贺萧承认妓女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但真正的话语权仍掌握在官方和知识分子手中。她们被记忆、被塑造、被讲述,从而变为符号,变成隐喻和“知识”。换句话说,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这部史学著作是关于“想象的想象”。可是,吊诡的是,作者的想象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前一想象中某些力图彰显的面向,例如,女性是被压抑的。

但“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高彦颐(Dorothy Ko)在《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中的这一诘问,让我们注意到了“五四”史观之外,女性形象多姿多彩,表情达意诚具能动效益(agency)和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被压抑”的面貌。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闺秀,虽不能改写框定于她们的阃道规制,却也在其中觅得一个另类的文化生存空间,并由此获得人生的意义、安慰和尊严。虽说在整个女性世界中她们只是处在社会夹缝中的少数,但是,有一点可以断言,即过去那种将女性一概视为父权牺牲品的论述方式,如今已成昨日黄花。这样的理路,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学术支撑,其中尤以女性学者的论述为主,比如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都是如此。德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上海情爱——妓女、文人与娱乐文化,1850-1910》(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通过对上海妓女某个时段的研究,再次显示了上述理路。叶凯蒂稽查当时勃然兴起的大众消费文化与头牌娼妓的互惠、互利关系,重新赋予了这些社会邪流(social evil)以光彩照人的一面。她们不仅在勾栏世界里左右逢源,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自己的情色生意,更在公共领域呼风唤雨,引领一时潮流,俨然成了乱世里推倡公共关系与私人狂想的行家里手。其极致处,在在形塑了一种如“恶之花”般璀璨、颓废的娱乐美学。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季进 余夏云 叶凯蒂 上海妓女 大众文化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 历史

商讯

一周图书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