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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的罪衍,负面的现代

2012年12月13日 14:41
来源:读书 作者:季进 余夏云

欢场制度与文化姻缘

晚清妓女之所以能在上海这个大洋场里如鱼得水,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这里的妓院有着一套严苛的游戏规则。小至叫局、出局,大到聘用、典押、卖绝,以至于逢年过节的宗教仪式,都一整套的规章做法。这些规矩,看似无足轻重,却可以使妓女之间相互区别、分出等级,同样,也可以使那些企图越矩行事的恩客乖乖就范。这些规制,提供了一个男女相对平等的文化场域,为现代式的情感事务和行事准则拉开了帷幕。张爱玲说,只有妓院这边缘的角落里,还有些许自由恋爱的机会,可以填补男子人生的一个重要空白,或许也有这个意思。我们以往对“现代性”的讨论,往往放言其如何冲决罗网、藐视陈规,这里,叶凯蒂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墨守成规”亦可别有洞天。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所谓:“狎邪意味忤逆成规。但最成功的狎邪小说,竟可来自对成规有模有样的模仿。”正可与这现实中的情色习俗,对照而读。这算是“现代性”的吊诡,却也是理所当然的法则,传统与现在不必断然割裂,杨柳新翻照样可成新曲。

不过,还是应当看到,这种浪漫的“士女遇合”传奇,到了晚清算是曲终人散。少了陈子龙柳如是的诗词情缘,没有侯方域李香君的革命加恋爱,更欠了冒辟疆董小宛的情爱缠绵,风流退场,商业接棒,露水姻缘的背面,尽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谓情色化的金钱游戏,商业化的欲望征逐,在男男女女的交易酬酢中显露无疑。这些倌人清楚地懂得该如何将私情与生意相区分。她们承欢侍宴,与恩客逢场作戏,却也暗中“吊膀子”、傍戏子、爱马夫,把公与私的界限弄得泾渭分明。否则,她们将为此付出高昂的情感代价,在凄凄惨惨中悲悯身世多舛,忧思成疾。她们既是“倡优”(public woman),也是“公众人物”(woman in public)。前者成其骂名,后者却成了五四“新女性”的引子。其形象寓意之混杂、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已经有学者指出,在漫长的18世纪,至少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层妇女间(也包括那些高级妓女),相互竞争的方式是诗文写作。但这种文化风尚,到了19世纪发生很大的变化,王韬不无悲观地发现,在155个高级妓女中只有17个人接受过“文学”方面的教育,而其他人看来仅具有一些肤浅的中文写作知识。为了弥补这种文学才华上的不足,同时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筹码,她们开始模仿《红楼梦》,尝试把上海这个开放的移民之城比作“大观园”,而自己则是其中多情浪漫的少女。这种策略,当然是针对文人而开展的,官、商虽然是另两类比较重要的顾客来源,但比起文人,他们似乎更愿意寻求刺激与舒适。他们是来观看和享受这场表演的,但文人却直接加入其中。他们精熟红楼,懂得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对应角色。在这场游戏中,他们各怀“鬼胎”,却也一拍即合。男的是为了舒遣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文化失落之感,来此寻花问柳;女的则希望藉此提高身价,以角色的能量来掌控她面前的客人。有人说小说搬演现实,这里分明是现实模仿小说。虽然视之离奇,却又入情入理。现实主义的文学,之所以会屡遭苛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实践者每每将现实与虚构世界、原则相混淆,并承担了过多的道德责任。我们无需讳言小说的政治功用,却也不必将之上纲到文学制度的层面加以施行。叶凯蒂的文化观察,大抵也算是一个有力的辅证。

《红楼梦》之所以能在风月世界里风靡一时,自然与它言“梦”、谈“空”、说“命”的内里息息相关。士女遇合,相知相守,最终却又注定天各一方。欢乐转头成空,一切有如梦幻泡影。所谓“繁华如梦”正是如此。不过即便如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领受这其间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反正春梦过后一切又还归正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上海妓女对《红楼梦》的投入,还包含着对《西厢记》、《牡丹亭》的拒斥。这些“晚明”情教的产物,剖白了人心欲孽,因而直见人“性”,不如《红楼梦》来得含“情”脉脉、浪漫动人。所以,《红楼梦》战胜了《西厢记》、《牡丹亭》,成了妓业的圣经宝典,它不仅有助于改善妓女形象(风月之中以情为先),更是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情感理念,即爱不惟性,不惟革命,不惟政治,它是自我的愉悦与释放。简言之,爱是娱乐的一部分。妓女、文人与娱乐文化,于此融为一体。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也开启了一代情感风气(如五四之自由恋爱),也可以说是掀起了另一轮的性之压抑,甚至也可以刁难它乖离了情感的崇高指向,不过,变数越多,越是说明晚清妓女对这才子佳人故事搬演的成功。

除了隐喻主题、情感向度,“红楼梦影映青楼”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的经济发展。它催生了一种繁华景致,把这弹丸之地,变得如大观园般可圈可点。她的异国情调、她的遗世独立,都使她成为最佳的幻想对象。而且,就在这现实的都市里,确实还矗立着一座座庄园,提供了一切可能让妓女表演、炫耀、招来顾客,比如著名的张园、徐园、愚园、西园等等,不胜枚举。就在张园中还矗立着一栋可以览尽申城美景的高楼——“安垲第”。此系英文Arcadia Hall的中译名,意为“世外桃源”,颇可与“大观园”的寓意等量齐观。熊月之先生的研究表明,它后来私园公用,受惠于上海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租界的缝隙效应,而一跃成为华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最优公共场所。这一点更可以和大观园里无拘束的情感表达相参照。所以,对于游惯了张园的上海妓女,会自然地将自己比作红楼梦中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之事。

不过,说到底,妓女最多只能算是红楼故事的追随者,红楼热潮的开创还当归功于洋场才子。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有座“一笠园”,摆明是“大观园”的化身。学界历来对这一部分评价不高,但王晓珏却以为,一笠园与张园的并存,是作者徘徊现代与传统的最好表现。晚清的上海租界,尽管是最早接受现代事物与价值的地方,但是,新旧之间所发生的,决不是新的代替旧的,而是新旧价值的杂陈,传统与现代并存、对峙、协商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只贯穿于文化界、文学界,也为商界的妓女“发扬光大”。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会屡屡变身为时代隐喻和文化象征的关键。她们的多元、烂熟而又离奇,成为文人写意托喻的最好选择。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季进 余夏云 叶凯蒂 上海妓女 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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