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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妓女的“文人化”

2012年12月21日 14:49
来源:中华网 作者:王鸿泰

大小会必呼伎乐──文人与妓女的复合

张岱所谓“名妓”与“歪妓”的区别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分类,它反映出妓女在实际社会活动中所呈显出来的差异,而前述对妓院的分析已然透露,这种差异的构成实有文化因素在其间作用,因此,“名妓”与“歪妓”的区别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性的分类,它们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差异。明中期以来,文人与妓女在现实社会中展开密切的交往,某些才艺表现上特能与文人文化相投合者,就别出于一般妓女之上,成为独特的“文化明星”,她们可以说是最具文化意义的“名妓”。由此一角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将“名妓”视为由文人文化所衍生出来的文化产物。以下我们就直接由实际的社会活动,来观察文人与妓女的交往情形,由此探讨这个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

官僚阶层或预备进入官僚阶层的士人与妓女交往,至少在唐代时已蔚为风气,唐宋以来一直不乏士人与妓女间风流佳话的流传。明朝初年,官员狎妓的风气也相当盛行──《秋泾笔乘》中载道:

宣德年间,顾佐为都御史。……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牙牌累累,悬挂拦槛。群婢奏曲侑觞,浸淫放恣,解带盘礡,每至日昃而后返,曹务多费。佐奏革之。

可以想象在宣德禁娼之前,士大夫们进出妓院的情形相当普遍,这些士大夫在妓院中到底如何“浸淫放恣”呢?此处只叙及“群婢奏曲侑觞,解带盘礡”,士大夫们与妓女互动的实况则不甚清楚。关于明代初期士人与妓女交往情形的资料并不多见,其中较为人传颂的是三杨与江斗奴的故事:

齐亚秀者,京师名娼,……女曰江斗奴,以色艺擅声。宣德间,海内清谧,上下皆以声妓自娱,英公张辅尤奢泰,尝延三杨饮,命斗奴佐觞。二杨颇降词色,西杨俨然,南杨乃举令,各取古诗句有月字在下者。云:“梨花院落溶溶月。”东杨云:“舞低杨柳楼心月。”西云:“金铃犬吠梧桐月。”斗奴跪而请曰:“妾亦得句,敢言乎?”英公咄咄曰:“汝当歌各月,毋徒诵也。”斗奴歌曰:“梨花院落光如雪,犬吠梧桐夜,佳人杨柳楼,舞罢银蟾灭,者春月、者夏月、者秋月,总不如俺寻常一样窗前月。”诸公称赏,西杨亦剧饮,东杨至拥之膝,连沃数觥。杯覆,斗奴以罗裙拭之,云:“血色罗裙翻酒污。”公叱曰:“总为母狗害事!”斗奴应曰:“妾所接皆公猴耳。”众人大噱。明旦,三公皆以绯罗赠之,西杨曰:“吾辈老矣,犹为尤物动,况少年乎?”即奏禁百官,宿娼者除名。

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此处提供的是比较完整的版本,这个完整版的三杨娱妓情节,大概也是明初士大夫们“以声妓自娱”的相关文字中描叙最详尽者。这个故事为人所乐道的重要因素是:对答中充满机锋相对的趣味,而除了语言的机巧外,此一声妓佐觞的饮宴中有很浓的文艺色彩,江斗奴能够很灵巧地加入、串组文学涵养甚高的士大夫们的文艺活动,使这个场面成为活泼的文艺飨宴,以致三杨在欢乐之余,担心这会成为士大夫们难以自拔的温柔陷阱。明初妓院中的活动是否都如此具有文艺气息,不得而知。不过,这个故事之所以被传颂不已,除了因为参与者是声名特高的三杨,如前所述,其中的应酬上的机巧与文艺趣味应该也是吸引人的要点之一,这种趣味意涵着妓院活动另一个发展方向,它预告着妓院也可以成为文艺社交的场所。

如果明初的士大夫阶层继续频繁地与妓女交往,其文艺面向或许会很快地发展成为妓院文化的特色,但是这个发展却在宣德时因为政策上的禁制而一度中断──据沈德符说: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

可见这个禁令至少在京城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它造成士大夫们将兴趣转移到男色上,明代中期以后男色的盛行应与此一严禁官妓的禁令有关。在此影响下,士大夫与妓女的关系一度相当疏离,而妓院的文艺倾向就在此种疏离下随之中挫。

不过,禁令的有效性在于能够在实际执行层面贯彻下去,宣德年间的这个禁令一度发挥作用,但未延续很久,至少到了嘉靖年间它的有效性就逐渐地打折扣了,《觚不觚录》中提到:

河南、淮北、山陕诸郡士夫,多仍王威宁、康德之习,大小会必呼伎乐,留连宿饮,至着三词曲不以为怪。若吴中旧有之,则大概考察削籍不堪复收者;既而听用在告诸公,亦染指矣;又既而见任升迁及奉使过里者,复澜倒矣,乃至居丧,未尝轻缣白帢,左州侯,右夏姬,以纵游湘山之间,从人指目,了不知忸,呜呼!异哉。

除了河南、淮北、山陕等地似乎一直未受影响外,王世贞观察江南地区士大夫与妓女关系的重建,发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本来只是削籍官员,因为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可言,所以无所顾忌地招妓饮酒;之后,待职官员,因为尚无官职在身,不在取缔的第一线上,而不复忌讳地开始参与挟妓的行列;最后,身带官职者经过这个脂粉盛地时,也不免入境随俗地参与、分享其间的繁华。明代初期,首都南京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建了十六楼,官妓业之兴盛达到最高峰。可是,迁都之后,南京的娼妓业应即随之转衰,而后宣德的禁官妓,可能使之更加衰颓。但明中期后,江南地区在经济力量的带动下,娼妓业又再度兴盛。

江南地区因为经济条件优厚,声色事业易于发展,政治上又因远离权力中心,所以成为突破官妓禁令的始作俑者。在江南成士大夫们寄情声色之温床不久,因为政治力量未能适时发挥纠正作用,到最后天子脚下的官员们也狎妓成风了──严思庵的《艳囮二则》卷首说:“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至此,连处身权力中心的官员都已不顾禁令,那么禁令也就差不多形同虚设了。天子脚下犹然如此,其它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此下决定妓院发展的已非政治力量,而是经济力量与士人的社交情形。

到了晚明时,文人与名妓相交往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可以从文人间互相介绍名妓之事看出──据侯方域(1618-1654)言:

仆之来金陵也,太食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

李香君与侯方域交往之事,后来被孔尚任(1648-1708)演为脍炙人口的《桃花扇》,而两人之初识竟然出自复社魁首张溥(1601-1641)的介绍。张溥当时望重士林,却为后学引介名妓,且侯方域也亳不避讳地直书此事,可见在当时一般文人的观念中,并不认为与名妓交往是道德上的瑕疵。据《板桥杂记》所言,当时李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才士,争一识面以为荣。”名妓之声势至于可让士人以识面为荣,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与名妓相交往也就像与知名文人相往来一样,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活动。

另一方面,从妓女的往来对象来观察,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中当老鸨想帮卖油郎与花魁女安排聚会日期时说:“美儿(即花魁女)昨日在李学士家陪酒,还未曾回。今日是黄衙内约下游湖,明日是张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诗社,后日是韩尚书的公子,数日前送下东道在这里,你且到大后日来看。”届时老鸨却说:“今日又不工夫了,恰纔韩公子拉去东庄赏早梅,……来日还要到灵隐寺,访个棋师赌棋哩,齐衙内又来约过两三次了……。”这是一个当红妓女的活动情形,而这些活动透露妓女与士大夫交往的亲密,可以说,士大夫的社交圈是妓女最主要的活动范围之一。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晚明 名妓 文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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