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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妓女的“文人化”

2012年12月21日 14:49
来源:中华网 作者:王鸿泰

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文会中的妓女

明嘉靖以来,南京的士大夫们开始热衷于各种艺文集会活动,而且这些集会活动已无所禁忌地招引妓女参与其间,如钱谦益(1582-1664)《金陵社集诸诗人》中言:

嘉靖中年,朱子介、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如上章所述,嘉靖中期,南京地区的文人集会聚合本地、外来、长居、暂游之士大夫,成为一时的风尚,而在此类雅集活动中,文人诗歌酬答之际,妓女的身影亦已穿梭其间。再以个别文人之例来看,如《客座赘语》中说:

黄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乐人赏之,徐子仁、陈大声二公称上客。美之曰:“今日佳会,旧非也,请二公联句,即命工度诸弦索,何如?”于是子仁与大声挥翰联句,甫毕一调,即令工肄习,既成,合而奏之,至今传为胜事。子仁七十时于快园丽藻堂开宴,妓女百人,称觞上寿,缠头皆美之诒者。

徐霖算是一个与妓女交往特别深入的文人,《二续金陵琐事》中记道:“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工书,能文章,善为歌诗。有声庠序间,后以事弃去,遂为无町畦之行。数游狭斜,其所填南北词皆入律,故娼家皆崇奉之。衡山尝题一画寄髯仙,其诗后半首云:‘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老我别来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盖实录也。”因为他与妓女的关系匪浅,所以他晚年在丽藻堂开宴,竟出现“妓女百人,称觞上寿”的场面。这种文人与妓女间的密切关系,在当时已渐成风气,徐霖之例可以说是领风气之先,且表现特优者,不过并非特例。

明代后期,南京城以外的地区,特别是江南其它的城市,善于应酬的妓女也已成为文人集会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花当阁丛谈》中说:

吴阊潼梓门有妓姓陆,颇有姿,性亦慧黠,名籍籍侪偶中,一时缙绅士夫悉与妮,每召客争致之,非陆不欢也。

所谓“非陆不欢”显示妓女已成缙绅聚会的重要角色。明宣德禁官妓在士大夫与妓女间所造成的疏离情况,经嘉靖以来的重新交往后已有所改变,在一般城市的社会生活中,妓女又和士大夫建立了亲近的社交关系。

妓女参与文人聚会的具体活动形式,如余怀于《板桥杂记》中言:

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至其家(李十娘所属妓院),每客用一精婢侍砚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暮则合乐酒宴,尽欢而散,然宾主秩然,不及于乱,于时流寇讧江左,名士渡江侨金陵者甚众,莫不艳羡李十娘也。

这段记载显示,士大夫间的“同人诗文之会”是可以在妓院这个空间举行的,在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一“精婢”提供写作、饮食一切所需之服务,诗文写作告一段落,日暮之后的“合乐酒宴”,则融合了妓女奏曲侑觞的传统角色,可以想象这种形态的活动兼有文艺、娱乐,将文人之间的聚会形式与妓院声色之游宴结合为一。当文人与名妓的往来日益热络时,名妓所主持的妓院也随之衍变出另一种文艺性质,它已不完全是个声色场所,它也可以是城市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文艺中心。此外,前述顾媚的“迷楼”也是一个席无虚日的集会中心:

当是时,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座无眉娘不乐,而尤艳顾家厨食品,差拟郇公李太尉,以故设筵眉楼者无虚日。

这种“文”“酒”之宴,在酒宴中进行文艺活动,士大夫间夹杂着妓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活动形式而蔚为风尚,名妓所在之妓院也就成为艺文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种高级的艺文中心内活动者,文人之外,一些艺人也往往在此展献其才艺,如当时最著名的说书人柳敬亭就“常往来南曲,与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曲,敬亭以谭词,酒酣以往,击节悲吟,倾靡四座。”这类艺术活动有时且成更豪奢的艺术集会:“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像这种高级妓院已经不只是简单满足欲望的地方,其声色之外的文艺性质已极为明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晚明 名妓 文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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