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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妓女与文人的情感文化

2012年12月21日 15:58
来源:中国网 作者:王鸿泰

明代妓女相随于城市中社交活动的发达,而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活动形态,更因积极地参与士人的文艺社交而文人化,以至于部分妓女跻身其间而成为“名妓”。此后,名妓成为文人社交圈中的要角,与文人展开对等而密切的诗文酬答,因此,社交活动乃出现新的局面,除了既有之男性间的交往外,别有一个男女对等交往的情境出现,而且这种男女的交往乃以“情”为其内涵,如此,男女之情就成了文人文化的一个发展主题,这个主题的发展随着现实社会中文人名妓交往的频繁而日益滋长、扩散,以至于发展成为整体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本节承续前节以妓女为主体的讨论,在前文的基础上,转以文人为主体,进一步考察文人与名妓交往过程中,情感文化的发展。

征妓者有出于欲之外者也

随着士大夫与妓女往来的密切,逐渐形成“文人化”妓女的新类型,而从另一面来看,士大夫的需求不仅止于“侍砚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菓”式的妓女服务,而倾向更可对等往来的女“士”,则与他们将生命寄托在妓院这个场域相关。

前述泛论的“士大夫”阶层中,除了已通过科举的官僚或缙衿阶层外,尚在科举途中的生员也是狎妓的要员之一。明代社会随着科举的推展,地方上逐渐累积了数量越来越庞大的生员,这些生员的上升机会相对地越来越低。61这种结果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与制度相应合下的结果:社会上因为人口增加,出版事业发达,受教育机会也增加,进入科举管道者数量因之逐渐增加,制度因应此情势,随之调整放宽最下层的生员名额,可是最上层的会试录取名额却因为关系到实质上的官员任用,无法随之调整,结果就造成大量滞留在仕途底层,等待及第任官,而上升希望越来越渺小的生员人口──他们之中许多人为了生计,投入教育工作,制造更多的科举选民,于是更让问题严重化。相较于在仕途上有一席之地的官僚群,从这些在“正常”人生追求饱受挫折的生员,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妓院转换成人生另一寄托场域的痕迹。

江为霖是明末遭遇仕途挫折的生员,他在科举失利后投入妓女文学的创作,他自述其所以流连妓院,以致编写《金陵百媚》之机缘道:

南畿为六朝都会,以其纷华靡丽胜也,其尤胜者,桃叶渡头、秦淮旧馆是也。予兹岁铩羽金陵,旅中甚寥寂,偶吴中友人过予处,见予郁郁,呵余曰:“李生何自苦乃尔,岂素谓豪侠者,一至此耶?”因偕予游诸院,遍阅丽人。

在明末像江为霖这类因为考场失意而流连于妓院者想必不少,他们在妓院中藉由与妓女的交往,暂时忘却现实世界中的不如意,以致于放弃本行制义文字的练习,而与妓女诗文酬答,藉此于现实功利世界外,营造另一生命活动场域,将一部分(甚至全部)的人生托寄于其中。如此,妓院在实际的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渐被文人定义成为一个现实之外的“情感世界”。

这些留滞在社会底层的生员一生中充满着期望与挫折,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求取进士及第,可是就整体而言,这是一场僧多粥少的激烈竞争,就个别的参与者来说,这是个前途不定的人生历程,许多人在此过程中深觉怀才不遇,或者时时与挫折感为伍。在此种心态下,许多人在科举事业之外,另寻人生的寄托──袁中道在《赠东粤李封公序》中说:

古之隐君子,不得志于时,而甘沉冥者,其心超然出尘弢之外矣,而犹必有寄焉然后快。盖其中有所不能平,而借所寄者力与之战,仅能之而己。或以山水,或以麯糱,或以著述,或以养生,皆寄也。

这篇文章的写作对象东粤李封公“少怀物外之志,始抱异才,唾取轩裳,而竟不得大伸于时,仅就一博士以老。”而作者袁中道自身虽早成大名,却在仕途的追求上淹滞甚久,直到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中间多有不堪之情。所以这篇文章乃有感而发,蕴有藉题发挥之意,其中表露了仕途不如意者,需求诸其它物事以为寄托的心理。

袁中道所述这些“不得志”而有所“寄焉”的表现,可以从历代形成之“隐”的传统来理解,而明代中期以后,除上述这些退隐之途外,士人们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出路”:声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士人寄情声色的心理: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为而束之,则近正,否则近衰。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杨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语也。近有一文人酷爱声妓赏适,予规之。其人大笑曰:“吾辈不得志于时,既不同缙绅先生享安富尊荣之乐,止此一缕闲适之趣,复塞其路,而欲与之同守官箴,岂不苦哉!”其语卑卑,益可怜矣。饮酒者有出于醉之外者也,征妓者有出于欲之外者也。谢安石、李太白辈,岂即同酒食店中沉湎恶客与鬻田宅、迷花楼之浪子等哉?……殷生负美才,其落魄甚予,宜其情无所束,而大畅于簪裙之间。所著诗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昉画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独传其美人。此集之行,抑亦周昉美人类也。

此酷爱“声妓赏适”之文人,由其答话将官僚的“安富尊荣”与狎妓的“闲适之趣”并举,前者为在仕途上得志而须“守官箴”之人的酬报,后者则为不得志之人可不必受拘束的领域。袁中道则进一步发挥,指出文人寄情酒色与寻常饮酒寻欢的恶客、浪子不同,因为他们有出于“醉”、“欲”之外,即生理物质满足之外,精神层次的情感寄托,所谓“情无所束,而大畅于簪裙之间”,意谓着他们是将其无所着落的感情,全然投注在妓院之中,以妓院为其人生之另一活动场域。袁中道自己年轻时也曾纵情声色,这段话多少有夫子自道的意味,此处所言也多少反映出,以寄情声色来消解仕途之失意,大概是当时一般文人的常态。

士人进出妓院之寻常,也可以从一些妇教文字要妇女接受这种行为看出,如《新妇谱》中就说:

风雅之人,又血气未定,往往游意倡楼,置买婢妾,只要他会读书,会做文章,便是才子,举动不足为累也。

所谓“血气未定”比较是从生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士人进入妓院的动机。不过,只要是“才子”、“风雅之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由此可以看出妓女被纳入文士活动的脉络。《新妇谱》另一处又言:

凡少年善读书者,必有奇情豪气,尤非儿女所知。或登山临水,或凭高赋诗,或典衣沽酒,或剪烛论文,或纵谈聚友,或座挟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须顺适,不得违拗。

此处已将“座挟妓女”视为士人“才情所寄”之表现,乃奇情豪气所致,而与“登山临水”、“剪烛论文”等相提并论,要求妇女“不得违拗”。换言之,“游意倡楼”、“座挟妓女”已成为士人的行为模式之一,一方面显示出当时社会中士人与妓女的交往实已司空见惯,另方面这样的行为被界定为一种风雅之事而得到认可。由此看来,不管是生理的或心理的因素,明代后期士人出入妓院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在文化中得到一种诠释的脉络,成为士人文化的模式之一。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明代 妓女 文人 情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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