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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新民”抑或“革命”——重新回到《新民说》

2013年01月11日 15:44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凤凰网读书

高全喜:古今之变谈“新民”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新民”

非常感谢今天下午在此来做一个报告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确实,“新民”是说不尽的“新民”。在西方有一个古谚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觉得在中国近百年的时代,“新民”都是说不尽的。

——无论中西,“新民”都面临着“古今之变”

刚才杨念群教授从他的视角谈了“新民”在梁任公先生心目中的意义,他特别谈到,对“新民”的理解要放在一个百年中国历史的视角来谈,而我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我觉得这个“新民”对于中国来说,在梁任公谈到这个“新民”的时候,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百年的“古今之变”中来谈“新民”。就是,人作为群体,可以说古往今来都是生活着的,几千年了,人类历史、都存在,人都在生活。但是,这个“新民”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它都面临着一个“古今之变”。这样一个“新”的人,在现代社会,他如何变成一个我们所期许的这样一个主体——从自我意识方面是主体的,从政治方面是自由人格的,从公共社会和一个公民,无论对西方还是中国来说都面临着“古今之变”。所以,谈“新民”,我觉得这里头“古今之变”对我们有着核心的意义。可以说中国的“古今之变”它不是从自己的文明体中演发的,而是五千年的传统一直延续着的。中国的“古今之变”是在与西方文明社会碰撞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在西方,这个“古今之变”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他们基本上在政治、法律层面大体完成了他们“古今之变”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制度构建。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古今之变”从政体方面向社会方面的演化,呈现出另外一个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一个“古今之变”路径。

——中国:“新民”与“革命”

谈到中国的“古今之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古今之变”中西交汇的过程中,完成这样一个“新民”。可以说是从满清立宪、从甲午战争、从鸦片战争、从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但是回顾西方和中国,围绕着在“新民”和国家的双重关系中建立一个真正的、我们所期许的、主体性的人和现代的一个宪政制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体上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革命。可以说,完成“古今之变”的一个核心内容,无论是中国、西方,传统社会还是后发展社会,都面临着一种革命。革命是“古今之变”,是“新民”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在西方,我们看到的革命有“光荣革命”,有美国革命、有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可以说这种革命的过程,使得西方它的这样一个“新民”的确立,展示了它自己的内容。但是,谈到中国这样的一个“新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追问就是:何种革命?至少是我们目前大体上的一个知识界基本的认识,可以说西方社会在面临“古今之变”的时候,大体上是经历了两种革命方式,一种是小革命,一种是大革命。我们看到这种以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为代表的大革命的方式,虽然天翻地覆,虽然以塑造“新”人为它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这种“新民”的真正的主体、一种自由、它的人格,以及它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完好、优良地建设起来。但是英、美的这样一种小革命(所谓小革命,就是一种政体革命之后,再推进社会经济改良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使得英、美的政治制度和公民主体变成了当今社会的主导,可以说是主导了人类社会近三百年的历程。

那么我们中国在百年之变的过程中,我们要建立一个梁任公所说的这样一个“新民”,首先我们要完成“古今之变”,要经过中西交汇完成这个“古今之变”。我们选择了,或者我们被动地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呢?大家回顾百年历史就会看到,我们选择的这个机制是很不幸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点是天意的,我们是走向了一条激进革命的路线。这种激进革命的路径从它的思想起源的这种启蒙运动,我们追随的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我们所从事的是法国革命的方式,甚至跟后来的“党国革命”、俄罗斯苏维埃的这种革命的方式,构成了近百年的政治制度的演变。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样一个制度直到今天,既没有完成它的政治革命所诉求的一种稳定而又优良的政体制度,也没有打造出所谓的真正的新人——一个自由的公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在百年之后,甚至在昨天晚上,甚至在今天,或者刚才凤凰网老总谈到的这样一个时刻,我觉得我们的新人,这样的人何以存在,如何存在,他的自由、他的民主、他的宪政的目标,到底是背后所依据的那种激进革命的,尤其是“党国主义”的激进革命的这样一种动力机制,能不能支撑出这样一个“新民”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反思的。

——反思:激进主义无以造就“新民”,需吸纳苏格兰启蒙思想

所以在今天谈到这个的时候,至少对我们来说,我们走了一百年的漫长而又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重新反思,我们这一百年中激进主义革命是不足以达成真正的“新民”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效法,或者我们在晚清立宪的时候,在民国肇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有过一个相对来说的小革命的方式。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本身,就是小革命的一种政体革命的方式,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鲁迅所说的“人世没有多少变化,阿Q还是阿Q”,我觉得就很好。政体变化不一定要搞成社会变革、社会革命。那么在政体变化之后,政治的这种小革命之后,逐渐地改良社会。改良社会的依据就不一定遵循法国的启蒙思想路径。所以我觉得在思想界中,近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它也是一种启蒙思想,但是这种启蒙思想对于一个社会的发育,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法制社会、文明演进的渐进式的改良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当今,我们一方面要重新思考小革命,也就是政体革命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重新要思考一种或者吸纳一种苏格兰启蒙思想这样一种有别于法国启蒙思想的社会文明演进的思想的内在理路。所以说要考虑如何把小革命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这样一种思想理路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中国的社会变革,在今天可能还会渐进地达到我们所诉求的真正的“新民”,还有一个优良的政体。但是我们也谈到,由于近百年的积累,尤其是“党国制度”的积累之后,实际上新一轮的激进革命的这种呼喊和声音也一直在耳畔响起。最近这三五年,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屡屡听到革命的这样一种呼声,这种呼声既有它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但是它所具有的一种灾难性的可怕性我们也屡屡地经历过。所以说,目前,在当今的中国,我们在这样一个“古今之变”的关口思考“新民”的问题,我觉得实际上是面临着革命与改良的赛跑的状况,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完成这样一个政体革命、这样一个狭隘的、这样一个制度改革,那么普之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春风化雨式的文明演进,我们这个社会在未来还可能有一个较为良好的展望。假如我们拒绝这样一种理性的渐进的方式,那么一种我们曾经屡屡看到的近百年来屡屡发生的革命的浪潮,可能就会势不阻挡地涌现出来,新一轮的天翻地覆又会开始,这样的新一轮的天翻地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梁任公先生在110年前所期许的那样一个新人,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优良的稳定的这样一个政体制度呢?我至今对此是深深怀疑的。但问题是有时候有天意、有历史的必然性,或者也偶然性,所以我觉得在当今这个时刻重新思考“新民”,就要放在历史大的背景中,尤其是革命这样一个背景下来思考——只是我们要进一步思考何种革命,谁是“新民”,这是今天更加迫切的问题。好,谢谢大家。

王人博:

——新:动词与名词

刚才高全喜教授从“古今之变”这样一个路径来思考中国的“新民”之路,他也谈到了“新民”跟革命之间的关系。但实质上,梁任公当年写《新民说》的一个主要的用意,特别是后三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的革命,他认为中国的革命,特别像辛亥革命这样的革命,是不会造就“新民”,而且会使国家更糟。当然我也说到梁任公的“新民说”没有阻挡住革命的“车轮子”。但是大家又知道梁任公先生笔下的“新民”它有有两层意涵,第一个,“新”它是一个动词,就是说新必须从旧而来,这是他第一条原则。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个“新”人,他必须从中国走出来,但同时他特别重视的、强调的就是要采补西方的文明。这是我对梁任公先生一直在谆谆教导的理解——必须要采补西方的文明和价值,同时呢又不能脱离中国的这样一个旧的传统。这是第一层意涵。第二层意涵,这个新是名词,通过这条路造就新人,一个共和国之下的一个公民,一个成熟的公民,一个具有德性的公民,这是他的一致的追求。当然高全喜先生也讲了,在一个优良的政体之下,对一个新人的造就的价值和意义,这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脱离政体、一个政治结构和政治架构来造就新人,所以适当的政治改革,它可能更有利于新人的成长。我没理解错的话,高全喜教授强调了很多,也暗示了很多,再次谢谢高全喜教授。

下面有请仝宗锦教授表达高见。,时间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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