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吴稼祥: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

2013年03月04日 17:21
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吴稼祥

一、导言:和平崛起的两个条件

到目前为止,和平崛起,是中国给予世界的一个单方面承诺。但这个承诺能否兑现,与中国自己的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其它世界大国的外交政策有关。和平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行为,因为战争与和平总是多边行为的结果。这是本文的主要论题。

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和平前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乐观主义态度,另一种是悲观主义态度。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者一般持前一种态度,而政治现实主义者,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持后一种态度。

某些政治自由主义者宣称,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1。有的“民主和平论”者把民主国家不打仗的命题称为公理性命题,或者称之为“经验规律”:他们发现,在150多年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2。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崛起,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对中国崛起十分敏感的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对和平崛起的承诺,也就是对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承诺。

进攻性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对中国的崛起则充满忧虑。以他们之见,国家只有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大国就象争夺王位的公猴,快速成长的年轻公猴永远都是王位的挑战者。要完成王位更迭,残酷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说得更明白些,老猴王“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安全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3按照这种悲观论调,中国只要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

片面是理论家的利刃,片面才能深刻透彻;而全面则是战略家的本事,全面才有选择空间。《中国大战略》的两位美国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政治自由主义逻辑,但也充分估计到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崛起严重关切,承认“怎样对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在21世纪初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原因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会使国际体系中各大国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权力转移的结果往往是爆发‘全球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在国际体系中起着重要的维持秩序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另一方是试图直接或间接地向国际体系的权威和规则挑战的新兴国家。”4

这种战争会不会发生,取决于未来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大战略,而未来中国将采取何种战略,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国内政治事态的发展,一个民主的中国比一个“专制的”中国更容易对话;二是美国对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对话的战略比先发制人的遏制或绥靖战略更能防止中国转向“更加骄横和好斗”,从而“减少发生天下大乱的可能性”。5

因此看来,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中国才有可能和平崛起:第一,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崛起;第二,其它世界大国,首先是美国,不以“老猴王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看待中国崛起。第一个条件是国内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国际条件。在这两个条件里,第一个条件更为重要,只要中国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向世界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丧失和平的责任便不由中国承担。

从1979年开始的中国崛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权化崛起阶段,第二个是民主化崛起阶段。根据威权落差与权威距离正相关关系理论,这两个阶段的崛起都以和平为取向。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分权化崛起阶段(标志是中国已经从全权政体转变为威权政体),并向世界证明了她的和平意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在未来的民主化崛起阶段,中国的和平倾向只会进一步增强。

二、非民主崛起的非和平性

一个大国只有以民主的方式崛起,才可能和平崛起。这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第一个条件的命题式表述,这个命题需要论证。

首先要说明,民主崛起并非和平崛起的充要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具备这个条件,一个大国的崛起未必是和平的;缺少这个条件,一个大国的崛起一般不会和平。一个大国的民主崛起能否和平,要看它崛起的国际环境。按照“民主和平论”的假设,当一个大国在“民主地带”以民主的方式崛起时,和平是可以指望的,比如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的崛起;当它在“专制地带”崛起时,则很难避免战争,比如大革命中的法国遇到欧洲君主国联盟的围剿,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则不得不进行美西战争。

不难证明:一个大国如果不以民主方式崛起,则无论在何种国际环境中都难以和平崛起,其结果如果不是和平中断(比如德国崛起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崛起夭折(比如苏联在冷战中的衰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比如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这既有自身原因,也有他国的原因。自身原因下文重点阐述,他国的原因可以简要表述如下:如果一个正在崛起的专制大国的周边环境是“专制地带”,其他专制国家必然要通过战争来阻止世界权力的重新瓜分,这正是拿破仑称帝后发生在欧洲的故事;如果正在崛起的专制大国的周边环境是“民主地带”,民主国家与专制政权的相互敌视使得它们如果不是处于热战状态,则必定处于冷战状态: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的德国进行热战,与二战后的苏联展开冷战。

论证民主国家之间的休战与论证专制国家与一切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几乎是一回事,关键是要论证民主国家的和平属性和专制国家的扩张本性。德国哲学家康德是最早进行这方面论证的人。根据美国“和平民主论”者对康德思想的概括,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同其国内政策一样,充满侵略性和不公正性,因为君主不承担发动战争的代价;而在共和政体里,公民不仅亲身感受,还要亲自承担战争代价,除非战争的目的是保护他的自由和财产,对付共和政体的敌人,他们是不愿参战的。康德还相信,在共和政体里,随着文化的成熟和人们的原则更加一致,人与人之间会增进相互理解并能实现和平6。可见,康德的论证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展开,这也是当代美国“民主和平论”提倡者们的论证路径。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就认为,“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种种论证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民主的国家不会由于国家结构和制度规范方面的原因相互作战”。7几位中国评论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某些理论家对“民主和平”的论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一是相关规范和文化造成的自律(或戒律),但他们并非都同意这些论证。8

所有这些论证都是好的,但如果有反面的论证则更好。所谓反面的论证,就是对非民主政体扩张本性的论证。仅仅说专制者不承担发动战争的代价是不够的,事实上,政体的集权程度与其扩张倾向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我在拙著《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里提出了一个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成正比的假说。权威落差指的是一个国家里中央集权和个人集权程度,权威距离指的是一个国家从权威中心到边境的距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幅员。这个假说表明,一个国家权力越集中就越有扩大其国土面积的欲望,我把这种扩张或侵略倾向称为“谷仓结构原理”:一个谷仓堆得越高,为了稳定,必须把谷仓的底部伸得越远。9拿破仑皇帝曾对这种谷仓结构原理下过一个准确的注脚: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10

还有另外几个历史案例为谷仓结构原理作过注脚。第一个是中国春秋时的秦国,它是春秋后期最早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国主义诸侯国,其结果,扩张成了秦国历代君主至高无上的国策,并最终征服了中国全境;第二个是希特勒的德国,当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被纳粹党颠覆之后,德国政权的集权程度和扩张冲动便相互推进,并在希特勒的个人集权和德国军队的侵略范围都达到极限时一起崩溃;第三个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先是萨达姆在国内实现了哈里发式的专制统治的梦想,接着是当代哈里发萨达姆拿科威特祭刀,要实现光复巴比伦帝国、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梦想,这些梦想其实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最后被美国的导弹风暴吹得无影无踪。但是,在这三个国家专制政权美杜莎的头刚刚冒出来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观察到专制与侵略之间存在的谷仓结构联系,否则,韩赵魏等国就不会合纵秦国,张伯伦的英国政府也不会绥靖希特勒,老布什总统更不会豢养萨达姆。

从以上的论述很容易引申出下面这个结论:由于集权政体固有的扩张冲动,一个崛起伴随着集权化的大国很难和平崛起,因为这种崛起方式本身就包含着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的进一步扩大,而权威距离的扩大意味着征服和战争。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吴稼祥 民主进程 中国崛起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商讯

一周图书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