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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经济理性的癌变

2013年04月15日 14:37
来源:博览群书 作者:田方萌

“古拉格”,这个“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的俄文缩写词已经成为苏联极权主义的象征,这应归功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和他1973年出版的三卷本小说《古拉格群岛》。书中所描写的苏联劳改营中的暴行和劣迹令读者惊诧不已,人们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古拉格的人间地狱?

没错,是极权主义及其制度,这似乎是索尔仁尼琴在故事背后隐含的答案,也是近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印象。同属极权制度的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都造成了数百万生灵涂炭,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度扭曲和践踏,然而将它们不加区分地归入一类就会掩盖两者背后的重大差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日前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了她的新著《古拉格:一段历史》(Galas:AHistory,ByAnneApplebaum)。这部长达736页的巨作重新为我们讲述了索尔仁尼琴经历的往事。为了撰写此书,阿普尔鲍姆查阅了解禁不久的官方档案,探访了古拉格监狱的幸存者,并亲自到劳改营去作实地考察,她同时也获得了俄罗斯学者和人权组织的帮助。该书令读者震惊的并不只是古拉格的黑牢内幕,还有作者论据详实的结论——与旨在灭绝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古拉格是苏联计划经济理性的产物。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劳改营的起源、犯人的经历、劳改营的衰退及其解体。作者为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同一段故事。一是微观角度关于犯人命运的描述,二是宏观角度劳改营制度的兴衰起伏。前者是读过《古拉格群岛》的读者所熟悉的——逮捕、运送、关押、苦役、越狱、死亡、释放、回家——每一个场景都令人感叹不已。而后者正是阿普尔鲍姆作为史家的眼光独到之处,她追溯到劳改营制度的源头,揭示了古拉格在苏联国家体制中的功能。

从广义的概念来说,古拉格和奥斯维辛都属于集中营(concentrationcamp)。集中营一词最早由十九世纪末驻守古巴的一位西班牙司令官发明。为了镇压古巴农村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军队强令农村居民搬入集中营,这样反殖民政府的游击队员就无从隐蔽。仅仅两年后,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一策略就被复制到正在南非进行的英布战争中。这回是英军关押当地同情布尔人的百姓。越南战争期间,南越政府为削弱共产党游击队的平民支持也曾采取过类似的策略。

可能归功于托洛茨基对英布战争的熟悉,“集中营”一词由英文转译为俄文,也摆到了刚刚经历过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的桌面上。托洛茨基曾这样讲:“说奴工没有效率是那帮最坏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苦役工人可以极大地促进苏联经济的增长。”他的同事斯大林对此笃信,也是这话的身体力行者。最早的苏维埃集中营出现在白海的索洛维基(Solovki)群岛上,同样是源于战争的需要,当局最初利用这个偏远地点囚禁红军的战俘。苏联红军于1920年2月攻下阿尔汉格尔斯克,二个月后占领了索洛维基群岛,紧接着就将第一批犯人关进了岛上的修道院里。1923年,第一个特别劳改营在那里建立起来,那些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都被关押在岛上。这些犯人逐渐被强制进行生产性劳动,他们从事木材采伐、建筑生产、打鱼捕猎和海产品加工等等。

在苏联的国家体制下,将集中营称为劳改营更为恰当。索洛维基群岛正是古拉格劳改营的最初样板,以后其他劳改营的规格和模式大都由此而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斯大林政府制定的一份庞大的工业计划进一步加深了古拉格犯人们的悲剧。苏联决策者认为劳改营中的工人可被用来开辟偏僻险远的地区,如西伯利亚北部、哈萨克期坦北部和远东地区。这些工作是普通工人绝不愿尝试的,正如一位劳改营指挥官所言;“如果雇佣平民,我们首先得为他们修建可以居住的房子。”在暴力的奴役下,佛库塔(Vorkuta)的煤田,科累马(Kolyma)河的金矿都由苦刑犯建立起来。不止如此,古拉格的犯人们逐渐渗透了全苏联的各行各业。他们从事伐木、养鱼、宰畜等农牧业,修建铁路、公路、水坝等公共工程,甚至还参与制造导弹。可以不夸张地说,当时全国几百所劳改营是苏联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拉格模式的劳改营在苏联全面推广。据官方记录,1931年古拉格犯人还不到18万,1935年就猛增为96万人。1941年二战爆发前夕苦刑犯数量达到峰值193万人,古拉格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雇主。战争造成的灾难也无可避免地波及黑牢里的人们,仅1942年一年内就有四分之一的犯人倒下了。同时又有些犯人由于充军的需要而获得赦免,这使古拉格的数字略有下降。1945年战争结束时有146万犯人仍然被囚。德国战犯和东欧的反共分子又成为古拉格犯人的新来源,五年后犯人数目升至前所未有的256万。鲜为人知的是曾经有60万日本士兵落入苏联人手中,在以后数年内遭受强制劳动,直到日苏恢复友好关系为止。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很多人获得平反释放,劳改营的数量急剧缩减。剩下的监狱苟延残喘了几十年,1992年位于波姆(Penn)的最后一座古拉格营地关闭,这段持续了七十年的黑牢制度终于结束了。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只是官方统计的古拉格犯人存量,流量的变化常常被掩盖了。比如在1947年,曾有149万苦刑犯进入劳改营,同时有101万人离开了,但当年存量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监狱的周转率。据阿普尔鲍姆粗略的估计,在以古拉格为主的劳改营体制下,曾有2870万苏联人遭受过强制劳动的痛苦,1800万人在,1929到1953年间被投人古拉格监狱,其中约300万人死亡。在《古拉格:一段历史》中,作者记叙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是如何用成本收益等乏味的会计术语谈论古拉格的。政治局会议的档案显示,他们会定期关注一家名为达累斯卓(Dalstroi)的劳改营,正是这里的苦刑犯人开采着科累马河的金矿,正是这些金子出口到西方国家再换回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技术。苏维埃政治局作为整个国家的资本家,遵寻经济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的劳动。是的,投入、产出、利润,无情的数字漠视它背后,倒下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古拉格的犯人被视作“人民公敌”,对他们肉体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多年的教育告诉出身底层的看守,眼皮底下这些犯人是社会的“毒草”,善待他们就是造孽。对于被贬为毒草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怜悯的呢?普通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这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古拉格 劳改营 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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