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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新书《黄雀记》问世 余华大赞书名好

2013年07月30日 10:37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刘科

2009年,苏童在香港街头,手里是他当时的新长篇《河岸》。 IC 供图

2009年,苏童在香港街头,手里是他当时的新长篇《河岸》。 IC 供图

大多数时候,苏童的写作生活是闲散的。前几天,他刚从戛纳电影节上回到南京,“这是我的业余生活,是无关于文学的、个人的特别旅行。”苏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时隔四年,苏童的新长篇小说《黄雀记》在《收获》 (2013年第3期)发表,囿于篇幅限制,他给小说动了个小手术,删改了约五万字。足本的《黄雀记》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区别于前一部长篇小说《河岸》,这一次,苏童在知天命之年回到了他为读者所熟悉的“香椿树街”题材。用苏童自己的话说,“我爱这条街道,因为动情,才会津津乐道地去表现它。”如果说高密的东北乡野是莫言的文学富矿,那么,潮湿、宁谧的香椿树街无疑是苏童写作的根据地,也是其作品地理、精神意义的双重存在。

苏童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1934年的逃亡》。因《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进一步声名鹊起。此后,他与余华、格非等作家一起,被看做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的主将之一。

多年来,文学评论界习惯评价苏童“以少年视角观察”,善写青少年在孤独、绝望中与邪恶、犯罪有关的边缘故事,如《城北地带》;也善写疏离主流的边缘故事,如有关被改造的妓女命运的《红粉》。类似的边缘叙事,在苏童看来,是他主动选择的合适自己的话语视角。

从《蛇为什么会飞》、《碧奴》到《河岸》,进入新世纪以来,苏童以每三四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均匀速度,向他的野心和梦想迈进,相较于中短篇所收获的众口一词的赞誉,他的长篇小说所承受的评价,一直夹杂着某些困惑和争议。

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苏童很少予以正面回答。他偏爱悲剧,笔下的香椿树街故事,多数以灰色为主调,“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阳台上眺望横亘于视线中的一条小街,一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的穷街陋巷,也是我无数小说作品中的香椿树街。”这是苏童自述的面对香椿树街时的个人姿态。

“这部新小说,在风格上,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分为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章的标题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

“通过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或者说这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苏童说。

虚构世界里的苏童,充满江南特有的潮湿气息,而现实生活中的苏童,则更像稳固不变的山峰,他不喜欢抛头露面,生活规律、简单,几乎不用微博。通常,他在夜间写作。跟大多数动笔头的人一样,他有睡眠问题,所以他积极锻炼身体。

“南方屹立在南方,香椿树街则疲倦而柔软地靠在我一个人的怀抱里。多少年过去了,我和这条街道一样,变得瘦弱而又坚强。”苏童说。

“作家急于拥抱现实,所有的努力可能白费”

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

时代周报:十年前你曾经说过,文学理想是在50岁的时候写出自己最好的长篇小说。这次的《黄雀记》算吗?

苏童:“迄今为止最满意”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敢乱说了。但确实,《黄雀记》我很满意,算是送给自己五十岁的生日礼物。

我现在的写作跟青年时代相比,越来越浪费,经常会几万字几万字地舍弃或者重写。年纪大了可能带来两个问题:完全不能放过文本中出现的缺陷;写作的时候束手束脚,不能容忍错误。这个其实并不是太科学的写作态度。

时代周报:原来这篇新小说的名字叫《小拉》,后来为什么又改叫《黄雀记》?

苏童:小拉有明确的意思,就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在我老家那一带的一种交谊舞,叫小拉当然很切题,但自己总觉得不太好,更倾向于稍微抽象、明亮一些的名字,哪怕没那么切题。其实,情节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黄雀,所以永远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向后面是一个阴影、一个线索。过去,我从来没有写过书名为三个字的长篇,这次算一个新尝试。前几天余华也大赞此名字甚好。

时代周报: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一是保润的祖父在晚年时不停地去照相馆拍遗照,二是保润是一个打绳结的高手。这在你过去的小说中很少出现。

苏童:祖父有关死亡和生命的遗照,一开始似乎无来由,但其实背后有隐意。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甚至是一个连灵魂都没了的老人,死亡对他不足惜。他唯一困惑的是没了魂。对来世的恐惧,应和了很多中国式老人对生命、对生活的看法。

我个人很喜欢祖父这个形象。祖父看似游离于两男一女之间,但他可以说是小说的幽灵或者光线,是整个故事的色彩。其实,丢魂魄和拜金通常是同时发生的,人的灵魂很容易就跑掉了,从脑子里,或以别的方式。

打结,是关于捆绑和束缚的隐喻,隐喻漫长的政治社会。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乡村居民,整个民族都是被绳子捆住手脚的。这中间有对漫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政治的隐喻。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小说中保润、仙女(白小姐)、柳生这三个人物的复杂关系?

苏童:保润是最重要的主角,他的命运最后会怎样,我也很纠结。这个命运从一开始就安排了,他走出(监狱),最终还是要回去(监狱)。第一次是别人施加给他的冤案,第二次是自己的选择。

白小姐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带着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个身份的改变,使其从一个女孩子变成女人。她曾经发誓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但命运不可捉摸,她必须回来,她得还清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债务。

小说中,每一个人都在还债,貌似还清了,其实并未还清。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债务清理。仙女变成白小姐,她在柳生这边是受害者,在保润那边就变成了施害者。无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内心中的债务无法避免,这就是白小姐的状态。

柳生这个形象,是游移不定的徘徊的小市民形象。他的身上,社会化的元素重,做事的方式是凭借本能,身上残存的善良和市侩在拉锯。另外,他也是一个企图还债的人,在他认为他已经还清债务的时候,保润给了他一刀,所以他的命运也是最震撼的。所有的幸运都是侥幸者的幸运,命运给的好处需要偿还。

时代周报:小说里的爱情似乎是残缺的。

苏童:保润对仙女的爱是青涩之爱,柳生身上的是市侩之爱,白小姐的爱更社会化,她的感情生活像一个个筹码,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代—爱变得飘渺,成为社会化符号,与身体的关系并不确定。这样的女性命运,值得悲悯,所以最后我也没有把这个人物写死。这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我认为就应该这样。

时代背景的变迁是有意识的。第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生活几乎凝滞不动;第二部分,生活开始流动,我刻意把垂垂老者的时代与新时代变迁的光怪陆离、声色犬马,作为对比背景放在了人物背后。

时代周报:小说的结局似乎是开放性的,仙女(白小姐)出走之后,会不会回来?

苏童:这的确是一个开放式的谜题。关于白小姐的那个孩子,小说中有一部分是超现实的,包括最后的结尾。我想给婴儿以希望:他离开了蒙难者的母亲,到了安详的老人怀里。

时代周报:整部小说感觉是个罪与罚的故事。

苏童: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这两部小说恰好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黄雀记》的脉络和精神取向。

时代周报:你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之间有区别吗?

苏童:相同的是物理概念,不同的是化学反应。一个空间是虚拟的,时间是流动的,导致人物的化学关系是不一样的。比如《黄雀记》,我从来没有尝试写过二十多年的跨度。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

社会这个词有时候非常虚幻

时代周报:你在26岁时就写出了《妻妾成群》。成名之后,你的写作动力是什么?

苏童:写作的动力,每个作家都一样。我不确定每个作家是否都有一个要写出经典作品的动力,但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愿张扬却在心里的野心,就是要写出伟大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这跟商业、市场都没有任何关系,读者在寻找作品,作品也在寻找读者甚至寻找未来的读者,这跟创作有关。一个好作品会埋没20年、30年,但是不会埋没50年。卡夫卡在世的时候被埋没了,但没过多少年他就被更多的人记住了。

至于什么是伟大作品?哪一部是伟大作品?其实心里并不清楚。回头看自己作品,总觉得离伟大还有距离。

好的文学是大师提供的样板,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红楼梦》,当然西方作品更多,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当然还有马尔克斯,他们是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人,他们的文本在我心中是伟大的。当然也有一些被认为是伟大作品的著作,看似伟大,但我个人并不太喜好,比如麦尔维尔的《白鲸》。

时代周报:听说贾樟柯准备改编拍摄你的《刺青时代》?

苏童:现在还没有拍,但贾樟柯没有放弃《刺青时代》,未来可能拍。我的小说中,香椿树街系列这个题材目前还没人碰,这条街道是我的。从精神体系来说,首先我爱这条街道,因为动情,才会津津乐道地去表现它。导演跟作家一样,要对世界的某个角落动情,才会动情地表现它,不动情很难拍好。

时代周报:很多读者似乎更喜欢你的中短篇小说。

苏童:我认为自己的中篇没短篇好,我更喜欢自己的短篇。当下的现实是,一方面读者觉得没时间阅读,但另一方面长篇小说仍在市场上受追捧。事实上,我认为短篇阅读更适合文学爱好者,挤地铁的时间就能读完一个短篇。但作家都想写经典长篇是一个潜规则,是多方面需求的产物,更是作家内心的隐秘需求。长篇创作仍然是作品中的皇帝。

时代周报:你和余华、格非这些同辈的作家还经常见面吗?还聊文学吗?

苏童: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怎么谈文学,几乎很少谈。这些似乎在青年时期都谈光了,现在更多的是谈政治、谈社会。坚守文学写作,但放弃文学话题—这是我们这批作家的交际生活状态。

时代周报: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的中国身处比较复杂的年代,当代作家在描绘现实的复杂性上常被失败感包围。你有没有类似感觉?

苏童:对于当下的观察,对于如何把当下引入个人作品,每个作家的态度不太一样。我一直觉得写当下其实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当下的问题提炼成永恒的问题,可以囊括过去和未来,这倒是个问题。当你提炼不得或未提炼成功的时候,不应该急匆匆地扑到当下中去。

作家必须进入当下生活似乎才接地气,这种说法是盲目的。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我记得全世界在迎接千禧年时的那种浮躁、兴奋、狂喜,现在看来恍如隔世。也许等到现在,再来表达千禧年所给予的目光和温度,会更精准。所以,现实想要在作家这里得到精准反应,需要一个缓冲器,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就像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他是隔了20年之后才写的。

时代周报:你信仰宗教吗?

苏童:不信。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信徒,我会对他充满怀疑,无论他信什么。一个作家最有力量的是保持怀疑,作家应该是给所有东西打问号的人。

时代周报:那你觉得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苏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因为他天生就存在,他(她)的社会责任是通过文学作品去试图搭一座桥,搭到社会上,有人从这个桥上走过,那才构成社会责任。如果有人去问《尤利西斯》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乔伊斯一定不知道。研究者也不知道,他的读者更不可能知道,但它是一部巨著,跟人性有关。社会这个词,有时候非常虚幻,所以不要试图去问: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时代周报:十年后的苏童会在做什么?

苏童:十年以后我还在写小说,那部伟大的作品永远是未完成时,它在召唤我。

(时代周报记者 刘科 发自宁波)

[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苏童 文学理想 周报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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