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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民族出版社创建始末

2013年08月27日 16:07
来源: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是在中央民委(1978年改称国家民委)参事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0年,该室用蒙、藏、维、哈、朝等民族文字翻译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有关重要政策文献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成为新中国民族翻译出版工作的开端。1951年,中央民委参事室开始以蒙、藏、维3种文字翻译出版《人民画报》,以汉、蒙、藏、维4种文字出版《人民画报》民族版副刊。1952年6月,随着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原有非专业编辑机构已难以承担供应少数民族宣传读物的任务。为使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能有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提出建立民族出版社。经周恩来批准并亲题社名,1953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正式成立,新中国的少数民族出版事业由此起步。

一、建社始末:

成立民族出版社,开启将民族出版纳入民族工作之路

(民族出版社成立时社址——北京北河沿椅子胡同)

帮助少数民族成立出版机构,用他们使用的语言文字出版各类图书进行宣传教育,是党的一贯政策。早在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就通过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但由于当时少数民族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项政策根本无法实行。

1949年全国解放为实现党的上述政策创造了条件。当年10月,中央民委成立大会庄严宣告要用各民族文字翻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三大文件,研究民族情况和民族理论政策,并在其下属机构中设立参事室,负责这些工作。

1950年,在民委代政务院起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时,表示了关于建立专业民族出版机构的构想。《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第六条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应设立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室,中央民族学院并应负责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等,组织和领导这方面的出版著作,以及用各民族文字翻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文献与其他应用书籍。”《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则进一步把“组织和领导关于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列为中央民族学院的三大任务之一。由于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举,加上“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这个问题没有能够进一步进行下去。

建立专业的民族出版机构,从其主管领导方面来讲,既是民委的业务,也是出版总署的业务。作为出版工作领导机关的出版总署,从1950年起,每年向政务院所作的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建立专业的民族出版机构问题,也由于上述同样原因,没有得到批示。

1952年,我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我国的国民经济初步得到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实施,加之1951年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之后许多专业出版社相继建立,于是建立民族出版机构便提上议事日程。

1952年6月28日,中央民委主任委员李维汉和副主任委员刘格平联名向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副主任彭真并周总理报告:“民族出版社确须成立。出版总署1950年及1951年向政务院工作报告都提到,但未能实现,最近我们拟定这个建议,希核示。”1952年6月29日董必武主任批示:“同意成立民族出版社”。6月30日彭真副主任批示“同意”后转报周总理。周总理1952年7月4日批示:“同意,望与文委商办”。根据周总理的批示,李维汉主任委员当日就责成刘春同志(时任中央民委驻会委员,后任副主任委员)与出版总署商办。经过多次会商,双方根据我国多民族的国情和国家出版事业的发展趋势,决定在中央建立一家专门出版少数民族文字书刊和民族问题读物的专业出版社,由中央民委和出版总署双重领导,并拟定初步方案,由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签署上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文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供应少数民族宣教读物,过去曾由该会参事室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论书籍,但随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专业的编辑机构已不能担负此种任务。经该会与我署数度会商,决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兹请准予建立‘民族出版社’。关于筹建计划已与民族事务委员会初步商定方案,一并抄呈,盼迅速批复。”9月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复函出版总署:“本委同意建立‘民族出版社’。”当我把上述查找到的文件材料按时间顺序一一排列出来时,感到非常震惊,从建社动议的正式提出,层层上报和批复,到多次会商、拟定方案,最后到上报备案,仅仅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是何等的速度!从这里我进一步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创建民族出版机构的关怀和重视。

关于出版社的名称,最初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民族语文出版社”,一个是“民族出版社”。在民委和出版总署会商时决定采用“民族出版社”。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出版社不只是要为少数民族人民出版其语言文字的各类读物,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担负着向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任务,叫“民族出版社”更符合这个实际。出版社的社名原拟请毛主席题写,但当时中央办公厅已有通知,不要以此类活动干扰毛主席,因而未能实现。后来萨社长直接请示周总理,请周总理题写了“民族出版社”社名,一并题写了“民族画报”刊名。

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是在原民委参事室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参事室的业务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调查研究,包括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民族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民族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管理等;一块是编译出版,包括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重要政策文件和政治读物,用汉文编译出版民族问题读物,翻译出版《人民画报》及编译出版其副册,以及信访翻译等;此外还有为两大块及民委干部工作学习服务的资料组和图书馆。筹建工作在民委领导的帮助下,首先决定撤销参事室,将其负责的调查研究业务连人带任务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然后就是改进编译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正规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为此,将原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三个翻译组改建成为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四个编译室,将原编辑组改建成汉文编辑室,将原资料组和图书馆改建为图书资料室,原负责《人民画报》副册编辑工作的画刊组保留,继续副册的编辑出版,同时着手总编室、出版部和行政处的组建。筹建工作由于受到原参事室办公用房又少又小的限制,干部调配也需要一定的时日,因此编译部门的组建实际上只是换了个牌子,搭了个架子;另行组建的管理部门,也只是任命了几个负责人,由他们去考虑本部门的职责范围、机构建制和干部调配,逐步去实现完善。目的是争取时间,尽快把出版社建立起来。

中央批准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总理任命萨空了为出版社社长。萨空了解放前是著名的文化人,在北平、上海、香港、桂林、新疆和重庆等地办过报纸和画报,当过记者、编辑、总编辑、总经理和社长,当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并兼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是出版工作的行家和老前辈。他是蒙古族,当时还担任民委委员(后任民委副主任委员,专管民族文化工作),对少数民族有深厚感情,是少数民族的知心人。他曾任多所大学的教授,知识渊博,虽不懂蒙古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但精通英语,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可以说,萨空了当民族出版社社长是最佳人选,也是对即将成为民族出版社员工的全体人员的最大鼓舞。

民族出版社的社址设在原参事室所在地北河沿椅子胡同二号。据说那里解放前是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公馆,正院北房三间,房间较高大,有地板、暖气,还有个玻璃前廊,出版社成立后作为社长办公室,东西厢房、南边的倒座房以及东跨院是各单位的办公室,前院是图书馆和民委的信用社、洗衣房。小小院子,二十多间矮小的房子,要容纳一个多种文字的独立的出版社,真是不可想像,但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走过来了。

1953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宣告成立。成立大会是在东跨院的一间大房子里召开的。那里既没有庆祝出版社成立的横标和条幅,也没有邀请任何领导和嘉宾,只有萨社长、副总编韩道仁、李鸿范和45位干部,大家围坐在一张原是用来画地图的大长方桌旁,像谈家常一样,谈着如何团结合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何为少数民族服务好,如何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畅想着出版社光辉灿烂的明天。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民族出版社 萨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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