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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民族出版社创建始末

2013年08月27日 16:07
来源:民族出版社

三、初期发展:

创社恰逢第一个五年计划,民文出版工作得到迅速发展

民族出版社成立的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是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黄金时代的开始,这股东风对出版社来说,是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民族出版社成立的当年6月,民委将原中央民族学院筹备处所在地国子监特54号拨给民族出版社。这里院落宽阔,房舍较多,为各单位的充实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出版社得到了迅速发展。8月,增建了朝鲜文编译室,在此前后出版、管理部门还陆续设立了有关的科。到年底,作为一个独立的多文种的专业出版社,其机构和人事安排都已全部完成:副总编辑韩道仁(兼管行政)、李鸿范;蒙古文编译室主任李鸿范(兼);藏文编译室副主任昂旺格桑、黄明信;维吾尔文编译室主任伊不拉音·穆铁义;哈萨克文编译室主任尼合迈提·蒙加尼;朝鲜文编译室初建时由李春柏负责,后调李道荣任主任;汉文编辑室由编审高伯玉负责;图书资料室副主任梁瓯弟;画刊组负责人庄学本(1954年底成立《民族画报》编辑室,任副主任);总编室刘学义任主任;出版部毛之芬任主任;行政处李安民任处长。各编译室在出版社初建时未设下级机构,待编译力量充实后,为培养专业编译人员才逐渐划分为画刊组、图书组或政治读物组、文学艺术组等。在这些主任及各编译室主要编译力量中,有不少是颇有成就的学者,在对各有关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便于管理工作的进行,总编室下设秘书科(科长金子瑞)、计划科(科长江成亮),出版部下设印制科(科长陆坚毅)、发行科(科长陈郁文)、设计科(科长萨一佛),行政处下设人事科(科长潘光乾)、总务科(科长杨世昆)、会计科(科长朱雁南)。到1953年底,全社干部已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他们对出版社的初期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的还作出很大贡献。1954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举办建社周年纪念大会和记者招待会时,萨社长总结了民族出版社一年来的工作,充分肯定了大家做出的成绩,并阐述了今后的发展前景,得到与会同志的欢迎和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建社初期的有些老同志尽管在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文化大革命”后,我和他们中有些同志重逢谈起往事时,他们并不在意,像讲故事似的,仍有说有笑,特别是对出版社那段轰轰烈烈的生活,充满着激情。在回顾出版社的发展历程时,我深深地怀念他们,怀念他们的献身精神,怀念他们为民族出版事业创下来的光辉业绩。

1954年,计划创办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大型画报--《民族画报》,遂将画刊组改建为《民族画报》编辑室(对外称《民族画报》编辑部)。1955年2月,《民族画报》开始以汉、蒙古、藏、维吾尔、朝鲜五种文字出版双月刊(1957年改为月刊),以后又增出哈萨克文版。同时,编辑室还负责编辑出版各种画集。

1956年开始筹建《民族团结》编辑室(对外称《民族团结》编辑部),以编辑出版中央民委机关刊物《民族团结》,向各族人民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1957年10月1日国庆8周年,创刊号以汉文出版发行。

1959年,在“大跃进”思想的指导下,增设了拉丁字母的壮文和彝文两个编译室和使用原有文字的傣仂文(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文)编译室、傣纳文(德宏地区的傣文)编译室,试行编译出版了画报和少量图书。由于壮文和彝文是新创文字还不普及,两种傣文使用的范围较小,这四个编译室建立不久就相继撤销。与此同时,原拟为其他新创文字建立编译室的打算也随之停止运作。

1958年,原中央民委民族语文翻译局与民族出版社合并,出版社干部一下子增加到400多人,编译力量得到大大增强。局社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中有不少人又陆续返回故乡,支援了那里的各项建设事业。到1963年出版社成立10周年时,全社编译干部大约还有200多人,少数民族成分大约占一半。

出版业务也不断有所发展,1953年建社的当年,出版物品种就已达100多种,超过了参事室时期所出图槲数的总和。“大跃进”那两年每年出书的种数都很多,大约有500多种。以后除受政治运动干扰外,一般都保持在每年出书三四百种左右。出版社出版的期刊,在1953年只有蒙古、藏、维吾尔三种文字的《人民画报》和《藏语广播稿》4种,到1963年已增长到16种。

随着出版社业务的发展,出版社的办公环境和条件也有多次改善。第一次是1953年6月由椅子胡同迁入原中央民族学院筹备处所在的国子监特54号。特54号在国子监街中间,坐南朝北,对面就是全国闻名的国子监,环境十分幽雅。进大门,西边是一座可容纳二三百人的小礼堂,出版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东边是一个大院子,其北、东、南三面是一座彼此相连的呈“[”型的两层楼房,所有办公室都设在这座楼里面;中间是个空场,供做广播体操和活动用;从西边夹道向南是厨房、餐厅、电话室和医务室;再往南是一座小楼,单身干部的宿舍。由于这座办公楼属于危房,后经民委批准将其和礼堂一并拆除,在原址建起一座四层的适宜于办公的新楼,于1956年启用,这是出版社第一次大兴土木。1958年,应交通部航运局的要求,同时也考虑到局社合并后人员的增加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经多次协商,双方决定互换办公楼房,民族出版社随后于当年八九月第二次搬迁到和平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出版社还担负着党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和各有关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的翻译,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人民来信来访的翻译任务。这些翻译的特点是数量大、要求急、质量高,我社都在完成出版任务的同时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了。

由于这个时期出版社的工作做得出色,曾多次得到来自各方面的表扬和鼓励。我印象最深的有三次:

一次是,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毛主席到休息厅接见大会的外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人员,参加的是各翻译组的负责人,祝贺他们胜利地完成大会翻译任务,鼓励他们今后更加出色地工作,创造更好的成绩。出版社副总编李鸿范同志作为民族语文翻译组的副组长参加了接见,回社后他向大家传达了接见盛况和毛主席对翻译工作者的勉励与教导,从而转化成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再一次是,1959年我社出版的《五体清文鉴》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金奖。当出版社成立10周年从出版总署拿来奖状和奖牌时,大家欢欣鼓舞,争相传阅,出版社人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誉,这是我社,恐怕也是新中国出版业获得的第一枚国际金奖。

还有一次是,1956年我社被评为全国文教界先进单位,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社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社同志的最大鞭策。当我社参加大会的代表李鸿范同志回社时,大家在大楼前夹道欢迎,表达出版社人对大会胜利召开的祝贺,表达出版社人对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的衷心感激,同时也表达出版社人对多年来一直领导着他们不断前进、创造出优异成绩的老领导的爱戴和感谢。

这次大会向出版社颁发了“先进单位”奖状和奖旗,萨社长在任时一直把它们悬挂在会议室,以激励出版社人不断奋进。大会还赠送给代表和有关人员每人一套由大会特制书函的《毛泽东选集》(1-3卷)(第4卷当时尚未出版)和一枚纪念章。由于民族出版社先进事迹是我执笔,我也得到了一份同样的赠品。后来我把《毛泽东选集》翻译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和怎么解决的,以及解决过程,都一并记录在这部《毛泽东选集》的天头地脚,这部书遂之成为记录出版社人辛勤劳动、凝聚出版社人血汗的宝书,至为珍贵。2003年出版社成立50周年时,我将这部《毛泽东选集》及有关出版社的许多资料一并捐献给出版社。我认为这些材料由出版社保存更适合,作用也会更大。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民族出版社 萨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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