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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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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对中国大学教育充满忧虑。新京报记者 郭延斌 摄

北大燕京学堂的风波似乎正在淡去。但这次争论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尤其一些更为要害的问题、更具危险性的趋势,可能也将就此被舆论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学者约在东城的一个咖啡馆,聚会研讨了一些燕京学堂之外的问题,而大学文科、特别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是大家关注的中心。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与会并发言,本报摘编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学”才是核心问题

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满忧虑。还是仔细搜集了所有的材料,准备作为校史的一页,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不打算直接介入。但这回三联的会议邀请,却逼得我、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机会,公开说出我的忧虑与思考。

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它非常郑重地宣布:“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办学模式”的“创新”,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国学”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北大教育,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也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展开了“北大向何处去,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的长文,并且和我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一起,把有关讨论资料汇集起来,编了一本同名的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昨天在准备发言时,把当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恐怕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发展;因此,当年说的话完全有效,也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北大围绕燕京学堂所进行的新一轮的“改革”的发言。

就是说,2003年与2014年北大两次所谓“教育改革试验”有内在联系,很多问题一脉相承。

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是要“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因此,在我看来,2003年的北大,是面临着一个“用资本的逻辑与力量,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彻底摧毁”的危险的。以后,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此,一个是经济的手段,一个是刚才老师们说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体制化的手段,双管齐下。

而现在它要进一步:要改造学科了,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觉得需要对“中国学”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中国学”的概念根据北大的解释,它有两个内涵:一是“顺应国家战略需要”,一是“国际化”。“国际化”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国家战略”问题也不可忽视,两者都有可质疑、讨论之处。

先说“国家战略”,这更是提出“中国学”的主要依据和重要背景。校方是这样宣布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昌盛,以及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国热’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的需要,启动燕京学堂计划”。于是,又有了这样的阐释:“‘中国学’在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无异于为外国人了解、理解、认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不但会收获为数众多的‘中国通’,同时将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简单一句话,提出“中国学”,就是要服务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

这就说清楚了提出“中国学”的背景: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第二大国的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种文化焦虑感。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思想,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大历史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这样的“以论代史”的“学术”,几乎耽误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时间。我看“中国学”提出课题,全是大而无当,结论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强调实用,要求速成、超赶,用大跃进的方式来组织学术,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学术垃圾。我们不说远的,就看看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学报、学术杂志,尽管其中也不乏认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却是空论、大论、泛论,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我们就不难想象,这样的以论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国学,将怎样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并祸及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北大的批判传统会丧失殆尽,北大的学术传统也会遭到严重的伤害,而且很难弥补。

“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再来讨论“国际化”的目标。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当时叫“与国际学术接轨”。我在文章里就指出,这就是要“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和美国化”为目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语教学是学校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论,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了”。

当然2014年重提国际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国学,强调中国“主体性”,似乎是对前面说的美国化倾向的一个纠正,校方也是这样自辩的。但实际上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经指出的,这还是隐含了一种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焦虑,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补充的:西方的中国想象也是复杂的,除了希望用中国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西方中心论者之外,还有一种思路,特别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就把中国理想化,乌托邦化。这样的“主体性”还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基础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是真正的主体性。这倒是很能说明2014年提出的“中国学”的内在矛盾和实质:它一面打着中国自信、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一面却暗恋着西方,至少是不能摆脱西方主体性。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过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的。我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为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指标?”听说2014年这一回提出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谁要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们学者要吗?是北大老师学生要吗?那么,“他们又想通过什么手段、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做就一定能达到吗?”这背后又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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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钱理群 北京大学 中国教育 燕京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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