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始,汉语学界有识之士便深感与西学之遭遇,实乃我民族思想千古未有之变局。观之今人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个人禀赋与志趣奔走译介,传播西学源流,实为我辈之楷模。正如康有为所言:“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国始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率开国人阅读西学经典之滥觞,绵延四十余载,后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悉心梳理西学传统之流变。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蔚成风气,民智渐开。纵览一个多世纪的翻译历程,由几代学人共筑人文精神的“巴别塔”,实乃华夏“西学阅读”之支柱,甚为沟通中西价值之桥梁。此致,回顾十位共和国文学翻译家,透时代阅读之变迁,温西学东渐之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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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人文巴别塔:共和国的文学翻译家 1949-2009

2012-04-04 12:00 0人参与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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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语文学

共和国的“愚公”,倾尽一生,终将一座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搬来了中国文化大地,掀起一场两大文明古国间的碰撞与融合。

罗念生(1904-1990)

杨宪益(1915-2009)

西语文学

共和国的“石敢当”,功在不舍,驾着“狮子战车”,终在那“海外有大陆”的红色饰带上镌下“中国也有西语文学翻译”的句。

杨绛(1911-)

王永年(1927-2012)

英语文学

共和国的“祝融”,刮摩淬励,与“被解救的普罗米修斯”一道,燃烧起华夏大地英语文学翻译上的“日不落”。

查良铮(1918-1977)

王佐良(1916-1995)

法语文学

共和国的“伯牙”,知音得觅,与法兰西的“子期”,高山流水着“义勇军进行曲”与“马赛曲”的自由对歌。

傅雷(1908-1966)

王道乾(1921-1993)

德语文学

共和国的“孟姜女”,多了坚毅添了勇气,不再哭泣不怯艰辛,终靠双手推倒那面横亘在中德文学交流间的“柏林墙”,用尽气力。

钱春绮(1921-2010)

叶廷芳(1936-)

俄语文学

共和国的“鲲鹏”为了人类的火种,甘心束于遥远的高加索山,笔直悬挂,恶鹰啄食,“只要我学会承认定数的不可动摇的威力,便必须忍受命运女神所判给的痛苦。”

草婴(1923-)

高莽(1926-)

日语文学

共和国的“女娲”,给炎黄的天补上了永恒寂静的“物哀”,造就了霞满春花的“幽玄”,译出了“大和”的魂,孜孜不倦。

叶渭渠(1929-2010)

唐月梅(1931-)

梵语文学

共和国的“玄奘”兀兀穷年,请回梵文经典,讲佛经,唱史诗,介文学,做“中国的脊梁”,把文明与文明的对话刻在“贝多罗树叶”上。

季羡林(1911-2009)

金克木(1912-2000)

 
 
 
 
 

从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至“文革”前夕:百废待兴存使命 春风鼓荡勤译介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满怀着开创新时代的热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普及的建设中。在这种新形势下的翻译文学工作者,其姿态是全新的,精神是焕然的。面对建国初期的翻译工作中存在着出版物不平衡、重译浪费、乱译无序等现象的盲目,是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极大地促进了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一切犹如鼓荡的春风。后来由于十年"文革"的束缚,枷锁中的翻译文学开始饱受侵蚀,风雨飘摇。回望1951至1966这一时期,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翻译队伍开始雏形,翻译作品的局限开始解压。

“文学的不空白”
阿拉伯文学

“文学的不空白”
亚非文学

“文学的不空白”
拉美文学

 
 

从“文革”结束至八十年代末期:复苏旧业别伤痕 黄金时代终来临

一切"左"的、不美的、曾经的,都已真实地结束了。中国的翻译文学枯木逢春,开始筹划起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成规模的复兴。时代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翻译文学在这里被打上了全新的标签,自此始,从未被超越,"标签丛书"、"标签出版社"、"标签全集"……其时空之广,地域之宽,译介流派之全面,携手作家之出众,遴选作品之审慎,翻译队伍之壮大,无以复加。于是,当民与国携手想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他们。

 
 

从九十年代初至新世纪的今天:文学翻译历阵痛 转轨国际入佳境

自九十年代始,我国正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拉开出版社转轨序幕。同时,重要流派作品一网打尽,学术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外国文学翻译经历了种种阵痛后开始全面复苏,进而从知识精英阅读层面飞入寻常百姓家,大众读经典的时代如约而至。实应感谢国际化的译介,既介了他学,又供了己作,是它对"寻根""先锋"等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伴随着的还有翻译工作的成熟与思想高度的反思。

 
杨宪益与戴乃迭:鸾凤和鸣
 

中西合璧的爱情,中西文明的翻译家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传奇了整个中国翻译界,至今荣耀。一个是娶了林黛玉的中国学者,翻译了整个中国,钟爱了妻子一生。一个是现实的英国林黛玉,有着美貌,有着才情,只因爱上了中国书生,竟背负宿命,蒙冤入狱,老年丧子。是杨宪益与戴乃迭,将黄河的壮汇入了丽的泰晤士,将爱琴海的蓝璀在了芒的长江,这对打不垮的“鸾凤”用对翻译事业的信念,译下了不朽的著作,其大家之功必将无上丰碑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之上。 【详细】

 

【开卷八分钟】:梁文道谈杨宪益

“杨先生拿着一本书,一个中文书,然后口述出来,口译出来,戴乃迭女士再把它打下来,然后跟着两个人在一起去从头润色、润饰。当然有时候也会分开工作,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对毕人真的可以说是一起合作了几十年,做出了很多很了不起的成就。” 【详细】

 
钱钟书与杨绛:伉俪之盟
 

文化昆仑中书君,百年贤才季康妻

钱钟书是杨绛眼中淘气而忠厚,混沌而开通的夫。杨绛是钱钟书心目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两位先生用尽毕生精力造学问,搞翻译,递火种。钱先生只铸巨著,诚心翻译;杨先生单译良品,重质考度。如今,走到人生边上,结下伉俪之盟的杨绛,依旧携手着身逝志存的钱钟书,尊严傲骨地生,无欲则刚地活,用己百年的岁月回应着那句“如此星辰如此月”。【详细】

 

【开卷八分钟】曹景行谈杨绛

“关于命运、关于人生的价值,她也谈的不少。杨老先生有一个说法,我是倒是赞同的,就是关于命运的问题。讲到算命,她里面讲了很多故事,很有意思。有的算的准,有的算的不准,但有一句话,她是这样下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人有命运的话呢,算不算都一样,既然算不算一样的话,也就不算也罢了。”【详细】

 
叶渭渠与唐月梅:琴瑟百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梅影来

共同做学问的叶渭渠和唐月梅是美丽的,日语文学翻译能有如今的绚烂面貌,实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美了物哀,美了幽玄,是他们译了川端,译了三岛,二人求知永不言倦,求学永不言老,勤于翻译。川端康成曾说“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丽”,而对“百年琴瑟”来说,早已同根的两朵花可比一朵花甚美甚丽。 【详细】

 
 
 

肆虐的“毒草”:“文革”期间“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译著

“文革”期间,外国文化被认定是来自危险渠道的“毒草”,必将毒害人民的精神。这一暗喻最早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他说:“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已经完全破产,它对我们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当作‘毒草’来加以研究,以便使我们有个反面的‘教员’,使我们学会认识‘毒草’,并把‘毒草’锄掉变为‘肥料’。”这种对异己文化的蔑视和戒备,一方面制约着翻译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外国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低潮。与此同时,一类被称为“内部书籍”或称“皮书”的“毒草”竟不可控地成为了孕育思想启蒙、感受异域文化的重要养料。

前苏联文学作品
“批修”浪潮下的译介暗流

自建国始至“文革”时期,中苏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苏联文学在中国也历经由“榜样”到“反面教材”的蜕变。“苏修”这个敌人的危险性甚至已远超“美日帝国主义”。1972年,压抑数年的社会气氛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一批苏联小说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久违的苏联小说改头换面,让曾经迷醉于苏联文学的中国读者备觉亲切。【详细】

日本文学作品
“三岛由纪夫”类反动文学

文革时期,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曾作为那个年代对资本主义文学批判的典型代表,冠上了“反动日本文学作家”的帽子,大肆遭贬斥。与三岛的作品一并翻译出版的,同时期的“反动”日本文学作品,也被加以内部批判和研究的还有户川猪佐武的《党人山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小松左京的《日本的沉没》和坍屋太一的《油断》等。【详细】

当代美国文学
资本主义的“精神养分”

“文革”后期70年代初,一批称为“美帝国资本主义毒草”的当代文学作品被内部翻译出版,作为当时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养分”被饥饿的年代贪婪地咀嚼。这其中就共包括有《美国小说两篇》、埃里奇•西格尔著《爱情的故事》、尤多拉•韦尔蒂著《乐观者的女儿》、内德•卡尔默著《阿维马事件》和赫尔曼•沃克著三卷本《战争风云》。【详细】

 
 

“灰皮书•黄皮书”:饥饿时代的高级“点心”

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灰皮书·黄皮书”,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也就是说,第一本黄皮书至今已有50年历史了。这些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于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上世纪80年代,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渐趋消逝,退出人们的视野。“灰皮书·黄皮书”的出现,虽时间不长,却对中国几十年来的文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岛、芒克、顾城、杨炼等人正是通过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现代派诗歌,从而产生了后来的“朦胧诗派”。【详细】

 
“饥饿”年代,精神并非荒芜
 

“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

文化大革命,常常以“20世纪60年代的焚书坑儒”的比喻流传於文字记载之中。其实,这是一种并不全面的历史错觉。就其全过程而言,文革是一场顺从与抗争,幻灭与追寻,疯狂与觉醒错综交织、相互转化的政治思想运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焚书”的结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人倍增的读书欲望;反文化的悖论造就了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尤其是异质文化如饥似渴的汲取。与熟为人知的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相伴相随的,还有过一场不为人知的地下读书运动。 【详细】

 
【开卷八分钟】梁文道谈“文革禁书”
 

“你越是禁止某样东西,它的诱惑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样东西,而且由政府去批判,老百姓越觉得他讲得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为什么要禁止它呢?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资讯不流通、出版被禁的社会中,小道消息越流行,大家越觉得江湖传闻可信的原因。” 【详细】

 
【凤凰读书】《灰皮书·黄皮书》
 

 
 

调查

  • 1.你是从何时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此问必选)
  • 2.在本次专题中的翻译家中,你对谁最感兴趣?(多选)(此问必选)
陈思和:
我的私人阅读史

如果把“读书”这种行为作为社会现象来考察,一般由两个系统构成:社会阅读和专业阅读。我的私人阅读史上两个精神的奠基者,一位是李泽厚,一位是钱钟书。李泽厚的书是新时期启蒙思想的奠基,钱先生是新时期中西学术的奠基。【详细】

王鲁湘:
从集体阅读到个人阅读

从阅读的心态上来看,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人们的精神话语空间是非常大的,可以因为《收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思想热潮,而今,阅读更趋向个人化和功利化,与上世纪80年代强烈的集体人格意志有着明显的区别。【详细】

吴思:
一场为了寻找世界观的阅读

大学期间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存在着一个动力,即解决世界观崩溃的问题。面对以前诸如上山下乡等失败的社会实践,究竟哪里出了问题?马恩究竟对不对?读西方和中国古典是为了追问我们的世界观。【详细】

沈昌文:
“要始终在夹缝里奋斗”

我进入《读书》比较晚了。没有多久就发现,《读书》真是个惹祸的地方,1981年第二期,我发了一篇《人的太阳必然升起》,文章要求人的尊严和自由。文章登出后,自然又少不了上面通报批评。还有一次,我还被迫删了一本《宽容》,因为里面批评斯大林的不宽容。因此,新闻工作中必须在不断妥协中前进。【详细】

孟宪实:
思潮逐次过,思想沉下来

回顾过去这30年,其实整个社会是处在渐变的过程中。从1978年起,思想界变化比较激烈,从而带动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从读书这个角度讲,“文革”之后如何看待“文革”是“反思”的主要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书就伴随着“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问题出现了,如《斯大林时代》揭露肃反运动等问题。【详细】

梁文道:
在香港读内地的书

我认为,我们的读者还不能独立地去判断一本书的好坏,而是会较多地关注一本书的题材是否吸引和轰动。另外,我们还比较少有“专门化的读者群”,比如外国读者有一些专门喜好阅读历史书的“历史迷”,或者专看爱情小说的读者群,我们的读者虽然有对作者的忠诚度,但是还缺乏对书种的“忠诚度”。【详细】

 
【开卷八分钟】梁文道《私人阅读史》
 

三十年来的中国人阅读体验

如果你仔细翻这本书,看完他们的书单,看完他们对这些书单的讲解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个人的成长史,而是整个时代的印记,比方说像吴思,他就在这里面他提到他说呢,1978年上大学之后呢,表示什么呢?就表示终于可以放开读书了,为什么呢?因为78前能够读的书不多,比如说他说他在以前曾经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但是图书馆员说不借,为什么?说那是修正主义的书,还追问他的身份,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个批判的旗号,才能读。 【详细】

 
【凤凰读书】
《1978-2008私人阅读史》
 

 
 
面对今日之中国翻译,曾有学者发问“兴耶?衰耶?”。一方施策以挽狂澜,谋他式,拓新荒,企昨日之辉煌依灿依亮。一方嗟叹以哀势去,俱往矣,思时悯,望翻译之大师长存长工。诚对“兴”“衰”,双方之心无差,全赖盼中国翻译大业永盛之念,信翻译工作将甚谨,信翻译队伍将甚壮,信翻译新人将甚长。于此,只得拒“兴”拒“衰”,独做当下有志之中国翻译新业,开源河,发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