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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致宋奇的书信”看傅雷眼中的翻译

2012年08月09日 10:53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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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傅雷文集(书信卷上)——傅雷致宋奇

注:宋奇,亦名宋悌芬,现名宋淇,为老一辈戏剧家宋春舫之子,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

第四通1951.9.14

悌芬:

〔上略〕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下略〕

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

《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推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一些搞不出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你译音乐书,我更劝你“力求流畅”。此类书近来好销,但现有译本都是天书。〔下略〕

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的傅雷译《贝姨》

第五通1951.10.9

悌芬:

来信批评《贝姨》各点,我自己亦感觉到,但你提出的“骚动”,西禾说是北方话,可见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词。译文纯用北方话,在成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揉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至于破碎,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多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应用机会,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固然文字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作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几篇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篇做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也各各不同。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司,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如福禄贝尔,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我仍是忙,这一年余几乎无日不忙。匆匆,即问

双安

雷叩

十月九日

第九通1954.4.26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钟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钟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下略〕

第十通1954.7.8

〔上略〕

我近在翻译服尔德的Gandide,将与Ing’enu合成一本(译作《老实人》――附《天真汉》),交人民文学社出。此书文笔简洁古朴,我犹豫了半年不敢动手。我在试试看,恐怕我拖泥带水的笔调还是译不好的。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服尔德译完后仍要续译巴尔扎克。下一册是ursule Mirouet,再下一册是Cesar Birotteau(这一本真是好书,几年来一直不敢碰,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连留法研究法律有成绩的老同学也弄不甚清,明年动手以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书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译巴尔扎克同时,也许插一二别的作家的,――也不会多,除了服尔德,恐怕莫泊桑还能胜任――也让我精神上调剂调剂,松一口气,老是巴尔扎克也太紧张了。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需要。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艺儿看来不但怪腻儿,简直有些讨厌。将来还是译他短篇,可恨我也没有他的全集,挑选起来不方便。

前信提到吴兄的事,想已转知希弟了罢。余再谈,匆此,即候

合家均好

七月八日夜

第十一通1954.10.10

〔上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委屈,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外。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 Dick来,不料与原文一对之下,错的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 knocked off 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 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不能作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也可成为创作家了。

此外,Moby 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稿”,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亦极褊,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

赵少侯前年评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做《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人真是“禁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渐的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

〔下略〕

 

 
[责任编辑:刘畅] 标签:傅雷 宋奇 巴尔扎克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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