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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蘅谈翻译家宪益舅舅

2012年08月09日 15: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赵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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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坚守

杨宪益和戴乃迭

早在1938年,两个年轻人一起翻译了长诗《离骚》。尽管舅舅始终认为它不是屈原写的,是一首伪作,但它毕竟是舅舅舅母翻译合作的第一个结晶。他也认为,他为这部译作所作的努力,奠定了“后来我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著名”的基础。那么,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则决定了他们未来事业辉煌的格局。舅舅回忆过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卢冀野介绍我认识了梁实秋。他是编译馆的馆长,后来他去了北京,我接替他的职务。他建议我翻译《资治通鉴》,我同意了。”

记者问过舅舅,你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哪段?他毫不犹豫地把编译馆这一段算进去。我想这是因为他能够自由地选择翻译书目,又是自己喜爱的典籍,他将这些当作研究科目来做,他多年积累的丰厚的中西文化底蕴派上了用场。虽是战时,日子艰难,但没有干扰,在大西南的内地工作,犹如世外桃源。即使日本飞机来了,跑跑警报回来再接着翻译,所以他开心。可惜的是“解放后,编译馆解散”了。

乃迭舅母曾写过一部自传,她去世后才被发现,只写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可她还是记录下了1968年到1972年她和舅舅双方入狱的生活。

舅舅说:“1968年我和乃迭翻译了八十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就被关进监狱了,出狱后又翻译了后四十回。旧小说里,我承认《红楼梦》是写得最好的,但是可能是和个人性格有关,我并不是最喜欢这部小说,对《儒林外史》反而更感兴趣。但是我们与《红楼梦》还是有点缘的,刚回中国时,我们在四川的学校里,别人都叫乃迭‘外国林黛玉’,可能是因为她年轻、瘦弱、美丽的缘故吧,那时她只有21岁。我们翻译的时候,一般都是我说(口述),乃迭打字,再由她润色加工。乃迭比我勤奋用功,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她功课好。”

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红楼梦》

在我母亲的张罗下,题为《我有两个祖国》的长文后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舅舅看了,说舅母的翻译作品名单占了报纸三个中缝还只是一部分,我听了很吃惊,问舅舅那些原书是否还在。他说在是在,她翻得很多,有的和别人的掺一起,已不好分了。我又问为什么不能把他和舅母翻的东西再版或编成全集。他笑着问:“谁给你编?”

这是一份长长的令人惊叹的书目单,古典文学20篇,现代文学39篇,戏曲片6篇,其他4篇。列表里标出其中17本是由舅母独立翻译的,这对翻译伉俪对翻译中国经典的贡献又岂止这么多,他们一生的翻译成果远远不止于此!

《我有两个祖国》纪念文集后来出版,徐坚忠动情地写了后记。舅舅本来更有兴趣去做一个罗马希腊古典文学研究者,这从他的《译余偶拾》中丰厚的历史知识到收集在《去日苦多》里的妙趣横生的散篇,包括被他戏称为打油诗集的《银翘集》中都不难看出。假如他有更多的精力,少些运动的干扰,舅舅一定会给世人留下大量高水准的研究和原创著作。一定意义上说,舅母选对了喜欢又适合自己的事业,宪益舅舅放弃了自己事业之最爱,陪她翻译了一辈子。后来她病了,翻不动了,再后来,她走了,他也停止了翻译。

人的一生会留下许多遗憾,萧乾曾推荐舅舅去文史馆担任研究员。他当之无愧。最终却不知上面出于何种顾虑,没能批准,老人不会去埋怨,失望总会有。

《熊猫丛书》的创刊,是舅舅晚年常被问及的事。他说:“解放初,1952年到北京,洪深找几个人印了这本书,给外文社印一些书。1952年后有我们翻译的书,60年代创办Panda Books,当代有,古典也有。后来印得乱七八糟。外文社换了很多社长,现在叫外文出版局。从前翻沈从文的。”

舅舅几次提《熊猫丛书》停刊的事,又听说单位毁了很多历史资料,很痛心。前几年,他在和来访同事的交谈中提到:“最近编了我和乃迭翻的东西。没有秦始皇本纪,只有项羽本纪。《离骚》只选了《天问》。”他对外行编书种种,感到荒唐。

我现在很后悔,有那么多的机会和盛年时期的舅舅相处,却从未想到去看看他和舅母是怎样工作的,合作翻译是怎样一种生动高效率的情景。我的记忆里只有1960年至1964年之间的点滴模糊印象。1958年,杨宪益一家被神秘地安排到北京东城区居住。两年后我从南京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每逢周末,除了去外婆家,也常常会去舅舅家住上一晚。那是个幽静的四合院,有枣树和青砖地。常会听见舅母从东厢房里发出“嗒嗒嗒……”的打字声。她高耸的鼻梁、淡黄短短的卷发、瘦高俯身的侧影映在古色古香的窗棂里。

 
[责任编辑:刘畅] 标签:杨宪益 赵蘅 翻译 戴乃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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