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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蘅谈翻译家宪益舅舅

2012年08月09日 15: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赵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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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比翼

“文革”结束,舅舅舅母虽然老多了,但是终于过上一段不短的舒心日子。两人的对饮从每天傍晚开始,这意味着书房里的打字机为主人服务了一天,可以暂时歇歇了。聚会中常会加入好酒好文的朋友们,男主人越喝越幽默,女主人越喝越直率,直率得令人汗颜。甘家口公寓那不大的客厅里笑声迭起,舅舅更是妙语连珠。有一次他讲起在日本学茶道的经历,说着说着竟跪到地毯上模仿起来。作为晚辈的我只会在一旁傻乐。

他们先后出版了英译中的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卖花女》、《英国现代诗抄》等多种。

今年,他们翻译的鲁迅的三本著作——《呐喊》、《朝花夕拾》、《鲁迅杂文选》,沈从文的两本著作——《边城》和《湘行散记》,都以双语形式出版。

关于英翻中,舅舅有一肚子的经验。我也后悔没有主动要求去听听舅舅的演讲,他的讲话风格一定是独特的。他对我说是去讲翻译,去外文局讲了,北大请他去讲过。我猜想远不止这么几次。比如“去印度,好像和尼赫鲁大学有关,是他们请的”。我问:“是国际翻译会吧?”因为那次我父亲赵瑞霟也同行。舅舅说:“好像是的。”我又问:“你发了言吗?”“说了点”,舅舅总是轻描淡写说自己。

除了翻译上高不可攀的卓越贡献,舅舅舅母个人的超凡魅力也影响了许多人,包括外国友人。有人问:杨戴以后,中国就没有文学了吗?有的深情回忆:“那时宪益、乃迭准备糖果好酒,我们经常聚会,这情景就在眼前。”

2004年,我有幸参加一次文化老人的聚会,是为欢迎英国女士白霞来京。那天她的发言很长、很动情。她说:“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6年,宪益和乃迭叫我到中国工作,我1977年来的,在《中国文学》。我1987年离开,先到剑桥,后来我妈妈病了。25年了,大家都没有太老,还和那时一样。我不太有钱,但我有你们,我有这么多朋友,所以我很富有。”

2009年11月20日,在伦敦召开了杨宪益周年祭纪念会。白霞和许多接触过杨宪益的外国朋友、汉学家都到会或是书面发言。我虽没有参加,亦能感受到会场溢满崇敬和深深的思念之情。

然而舅舅回顾一生却这样表示:“我觉得自己很平常。我爱人很不错,英国小姐跑到中国吃了苦,没有牢骚,还是工作,做了不少事。”

 
[责任编辑:刘畅] 标签:杨宪益 赵蘅 翻译 戴乃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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