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暴力与血腥换得的三色旗,在世界的喧嚣中飘扬。响应全球革命潮的中国革命,在新世纪第十一个年头强劲发力,颠覆满清帝制、血浴中华民国。旗手变色,掀起第二波革命高潮,铁血熔铸,江山易主,红色中国喷薄而出!

2012年,中共党史学界巨擘杨奎松先生推出代表作《革命》四书,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凤凰读书联合作品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五场杨奎松系列对话录,邀请王奇生、黄道炫、金以林、马勇、雷颐、张鸣、陈永发等七位中国近现代史知名学者深度探讨“革命”,带你走近那半个世纪的硝烟,追溯中国革命崛起的路径,求索改革与革命的真谛,廓清历史发展的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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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杨奎松

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常用笔名有青石、邱路。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者,毛泽东研究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成果专著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二)、《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等专著20余种。[详细]

《革命》四书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

该著作集囊括中国现当代史研究顶尖学者——杨奎松教授的四部经典著作,四书围绕一个核心问题: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

《“中间地带”的革命》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讨论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强邻苏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前者侧重于宏观线索的梳理与解读,后者侧重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与作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与《西安事变新探》讨论国共两党在大陆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总体变化的解读,后者侧重于国共关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说明。[详细]

 


 


直面中国革命:杨奎松的“革命史观”

正如李泽厚所言:“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只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种革命,无论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专制统治或腐败政府的造反行动,还是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改变本民族屈辱地位的激烈行为,都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特殊产物……

“革命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关键在于其暴力形式造成的人身财产伤害,以及以暴易暴的严重危险。但是,专制与反抗,同样暴力,同样血腥,同样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两害相权,孰能证明哪种破坏更大,为害更深?何况,当局者的感受又如何能够达到旁观者希望的水平?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其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详细]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毛泽东与斯大林

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是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期十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我到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充满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详细]

西安事变为何会发生?

蒋介石与张学良

如果当年蒋介石不曾千方百计地把红军从中国南方地区赶走,红军能够在中国南部或西南地区立足而用不着到西北地区去;如果蒋介石当年调去西北剿共的不是东北军,而是中央军;如果不是一九三五年夏共产国际召开了转变统战政策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继续他们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那么西安事变很可能不会发生。[详细]

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革命的进程

德国十一月革命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种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详细]

从国民党角度来看国共关系

蒋介石与毛泽东

执政的国民党凭借着其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克服了内部纷争和外敌入侵的种种牵制,步步紧逼,几乎取得成功。将近十年之后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看不到共产党人有组织活动的踪影。[详细]

耳听八方话《革命》

历史学家 雷颐:“史无前例、经得起推敲”

雷颐

你的那几篇文章发表了以后,这就不是一种感觉了,一种坚实的学术的史料史实的支撑。如果反驳这种观点,也不能简简单单的扣一个政治上的帽子,要拿出史实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在史实上把你驳倒的,起码我没有看到。[详细]

哈佛大学教授、燕京学社社长 裴宜理:
“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

裴宜理教授

用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放眼海内外没有学者比杨奎松做得更出色了。通过发掘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和俄罗斯的大量档案资料,杨奎松教授以缜密的研究,对从西安事变到中苏关系破裂等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见解。[详细]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章百家:
“奎松是一个佼佼者,也是一个先行者”

章百家

奎松治学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掌握极其丰富的史料,第二是坚持独立研究、独立思考,从不因循守旧,这使他的着作带有很强的思想性,在革命史领域他搜集史料的广泛程度以及他对史料的熟悉程度是大多数同行学者难以相比的。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奎松是一个佼佼者,也是一个先行者[详细]

争议之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茅海建 :
“以论带史剥夺了读者的乐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茅海建

历史著作的最基本功能是叙事,议论风生虽可见历史家的智慧,但毕竟已出历史之外。而对历史真实生动且准确的描述又是史学之树常青的一股活水,尤其是关于中共党史。“以论带史”虽便于读者咀嚼,但却剥夺了读者从直接了解历史真实后自我得出结论的乐趣。[详细]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

前辈学者杨天石:奎松眼界比较开阔

我觉得奎松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的视野比较广阔。历史就好象是海洋似的,太大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不管他如何勤奋、如何焚膏继晷、日以继夜的进行研究,每个人一辈子所能够研究的问题往往也只是历史大海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奎松的研究特点是一个比较广阔,跳出了坐井观天的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能够从比较广阔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我觉得这个是他着作的重要特点。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研究一个方面,研究一点,他的研究水平是必然受到局限的。[详细]

王奇生:我是他的老粉丝

我是北大历史系的王奇生。我是杨奎松教授的老粉丝,为什么说老粉丝?我年龄比较老一点。还有一点,我成为他粉丝的时间比较早。我们认识也是非常长的时间,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词,但是我已经是他铁杆粉丝。【详细】

梁文道:他代表着中国甚至全世界最高水平

杨奎松可以说今天在中共党史研究这个领域里面,代表着中国甚至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其中一位学者。过去几年来,他都发表过非常多很重要的著作,很重要的论著。【详细】

徐庆全:杨奎松做人非常大气

我说杨奎松是清道夫,清道夫什么意思?就是足球的后卫,一脚给踢出去。但是清道夫又是南非的一种鱼类,专门吃海洋里的垃圾。他对中共党史界的垃圾产品,他一个个批驳过。【详细】

王海光:奎松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在一个党史的路数中间怎么能跳出来,跟传统的党史进行分离,把一个宣教之学拉入到历史的学科之学,在这上面奎松给我们作出一个榜样。【详细】

 

■ 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人生坎坷,杨奎松回忆半年监狱生活

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激愤于政治状况写了几首诗以示抗议,在“四五事件”后被捕入狱的一段经历。就在群众抗议活动被镇压的第二天,首都体育馆举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万人大会中,他的一句“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就被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刘传新在报告中当“反诗”公示于众了。
被抓进监狱的最初几天,杨奎松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在只有一个人的一间空荡荡的牢房里,只能隐约听见外面喇叭的声音。他回忆说:“我原来在厂里是羽毛球队的,在牢里闷得不得了,因此还每天坚持练打球的步伐,跳来跳去,很少去想什么将来,当时真的不担心。”[详细]

人生抉择,杨奎松慨谈当初为何选择做历史研究

回想起来,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能得到这份工作。第一,我不满意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并不是认为它没有研究的价值与必要,而是因为人们多少年来只是把它当作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忽略了它本质上只是一段历史,忘记了是历史就必须求真。任何一种政治的宣传或经验的总结,如果没有真实性做基础的话,结果都必然是自欺欺人。[详细]

真情之间,杨奎松悼念高华英年早逝

我和高华都是七〇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详细]

 

杨奎松的“笔墨官司”

杨奎松与金一南

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路颂扬、一路飙升之际,杨奎松的一篇《“辉煌”莫建沙堆上》的书评,曾让学术圈外一些读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惊讶:原来这本书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错‘抄’”“不可接受的误‘读’”“不可理喻的编造”“不可容忍的剽窃”四大软肋。当然,也有的读者对杨奎松的批评很愤慨,认为他“尖刻”,是“学霸”。一场“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收场。 [详细]

杨奎松:“辉煌”莫建沙堆上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着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 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金书作者自认“学者”,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详细]

南方都市报:杨奎松立下一个标尺

杨老师的《“辉煌”莫建沙滩上》一文,阻击了《苦难辉煌》飘飘然上升之势,犹如一声惊雷,划破了虚幻、不实的帷幕,追还学术公器的一个大公正大清白。环视全国学界诸人,惟有杨老师挺身而出,也只有他过人的学识、胆略,才会有如此的豪情和担当。在学术建设上说,杨老师立下一个标尺,定下一个规避,端正一个学风,其功莫大焉。[详细]

凤凰书库:

杨奎松《开卷有疑》免费阅读

古人云:“开卷有益”,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详细]

金一南《苦难辉煌》免费阅读

20世纪在世界东方,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皆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的能量……[详细]

 


■ 杨奎松难题

这个“真”字,既包括真理,也包括真知和真相。任何真理都应该允许怀疑、质疑和问难;相反,害怕怀疑,不允许怀疑,那不是真理,而是宗教教条和教义。真理正是通过不断被质疑和问难,又不断地得到解决中,才能够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的,没有怀疑或不允许怀疑,真理也就停止前进,陷入僵化和停滞中了。[详细]

杨奎松难题之一:孙中山爱国不爱国?

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详细】

杨奎松难题之二:抗战中共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共产党做了什么东西,在中间你也知道,每次国民党都是在敌后会有摩擦或者是矛盾,为什么都垮的惨夕夕的,这里面牵扯的问题不止是日本战略的问题,也牵扯到两党所采取的方法是什么问题。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详细】

《读史求实》

“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

其实,史料的发掘、运用和考证,是史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读者今天在读现当代史的著作文章时所以会觉得我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强,纯粹是因为近100年来的历史研究起来政治上太敏感,禁区太多,早年那些史料功夫比较好的学者多数都不愿意来研究这段历史。

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具有几个特点:一是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二是对历史的复杂性及各个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三是要能够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我不认为读那种对历史评论一边倒的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著作对普通读者有益。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详细]

马克思

要“基于常情、常理来判断”

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比如,我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第一句话讲:“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这一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外来的”。这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详细]

一二一事件

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

比如对于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他(杨奎松)考证出蒋介石最极端的指示,也不过是“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但指令在云南省层层下达,层层加码,就成了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惨案。杨奎松对此的分析是:“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的机会也不是经常能够碰到。[详细]

我的历史观

不管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历史,或者是某个具体的社会团体或民间村落的历史,说到底都只是许许多多人的历史。离开了对活动于其中的具体的人的研究,根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研究真正贴近历史真实。【详细】

不能以党史代替国史

过去对国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党史的思路出发的,研究者关注的都是领袖人物、重大决策和事件。大家都是眼睛向上,好像历史只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历史就是政治史,甚至就是政策史,要不就是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史。【详细】

不用意识形态定义革命

不管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历史,或者是某个具体的社会团体或民间村落的历史,说到底都只是许许多多人的历史。离开了对活动于其中的具体的人的研究,根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研究真正贴近历史真实。【详细】

我是历史学者不是党史学者

党史并不是真讲历史,而是旨在研究正统理论资源,反映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中国一切近现代史研究,包括指导中国政治理论研究。也就是说,它和历史研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强调自己是历史研究学者,原因就在于此。【详细】

论革命

人类社会在从中世纪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系列重要的革命,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这些革命激烈程度不同,暴力形式各异,但它们在破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过程中,都不能不粘染血腥。这当然不是现代革命本身所特有的问题。【详细】

浅议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

自开国以来,如何讲述中共党史,从来就是受到执政党高度重视,甚至直接指导的一件事。即使改革开放到今天,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多少成为可能的情况下,也还是更侧重于从政治的角度,而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详细】

历史上很多事情的发生叫“逼上梁山”

历史上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是不可预料的,是各种偶然因素促成的,或者叫“逼上梁山”。也就是说造成我们今天看来必然发生的历史,常常是由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没有这些偶然因素必然性也没法形成。所以我们讲历史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各种因素形成的一种合力。【详细】

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中共党史自建国以后,就已成为歌颂毛泽东战无不胜的正确路线,和他在各方面丰功伟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已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了……好在,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是不会停止的。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详细】

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成社会基本成份的不同人群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其宏观又宏不到关乎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发展的特有规律与趋向,即既不适宜分析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适宜总结出一个时期的历史特质,有其明显的不足。【详细】

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史学

如果有一个小标题的话,这个标题大一点的话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杨奎松。这套书的成果已经可以给他的学术做一个定位了。再小一点说,中共党史研究上的杨奎松。怎么样表达他的学术定位呢?一句话,他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详细】

“南高北杨”

杨奎松谈自己和高华的研究

 

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详细】

徐庆全谈高华与杨奎松

 

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来,所以高华才那么高。至于杨奎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他梳理出一条路。现在他们俩基本代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两条路子,但是是殊途同归的。我觉得这两条路最终都有一个相同点,都是走的实证主义的路子。他们的书中没有假话,而且他们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或者拼图一样,把历史事实拼出来了。【详细】

学界怪才

杨奎松——中国的福尔摩斯

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者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详细】

卡片拼出中国革命史

 

上世纪80年代,是杨奎松研究党史的积累期。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在当时没有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杨奎松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而那个时候,杨奎松把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这包括一连几年的时间跑中央档案馆。“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杨天石说。【详细】

 
 
 
 
《革命》四书
 
“中间地带”的革命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开卷有疑
 
民国人物过眼录
 
 
 
 
失去的机会?
 
谈往阅今
 
西安事变新探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走进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读史求实
 
内战与危机
 
中苏关系史纲(合著)

“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杨奎松先生在《革命》中感叹。随着港澳回归、入世成功,中国的二十世纪走到了终点,新千年的篇章徐徐打开。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人们的淡忘而消散,近百年的革命基因也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暂时告别革命岁月,今后杨奎松将把更多笔墨放在四九年以后的中国轨迹。而今日的中国,今日中国的我们,未来又该走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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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毅波 赵星宇 王超 郑宪 严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