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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 一日一书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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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许多人说文学死了,而我却在逃向它。两年前我重申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区别于评论对现实世界的修修补补,我希望能够另起炉灶,回归文学,在那里搭建我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

出版这个集子,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近两年我试着写了些诗歌。对比我日常计划中的写作,这无异于一场“文体私奔”。当然,我宁愿相信它是一次回归,我重新回到了文学的怀抱。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某种悄然的变化。至少在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诗歌和写作诗歌。也许是在咀嚼了足够多的“信息的面包”之后,人们对“诗歌的玫瑰”有了乡愁。那个已然逝去的八十年代,在经历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势利与粗鄙的放逐之后,好似要重新归来。

年少诗缘

没有人知道,若干天前我在南开听席慕容的讲座,只是因为念中学时读过她的一句“那渡船头上风里翻飞的裙裳”(《回首》)。语言多么神奇啊!短短几个字,总会让我想起坐船去县城中学读书时的情景,仿佛那些年我真的在渡口船头遇见过一位让我倾心的姑娘,并且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裙裾飘飘。

这次讲座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须知写诗和读诗乃生命之本能”。这是叶嘉莹先生的原话。叶先生已至鲐背之年,当晚就坐在我边上。回想我自己并不漫长的岁月,我灵魂的成长和对文字的热爱,的确可以说是由诗而始。

我至今难以忘怀十几岁时读到李贺“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时的激动之情。诗歌是我生命中的另一条线索,隐秘,却又非同凡响。正是从那里我走进了文字的世界,并且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它曾经气势如虹,后来气若游丝,而今似乎要重新活过来了。我无法断言将来是否有更多的时间写作诗歌,但我相信我现在的这场“文体私奔”,是我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写诗之于作家,犹如爱欲之于生命,我期待我的生命会因之变得完整。如果说人生如诗,我希望我在诗里开始我的生命,也在诗里结束我的生命。年少时,我不曾想过要成为诗人,我只想成为诗。

早年生长在农村,由于教育条件有限,直到初中我才有了一点写作上的尝试。我的第一首古体诗是关于友情的。十二岁那年夏天,我去一位同学家玩。他的父亲是语文老师,家里有毛笔和批改作业用的红墨水。趁着大家去前屋吃饭的工夫,我信手在一张试卷纸上写了四行大字:

永世不分离,

万事能共勉。

他日凌云志,

再忆昔日情。

紧接着,我又将这首诗贴在了同学卧室的墙壁上。而这一贴就是十几年,直到这房子后来在移民建镇时被拆掉,我的这首“古诗”也真的作古了。在旁人看来,第一次做客就把一篇无韵的海誓山盟贴同学家墙壁上,着实有失礼节,但也算情之所至吧。如叶嘉莹先生所说,诗有时候就是从你内心走出来的。而我和这位同学,时已情同手足,至今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情谊。

我读初中时还写过另一首古体诗,只记得其中一句:

长恨除夕无明月,

此时银光何皦皦。

那是在除夕晚上写的。当时刚下完雪,我从小学语文老师家中出来,只见村子里一片洁白光亮,于是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破案故事。通过那个故事,我知道除夕晚上是不会有月光的。我写这首诗,算是开始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生活中的浅显道理。对于一个还算有点天分的乡下孩子来说,教育条件差并非全然坏事,至少他不必做太多无趣的作业,可以有大把时间用于东张西望和胡思乱想。

整个中学时代,我真正拥有并认真读完的课外书只有几本诗集,而且,那也是高中以后的事情了。十五岁那年,我独自背着一本由作文本装订而成的诗集去《九江日报》社投稿。那次最大的收获是在书店里买到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诗人作品选》。借着这本诗集,我幸运地知道了泰戈尔、普吕多姆、海顿斯坦、叶芝、黑塞、米斯特拉尔、聂鲁达等诗人。其中有些作品,如海顿斯坦的《我的生命》,我至今仍可以背诵:

继续悄悄地走下去吧,我的生命!

我不愿把你摆进橱窗展览,

让你碌碌无为地浪费宝贵时光。

我从不说:“来呀,快来握握这位大师的手,

是它引得如此神奇美丽的花儿怒放!”

当我被可信的朋友背弃,

当厄运落到我的头上,

我没有端起盛满泪水的银杯,

对过往的行人诉说:

“啊,请搂住我的脖子,哭吧,

可怜可怜我,让我们一起痛哭一场!”

啊,在你广袤无边的天地里,

我最大的不幸不过是一小片阴云,

我要默默无声地走向我的墓地。

最初读到这首诗,我既已隐约觉察自己的灵魂在拔节生长,又像是隔世遇见了一位故人。那一年,我还用水彩画过泰戈尔的肖像,把它挂在老屋的阁楼上。至于泰戈尔的那首“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算是我最早读到的关乎真爱与自由的文字吧。那几年我十分迷恋泰戈尔,刚上大学时,我还用钢笔在日记本里画过他的肖像。

此外就是《雪莱抒情诗选》。雪莱是我生命中真正的贵人。高中那段时间,我曾经想着将“COR CORDIUM”(众心之心)纹在自己的胸口。雪莱死后,他的好友、诗人拜伦等将这几个字刻在了罗马新教徒公墓他的墓碑上。雪莱为世界所知,多是因为他的《西风颂》。我常说我在写作上追求“通情达理”,也就是说在感性和理性上都要有所追求,这方面雪莱也是功不可没的。我曾在《在书里遇见灵魂》① 一文中记录了自己初读杨熙龄译后记时的喜悦。

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却有着一颗热烈地泛爱大众的大心;在平庸的人们中间生长,却从大自然汲取了百灵光怪的幻想;受尽自私的人们的折磨,而厌恶自私,把自私弃绝,保持着灵魂泉源的澄澈;怀着温柔的同情,又时时忿激的抗争;思索着人间种种相,驰骋在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领域上,探索人类的前途,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坚贞,忠于人类,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的失败,以嘹亮的号角声宣告人类新春的将到??(杨熙龄)

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不正是我所经历的童年吗?这不正是我所向往的人生吗?雪莱以及其他许多诗人的诗歌让我开始触及生命与灵魂,触及人性中不曾看见的高贵的存在,有了歌德所说的那种“高尚的烦恼”。

说到雪莱,我想在此补充的是,他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被许多人忽略了。今天,我们说非暴力思想或者“公民不服从”思想,可以从马丁·路德·金、甘地上接到艾莉斯·保尔、托尔斯泰,直至梭罗。事实上,在梭罗之前,雪莱在他的诗歌《无政府主义的化妆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中明确提出了“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的原则。在诗中,雪莱对他的民众说:任凭暴君欺凌,任凭骑士的弯刀飞舞如“失去了天空的星星”(sphereless stars)般扑面而来,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你们寂静地站立,坚定如森林。当然,雪莱在这里所坚持的并非放弃抵抗,任人宰割,完成所谓“what they like, that let them do”(他们想做什么,就让他们做),而是相信英格兰觉醒的人们,有着暴君不可抵挡的道德和舆论力量。当行凶者怒气渐消,当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女人只要其站立就指点他们,他们也会羞愧到无地自容。雪莱相信世界有公理和道义,而且公理和道义必将胜出,因为“You are many,they are few”(你们茫茫一片,他们少得可怜)。也正是因为这种“非暴力抵抗”的精神,圣雄甘地一次次在他的演说中提到雪莱的这首诗。

人的成长得益于家庭、社会和他可能接触到的书籍。我虽然生在穷乡僻壤,但还是受到了来自世界文明之光的照耀,并且在少不更事的年纪长出了点济世的情怀。前面提到我去《九江日报》社投稿,记得当时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编辑。大概是因为我说了些忧国忧民的话,加上我带去的伤感的文字,在送我出编辑部时,这位编辑和他的同行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啊,比我们这代人还要忧郁。”起初我不是太理解这句话,不过后来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自我乃忧郁之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相较于父辈,心里装了更多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在中学时代的这点诗歌缘,无疑得益于八十年代的诗歌热。那时中国各地的学校,成立最多的社团就是诗社。有诗人不无夸张地回忆,当年在城里坐公交车如果没带钱,只要大喊一声“我是诗人”就可以免票。不少狂热的诗人,甚至像此前的红卫兵一样去各地串联。二者不同的是,红卫兵试图颠覆的是现实世界,而诗人们试图重构的是意义世界,他们构建自己的想象王国而不必摧毁现实世界。在此意义上,我相信:因为拥有自己内在的世界,诗人本质上是温和的。

八十年代不愧是一个理性和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① 。至于当年的《九江日报》,因为刊登了大量当地文学爱好者的诗歌和散文,同样让我受益匪浅。我曾经为这份报纸做了一本厚厚的诗歌剪报,并且保留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中学时写的一些新诗,由于没有随我进城,最后都烂在了老家的茅坑里。唯一熟记的只有一首旧体诗:

高山一曲秋风颂,

世间英物寂寞云。

这是其中一句,那年我十六岁。它是我内心的声音,永远伴我飘泊,永远挥之不去。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此我并不完全认同。与此相反,我更想追问的是:在苦难之后,人们有什么理由遗忘诗歌?相较于八十年代,我所经历的九十年代几乎乏善可陈。大多数人对于诗歌的热情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个拐角渐渐消失了。而我的大学生活,虽说“光荣孤立”,却也一事无成。那时候我游游荡荡,抽烟、喝酒,时而在拆开的烟盒纸上写一首古体诗,生活几乎没有快乐可言。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笔下忧郁的文字,彻底毁了我的人生。

那是一个忧郁的年代,我患上了轻度忧郁症。大二的时候,我曾带着自己的几首古体诗去找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聊天。那是我第一次进学者的书房,当时他还住在南开大学北村。刘先生后来经常向别人推荐我,最早是因为他喜欢我的一首诗:

我为天园殉此心,夜蓝酒醒梦白云。

欲将血泪寄旧友,飘洒桦林作雨声。

类似忧郁的诗歌,虽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却也帮我结下了些人缘。我与刘先生的友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只是时至今日,我并不太愿意翻开当年的那些文字,那些“黑暗的赤诚”。大学时我曾经写过一篇不短的小说,活生生把主人公给写没了--可惜我又不能像柯艾略① 写《维罗妮卡决定去死》时那样深刻。每当想起那些诗文,我总觉得有个灰暗的烟囱正在伸进我的大脑。当年之我,整日无所事事,精神上却像个“殉道者”。好在生活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成就了意气风发之今我。然而,对于过去的我,正如我在《你是你的沧海一粟》中所要表达的--今日之我不能回到过去,为过去之我指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

回想那段写诗的日子,我庆幸自己始终未忘记对父母亲朋的责任心,未被种种野蛮的悲伤所摧毁。人生如此艰辛,很多时候我们能逢凶化吉,多半是因为对他人肩负着某种责任。正是责任的缆绳把我们从绝望的深海里拖回岸上。责任心真是个好东西,我们的人生尚有些希望,多是拜其所赐。因为有了对他人的责任心,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多了一种自救的维度。

事实上,从很早开始,我就已经意识到我的家人是我生命中的弱者,我必须尽心照顾他们,必须尽力好好活着。而这一切,与我写不写诗都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命运就是你的周遭。而你的人生,就是你所担负的一切,并为这一切所塑造。我在中学毕业时因家庭的变故放下锄头告别了农村,又在大学毕业时放下诗歌告别了八十年代,多半是为了担起他人的责任。至于我将来会不会写诗,能否担起自己理想中的人生责任,只能留到将来去想。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我是八十年代的幸存者,我知道读诗和写诗乃生命之本能。二十年前,我扔下了锄头和诗歌进城,一去不返。我庆幸自己先找回了诗歌,我还要找回我的锄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文字找到我的未来,也通过我的文字找到我的过去。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也是已然沉睡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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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熊培云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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