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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 一日一书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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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思

关于“诗之罪行”,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们有过一些讨论。有天我给学生们看了一首我写的诗,让他们分析它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他们的回答没有让我失望。至少他们会说:老师,在诗歌里,感性与理性没有那么对立吧?

是啊,可为什么诗歌却给了世人这种印象,认为它只是感性的容器,只能盛放欢笑和泪水?事实上,远在西方,诗与思的争辩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思想史。在古希腊,甚至发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是否应该驱逐诗人的大讨论。

在苏格拉底那里,诗歌是想象与神话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远古荒诞的世界,与他想要追求的热爱真理的世界格格不入。他认为诗歌不仅制造影像、充斥谎言,使假象伪装成了真实,而且因为纵容贪婪和爱欲,也有了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柏拉图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认为饱含感情的诗歌是危险的,荷马以及那些希腊大戏剧家要被永远赶出城邦,流放到外地。读者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另一版本的“罢黜百家”,只不过它所独尊的是理性。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与此一脉相承。理性被推上神坛,无所不能,其他多为妖孽。

柏拉图虽然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却没有得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认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有诗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反而有益于揭示普遍的真理。而且,诗还可以建设城邦正义与秩序,塑造公民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再次表达了他爱老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客观上也说明了诗与思之辩的复杂性。诗与思的争辩在后世延续,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对“文学病”的声讨。

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何要驱逐诗人?这一激烈态度与其说是源于他们的某种极权主义倾向,不如说是源于某种“理想的焦虑”。为了打破诗歌、绘画、戏剧等“模仿艺术”的垄断地位,他们一心希望哲学能够后来居上,使其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在希腊被广为接受。也正是在这种焦虑的推动下,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理性的重视逐渐上升为对人的无限理性的盲目崇拜,政治也因此变成可以拿人做实验的科学,政治正确变成了理性生产线上唯一合格的真理。到了极端的革命的年代,诗歌真的被彻底驱逐,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掏空了灵魂的标语口号。

具体到中国,通常我们很难将“八个样板戏”同以追求真理为一生理想的苏格拉底画上等号。但那个年代将艺术归为“真理部”下属部门的做法,与苏格拉底当年推崇理性而驱逐诗歌的主张何等神似。

苏格拉底的担心在其追随者身上应验了,弄权者运用其政治理性时,将生产真理变得像谱写诗歌一样随心所欲。至于柏拉图试图构建的理想国,和近几百年间许多空想家提出的各种乌托邦设想,又何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拙劣“模仿”或“想象”?

回到前面我与学生们讨论的问题。诗歌并不绝然属于理性或感性。一方面,我认为有些理性的东西,或许更适合通过诗歌来表达。我持这一观点,和我对语言的理解有关。我们所用的语言,表面上看精确,其实处处是模糊的陷阱。这并不是说我相信“含混的世界”只能用“含混的语言”来表达,而是说诗歌的语言和它所具有的开放性会为我们的表达留有余地。

就文体而论,我也不认为论文就更理性些。今世许多见诸媒介显要位置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颠倒是非,何尝有真正的理性可言?文言文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旧时中国人的表达,但不还留下了《盐铁论》① 这样精彩的庭辩记录吗?思想不自由的时代,当写诗变成文字游戏,它便不再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了。前文提到“诗歌大跃进”,诸如“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之类的诗歌,只能算是文字马戏了吧。

退一步说,即使是一首仅限于抒情的诗,只要它具有抵达人心的美,就能唤醒人们沉睡的理性。这在我看电影《窃听风暴》时深有体会。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暴力和“新词”推销真理和幸福。然而,击中内心的诗歌和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和美的回忆与向往。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所以我坚持认为,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扶持。

记得年少时在乡间上学,在秋冬的早晨,看着凝结在路边的白霜,总会在心里吟诵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因为这两句诗,即使是那样孤独的清晨,也会觉得自己是走在一首始自远古的诗里,且有诗人同行,觉得自己所受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使是在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哲学家们往往具有诗人的气质,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事实上,尽管柏拉图像苏格拉底一样批评荷马,但他似乎更像是荷马的同路人。柏拉图没有放弃文学的语言而采用“真理的语言”,他写作的对话录甚至被人归类为广义上的诗。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赞美柏拉图的对话犹如一叶扁舟,从苏格拉底那里拯救了“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而雪莱在《为诗辩护》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柏拉图就是一个诗人。况且,诗与哲学本来就密不可分,像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本身也是了不起的哲学家。

我读赵越胜的《燃灯者》,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提到哲学家周辅成对天才的分类:一等天才献身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了就回到概念里;三等天才就只能写写小说了。文学之所以被哲学家抬到如此高度,恐怕还是因为文学涵盖了一切人学。无论是理性还是情感,凡人所有的,皆可在文学中找到。很多时候,诗歌被理解为逃脱了语法的阴谋诡计,逻辑也在此缺席,是一种直抵人心的艺术。事实上不仅如此,诗歌还能由心抵达智。①

如果读者对此仍然心有疑虑,不妨再看看法国诗人雅克·普列维尔② 的《公园里》: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高行健译)

在我看来,这首诗所表达的关于存在的内涵,并不亚于一篇严谨的哲学论文。而且,它是那么宽阔,那么柔软,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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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熊培云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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