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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一谈:失败者也有故事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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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一谈笔下多是一群失意的人。他写生活的常态,常态的悲剧,悲剧中的释然,成功俘获了一批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的中青年读者。

记者_张莹琦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蒋一谈 1969年出生,小说家、诗人、出版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图时代公司创始人。代表作有《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栖》等,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等奖项。

45岁的蒋一谈看起来不像是个商人。格子衬衣外罩着蓝白条纹开衫,双肩包鼓鼓地靠在身旁,一副复古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透着些书生气。连他选定的采访地点也是文艺的—初夏早晨的上海绍兴路,大片梧桐树垂下浓荫,细密的叶子衬得一路特别宁静。蒋一谈说,每次赴上海必定来这条路上走走,到尔冬强的书店看看书,再到老洋房餐厅吃几餐饭,那里曾是杜月笙四姨太的私人住所。

最近5年,他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着自己写作的短篇小说,媒体对他的身份介绍从“出版人”,到“小说家、出版人”。他甚至想过放下生意专职写作。200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时,和朋友见面他们都笑,“蒋一谈你玩文学呢。”到了新作《透明》,他听到的声音都认真起来,“蒋一谈你是真写了。”

而立之年对工作力不从心的男人,在妻子和情人间徘徊不定的父亲,远走异国回不去故乡的知识分子……蒋一谈的小说里多是一群失意的人。他写生活的常态,常态的悲剧,悲剧中的释然,成功俘获了一批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的中青年读者,也收到一些同行的好评。

作家李洱赞他是“短篇小说的鬼才”,阎连科评价他直击人物内心、接触隐匿的内容,与过去的短篇小说家很不同。蒋一谈说,从出版人到小说家,他用5年让大家认识了自己,他也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能写,并且要继续一年一本地写下去。

一张张苦闷的脸

灰棕的底色,一张戴眼镜的男人无表情的脸,被一道道黑色横条切割—新书《透明》封面上的那个人,就是蒋一谈自己。

两年前的某一天,蒋一谈和批评家李陀、杨庆祥在咖啡馆小叙,说起想写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集,但是没有多少信心。李陀无意中一句“全世界知识分子的逃离之心伴随了很多年”,打开了蒋一谈的思路,他当即敲定书名:逃离。半个月后,设计师来商量封面,知识分子的“逃离”太抽象,想了想说,蒋一谈就拍你吧。“你不是想逃吗?横条就是牢笼,让你逃不出来。”

和出版社签好约,书名、封面都已定好,蒋一谈觉得满意。一年后,门罗以小说《逃离》获诺奖,朋友们纷纷问他,撞题了,还改吗?“门罗的《逃离》我非常喜欢,但不同的是,她的逃是偏柔性的,除了‘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避免被认为跟风炒作,考虑了一下,蒋一谈决定用其中一个短篇 《透明》作为书名。“透明,意味着简单、清澈,也意味着知识分子的一种探寻、召唤。”

但《透明》的故事却很“黑暗”。一个虚弱的中年男人害怕在社会上闯荡,郁郁寡欢辞去工作,跟着情人开茶餐厅。餐厅里永远是黑夜,看不见光,来吃饭的人借此在黑暗里卸下疲惫的面具。有天,男人在餐厅与前妻、女儿相遇,一片漆黑当中,被女儿的那句“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触动,于是开始在前妻和情人的生活之间穿梭,摇摆不定。

黑暗里,情感是透明的,内心的纠结也愈加清晰。蒋一谈说,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闯荡的时候,希望能看见、掌控所有的困难和遭遇,实际上很难。

“80后”中学老师选择逃离北京,去绍兴寻找不是希望的希望;40岁的中年男人,在暴力面前感到虚弱,深刻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位合格的父亲;老知识分子身在异国他乡,只能在网络世界里触碰虚拟的故乡,而且是正在变异、陷落的故乡……一本书8个故事,这种“黑暗”无处不在。工作失意、家庭破裂、未来渺茫,小说中的一群人,最后浓缩成一张失败者苦闷的脸。

蒋一谈说,这是个资本的、竞争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压力,有纠缠的情绪,每个人都是失败者。不是说没有钱,更多的是面对生活的无力。而如何保持内心宁静,更坦然地面对困惑的情绪,是他在小说里所要探寻的。

探寻出了什么没有?他并不试图解答。《透明》里的中年男人最后仍旧懦弱摇摆,去绍兴寻找未来的“80后”教师也还是没有作出事业上的选择。看起来和起初都没什么两样,内心的变化却是有的—中年男人对前妻多了一份宽容理解,“80后”教师也渐渐明白,逃离北京的另一面,是巨大的责任和牺牲。

在作家李敬泽看来,这正是蒋一谈的特别之处。“在这个世界上,失败者注定会被遗忘。但是,在蒋一谈那里,失败者依然有故事可讲—悲伤、恐惧、奇迹、虚妄和希望,这些人从他们的失败中领会生之意义。”

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

合上《透明》这本书,蒋一谈说,他笔下感触最深、最无力的一个故事是《故乡》。他写一个西班牙男人,经历美国9·11灾难,逃生时遇到两道楼梯,同事们一窝蜂往左挤,他鬼使神差地往右走。最后,往左逃的同事全部遇难,只有他幸存了下来。灾难过后,日子平静地往前推,那种恐慌感却在心里挥之不去。每次遇到十字路口,不管是否正确,他都本能地往右、往右。大家嘲笑他,叫他“rightman”。这个故事来自一则新闻,看到它的时候,蒋一谈即刻被那种巨大的命运感击中。很多时候人们在困境中寻找自己,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被命运支配。

《透明》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悲观情绪浓厚。与 “80后”、“70后”作家朋友相聚,很多次蒋一谈听到他们说,“你太悲观了”。他反驳,“认命不是说要对命运跪拜,指的是认知命运,同时坦然面对、承受、理解。”

“悲观的确是我写作的起点”,蒋一谈承认。他写中年人的“逃”,其实有那么好几年,他自己也很想逃。与妻子生活20年,人到中年衣食无忧,两个人摩擦和分歧却越来越多,日子变得僵持、寡淡又漫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常生活的琐屑汇成一团既虚幻又沉甸甸的迷雾,让蒋一谈觉得胸闷,呼吸不畅,“你想活着,并不想死,但也不愿意主动想象明天会怎么样。”

2009年春节,妻子带着女儿回四川老家,蒋一谈独自一人留在北京。除夕夜,他彷徨不定地开车在北京城转,“没意思。回家看电视?也没意思。”百无聊赖下走进书房,翻到以前的诗歌笔记,恍然发现离曾经写文字的那个自己,已经相隔了12年。午夜零点,窗外烟花升起,面对四壁的孤独,他突然想写。

像被打开了紧闭已久的阀门,“故事一个个从脑子里跑出来”。不会用电脑,就先在纸上写。好一阵子,他光顾着写,没有和妻子说话。有天把 《公羊》的打印稿放桌上后出去办事,回来看见妻子抹着眼泪,她说,“老蒋,你写得真好。”几个月后,妻子陪女儿去新加坡学习,家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蒋一谈每天就像“一个人表演哑剧”。“写吧”,两个字在喊他。

事实上,成为知名出版人以前, 1994年,25岁的蒋一谈也曾写过3部长篇小说。作家洪烛回忆,那时北京大街小巷的书摊都挂着印有“《北京情人》,蒋一谈著”字样的大幅贴画。但因“写作挣钱太辛苦”,蒋一谈找到了“更为轻松的挣钱方式”—做书商,从此15年没再碰过小说。

年轻时的写作同样没有一个温柔的开始。1991年夏天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蒋一谈进入出版社工作,给女朋友写信。待装好信封回办公室,同事已把一大摞信寄走。领导把信拆了,在单位大会时严厉指责他用公款写信。蒋一谈觉得郁闷,却没有争辩,踌躇两年后,还是决定辞职做一名无业青年。喜欢出版,没有本钱,怎么办?方法只有一个—写作。“那个时候,写作对我而言,特指写畅销的长篇小说。”每天写十几个小时,把3个长篇小说卖给书商,也能赚到几万块钱。

念中文系的蒋一谈说自己从没想过会成为一名作家,因为看书不少,知道“好的作家太多了,没法超越”。那会儿的写作回想起来,更多是一种疲惫。新婚后不久妻子在北京十一学校做老师,两人住的是学校上世纪50年代的筒子楼,长长的回廊,两边都是房间。“我喜欢夜里写,有时候12点光着上身出来抽烟,楼道里黑幽幽的,很多男男女女被我吓到。”蒋一谈点着手里的烟,笑。小说里许多个前途迷茫的老师形象,就源自当时的所见所想。

40岁回归写作,起因是对现实中的自己和家庭情感不满意,但写作之后,婚姻问题不治自愈。过去的失败蒋一谈不想再回忆,但关注还在。他说他想写中年人的集体困境。在他的身边,有一大群和他一样对生活有困惑的中年朋友:怀揣文学梦的郁闷中学教师、对婚姻不满的压抑男人……写他们情绪的变化、对内心的追问也令他着迷,“生活在现代社会,人的表演能力,或者说扮演另一个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自己面对自己最真实的那一刻,在夜深人静或者黎明时分,终究会到来。”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重回大众视野,蒋一谈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想成为一名“家庭作家”。复杂的父子关系、微妙的夫妻情感,在蒋一谈的书里蔓延,成了故事的十之七八。

《透明》开篇写的是位空巢老人,艺术情怀不被女儿理解,孤独无依;《故乡》中的老知识分子远走美国,在中西结合的家庭里常感落寞。都市生活的孤独感罩在每个人身上,他们向内求索寻找出口,这种孤独感又不是割裂的,总置于一个家庭当中。蒋一谈说,任何一个人只要跟你袒露心声,都有故事,他想要做的是努力去感知。而对一个人的感知,并不能孤立地去看,他的方式是,把人放到家庭中,“用家庭衬托他”。

关注家庭生活、家庭情感,是他的兴趣所在,“每个家庭都有故事,所以我的作品源源不断。”

蒋一谈认为,写家庭的意义在于,“所有的生活都是由碎片构成的,国家也是由一个个的家庭构成的,一个人就算独身,他身上也一定有家庭的气息。”

写家庭,也是写现实的一种。在他的小说中,现实生活的踪迹很容易被找到:中美混血之家,两个小孩在讨论钓鱼岛之争时,戏谑地说是不是应该把它炸掉;北京的雾霾太重,男男女女不得不排队上小区健身房锻炼……蒋一谈说,新闻素材不是不能用,只是要放到有效的位置。很多作家喜欢写现实主义作品,写故事、写人是为了写现实,相反,在他那里,现实只是背景。

那些在现实里忧伤的中年人,同时也是一群孤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写那么多知识分子的故事?“中国现当代历史,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承受历史占据了大部。历史的幽暗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纠结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对我而言,就是忽视了现实的不安。”

写的时候,蒋一谈让这些知识分子“从内往外走”。从中国走到美国,从北京走到小城绍兴,走的过程怅然若失,一边孤独,一边与自己撕扯。通过写故乡来写知识分子,故乡不再是家国理念,而是巨大的精神空间。“在当代社会,我们的故乡在变化,遗失了漂浮了,只能通过互联网近距离看,但无法触摸。”异国他乡的知识分子有生活之惑,“80后”知识分子逃离北京,背后同样是生存问题。

也不是完全没有温暖。每个故事到最后总能稍稍明朗起来,“生活要往前走”,蒋一谈说,有时候,我们需要跟自己和解。

《文学青年》[蒋一谈专号] 素简、幽深——路上的蒋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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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蒋一谈 文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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