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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身份的寻找与回归


来源:《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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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摩司·奥兹的混杂身份

传统的身份理论认为,身份是一种稳固的人格状态,是人们确定自身权利和行为能力的标准,在稳定的、意义明确的传统社会,人们一旦获得身份,往往终生不变。但是现代身份理论则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身份不是保持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时刻处于形成和不断的塑造的过程当中,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身份的因素是多元化的,身份“不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体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位,寻找自己的位置。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的作用。”

奥兹的父亲出生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奥兹的母亲出生于波兰一个家道殷实的磨房主之家。由于当时欧洲的反犹主义愈演愈烈,奥兹的祖辈才忍痛从欧洲来到了贫瘠的巴勒斯坦。虽然奥兹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的思维模式却是根深蒂固的欧洲式的,诚如奥兹所言:“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欧洲人,他们是热诚的亲欧人士,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

奥兹在热爱欧洲文明的家庭长大,从父母对欧洲风情的热情洋溢的描述里接受了欧洲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欧洲的文化生活有着无限好奇与渴望。在小阿摩司的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他有着致命的诱惑力。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在小阿摩司睡觉前给他讲述来自西方的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这些陌生的疏离的叙述技巧和色彩斑斓的语词丰富了小阿摩司的文学想象,也加深了小阿摩司对西方文化的憧憬与向往:“我在耶路撒冷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度过了整个童年,但我没有生活在那里,我真正生活的地方,是妈妈故事中讲到的或是床头柜上那一摞图画书中描述的森林边、茅屋旁以及平原、草地、冰雪上,我身在东方,但却心系遥远的西方,或者是‘遥远的北方’,就像那些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正是父母给予童年时期奥兹的欧洲文化启蒙深深地影响了奥兹的文学创作。奥兹曾经在采访中表示,对他来说,“更多的影响来自契诃夫、希伯莱语作家中,阿格农·别季切夫斯基、布伦纳对我的影响最大。希伯莱语圣经(《旧约》)也给我许多灵感,因为我的母语是从那儿来的。”即使奥兹的超历史怪诞小说《触摸水,触摸风》和《恶意之山》受到了内在希伯来文化的影响,但这些故事仍被置于不折不扣的欧洲语境之中。

此外,奥兹从小就生活在国际化的城市耶路撒冷,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也对他的文化身份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千余年来受到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撞击和融合。古代埃及、古代以色列、古希腊、古罗马、古代巴比伦、拜占庭、波斯和阿拉伯等文明都留下了很深的足迹,现代西方文化都能从中找到渊源。奥兹在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富有梦幻、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藏青西装笔挺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化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在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虽然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与此同时,在文化上却呈现出一种多面化、国际化、放荡不羁的态势:“每天晚上,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这样把他们自己锁在家里,像我们一样,写作。……整个耶路撒冷每晚低头坐在一张纸面前,修改,涂抹,书写并润色。”在《人物周刊》对奥兹的采访中,他说道:“耶路撒冷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国都、一座现代城市,也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两大教派的圣地,更是以色列人认定自己身份的地方。”在奥兹的很多优秀作品中,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某种“耶路撒冷情结”。正是耶路撒冷这座不同文化与宗教和谐共处的城市,赋予了奥兹一种横跨于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之上的多重视野。

由此可见,奥兹的父辈和母辈被动的移民经历以及耶路撒冷特殊的历史氛围使奥兹生活在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种族与多种宗教并存的环境中,形成了他多元的混杂的文化身份。

二、阿摩司·奥兹的身份困惑

奥兹笔下形形色色的欧洲犹太移民们虽然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回归,但是他们由于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中,已经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方式,对欧洲的价值观也日趋认同,他们或多或少地被欧洲文化同化,在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双重文化认同中客居国的文化元素。因此当他们迫于无奈回归巴勒斯坦时,巴勒斯坦陌生而残酷的生存环境及文化根基对他们来说是与之相对立的“他者”。可以说,奥兹对笔下的小说人物的身份困惑描写正是奥兹对自我身份困惑和迷失的书写。

奥兹早期的小说作品《我的米海尔》中,奥兹借汉娜之口写道:“耶路撒冷是一座极其遥远的城市,即使你身居其中,即使你生于此地。”“我不知道有谁会把耶路撒冷当成家园……我写下‘我生在耶路撒冷’。我不能写‘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我不知道在俄罗斯庭院深处,在施耐勒军营的墙后,在埃因凯里姆修道院的隐蔽所在,在恶意山上的高级专员官邸,有何种凶险在恭候着我。这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城市。”汉娜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耶路撒冷有很多不满,并产生了一种逃离的情绪。在汉娜的梦境和臆想中,她将自己看作是统治但泽城的女王,是与压抑沉默的汉娜截然相反的情感外露、热情奔放伊冯娜?阿祖莱小姐。“我突如其来产生一阵痛楚:我为什么被流放至此?‘鹦鹉螺’号,‘龙’号,爱琴海群岛。快来呀,拉哈明·拉哈米姆夫,我那英俊的布哈拉司机。大声按响你的喇叭,伊冯娜·阿祖莱小姐已准备启程。她已准备好了,就等在这里。无须更换衣服。一切准备就绪。立即就走。”

同汉娜的逃离情绪相似,《沙海无澜》中的主人公约拿单一直渴望着离开压抑的现实生活,离开他温柔漂亮却头脑简单、平淡乏味的妻子,离开他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基布兹,开始他想象中全新而美好的生活。《何去何从》中神秘甚至有点邪恶的伊娃·汉姆伯格曾因爱上了鲁文而毁弃了与堂兄弟的婚约,与鲁文一起来到麦茨塔特·拉姆基布兹,后来却又心甘情愿地丢下鲁文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与前来旅游的堂兄弟私奔到了德国慕尼黑;《鬼使山庄》中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父亲”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抢救了英国高级官员突然昏厥的嫂子,故而收到了一封邀请他携家眷参加在高级官员府邸举行的五月舞会的请柬。就在这场舞会上,他那位来自华沙、对巴勒斯坦生活极其不满的漂亮太太陶醉在猎艳老手瑟阿兰将军的花言巧语中,从此一去不归;《鬼使山庄·思念》中的米娜弃她的丈夫伊曼纽尔·纳斯博姆医生而去,选择美国作为自己的故乡;《恶意之山》中,一位母亲为和一个英国官员私奔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奥兹笔下的这些人物,深受文化认同问题的困扰,他们也像作家一样在生活中苦苦地探寻自己的历史位置和文化身份。

三、阿摩司·奥兹身份的回归

1949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讨论新的兵役法时提出,所有的士兵,无论男女,都有义务在基布兹或农业合作社服务一年,以增强自己的“拓荒者”意识。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建起了集体劳动、人人平等的社会组织――基布兹。

奥兹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亚历山大爷爷那里听说过基布兹和生活在那里的拓荒者们的故事,基布兹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在小阿摩司幼小的心中,已经种下了成为英雄一般的拓荒者的种子:“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小主人公向往像他们那样成为新希伯来英雄,而不愿像他的父母那样成为“忧郁苦闷的逃难学者”。于是,他报名参加了童子军运动,从事“体力劳动,保护并居住在基布兹内”。

奥兹的父母是大流散文化下的旧式犹太人,他们虽然支持基布兹理念,认为它在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然而,基布兹的生活异常艰苦,拓荒者们住帐篷、吃粗粮,白天在荒山上劳作,晚上炎热和蚊子使人无法入睡,这是来自知识家庭的小阿摩司无法承受的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儿子到那里生活:“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它并不那么发达。”父亲的劝告并没有浇灭小阿摩司成为新型希伯来人的梦想,在他12岁时母亲的自杀震动了他,成为了他反叛父亲以及所代表的旧式犹太人、逃离耶路撒冷的重大契机。奥兹在十四岁半,母亲去世两年后,他通过改变姓氏的方式“站起来灭掉了父亲和整个耶路撒冷”。他放弃了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的大伯父――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克劳斯纳的姓氏,孤身前往胡尔达基布兹学习工作。

卡普兰认为,使奥兹成为基布兹人的最终原因是对过去的否定,正如他后来在澳大利亚以色列评论杂志中所说:“我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因为我的父母是右翼势力,我成了一个基布兹人是因为我的父母是城镇居民。”但笔者认为,奥兹违背父命去往基布兹的坚决意志与其说是对父亲和旧式家庭的反叛和不满,倒不如说是他对自身身份的寻找与回归犹太传统文化的表现。因为,首先,基布兹是犹太精神的体现。早在公元前8世纪,最早的正典先知阿摩司在向众人传达神谕时就说道:“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正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警告世人,一个对社会不公和宗教败坏毫不介意的国家必将遭受审判。犹太教的要旨是主张公平、正义,而基布兹所实行的公有制是犹太精神的具体化,因此,在建立基布兹时,严格地执行了《圣经·旧约》中“土地永不可出售”的戒律。奥兹从耶路撒冷到基布兹之路正是对犹太精神的寻找与回归。其次,这也是奥兹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寻找。对于奥兹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以奥兹的父母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迷恋于激进的修正主义运动。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修正主义者们已经失去了其知识分子的面具,仅仅成为劳工党的一个反对党,幸好贝京运用卓越的修辞技巧拉拢了被劳工当权者边缘化的中间队伍。因此奥兹这个德系犹太知识分子,从政治身份的角度研究他的过去,试图为自己寻找更自然的政治家园。正是这种对政治家园的寻找,以及他想令他父亲震惊与不安的愿望,引领他来到基布兹,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德系以色列人当权者的先锋。

在寻找自身身份认同的过程的同时,奥兹对犹太传统文化,尤其是基布兹文化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奥兹的小说文本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或定居在西方的人物,他们对自身身份的寻找一刻也没有停歇,这些人物的最终结局大多是回归到以色列,回归到犹太传统文化中去。

《黑匣子》中桀骜不训、具有反叛性色彩的布阿兹象征着基布兹的拓荒者,他在面对生父阿里克斯·吉代恩提供给他的两种选择:一个是去美国,为他提供住处和工作;一个是住在宰克龙雅可夫附近的一所大空宅子,用自己的双手修复房子,他选择了后者。而反英雄阿里克斯也在生命垂危之际选择了从美国来到以色列度过残生。《何去何从》中从德国来的泽卡赖亚·西格弗里德·伯杰受诺佳母亲之托,来到基布兹规劝怀孕的诺佳去往欧洲。面对泽卡赖亚的游说,诺佳也产生过动摇,但她始终没有离开基布兹,没有离开她的父亲。在奥兹的基布兹题材小说之一的《沙海无澜》中,作者描写了一位为寻求真正的生活而离开基布兹的叛逆者约拿单。作者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描写约拿单如何下定决心要离开农庄。而当他真的出走之后,没过多久又悄悄地潜了回来……在奥兹的这些作品中,作者暗示着这些居住在基布兹的年轻人始终无法将自己同家园、同犹太文化分割开来,但是这些回归家园的年轻人并不代表着生活在以色列基布兹的所有犹太青年。奥兹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这样说道:“这只是约拿单一个人的故事,不代表所有犹太青年……有些以色列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去了西方,去了东方,一去不回头。而约拿单,他与他的村子,与他的基布兹,甚至和他的父母妻子之间都有如此强烈的依附关系,所以最终他回家了”。

奥兹在基布兹创作他的小说,在创作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他对基布兹的态度并不全是褒奖,在其小说作品中也对其缺点也有着深刻的揭露,因为基布兹的生活意味着失去太多的自由,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间。但即便如此,奥兹仍然是忠实的基布兹成员,他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大学向他发出聘请他做全职文学教授的邀请才搬离出基布兹。正是在这里奥兹完成了很多基布兹主题的小说。可以说,正是基布兹这片热土给予了作者灵感,使作者找寻到了他的身份和价值所在。

(本文载于2012年第12期《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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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光]

标签:阿摩司·奥兹 文学 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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