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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汉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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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求新,突破“冲击—反应”模式

在学术上一生求新的魏斐德不满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宏大模式,他指出费正清很多想法来自于蒋廷黻。在细节上为避免用宏观模式将史料“屈打成招”,他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发展出了一种晚清社会“官府—绅士”平衡的解读方式来观照史料———“绅士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十分奏效。另一方面,对于蒋廷黻暗示儒家思想日趋僵化,没有西方思想的冲击就没有更新能力这一方面,他吸取了余英时先生的不少看法。这赋予他的著作既新颖又扎实的风格。

令人惊愕的是,魏斐德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跨国界的比较性研究》中对学术界荒疏的“文化分析”表示不满,更抱怨“我们缺乏适当的分析范畴”。“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在概念上和结构上都不精确、不定型的时期……我们已失去对今天世界上的事件进行概念化、模式化和系统理解的能力。”他对自己的要求如何严苛都可以理解,但他的指责是否暗示着他认为社会学界没有提供更多的新成果?

针对学术性写作,魏斐德婉转地批评了中国人的学术观:不论是异端还是儒家传统都认为,学问就是精通一系列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所以,学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认为,只要根据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能发现另一种奥秘。如同太极拳打了几年之后,才直觉地了解它的运动意义一样,一个文人只有熟记所有的经典,才能掌握它们的意义。这种关于技能、学识的奇特观点,就是传统思想的一般特征。对这种说法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读解,所谓的“精通一系列的道理”是不是“做学问先要做人”?而所谓的“奥秘”则将学术和巫术、气功混为一谈,需要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去慢慢领悟。

好人才能做出学问的信念是否凸现了监督的缺失?监督的缺失是否说明了“学术共同体”的不在场?钱钟书先生都说过,学术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恐怕是激愤之言,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西方汉学界几百年如一日地积累学问,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激发,到今天才成就了魏斐德本人以及他的后辈学人。

通过《讲述中国历史》来回应学界对“中国中心论”的质疑

从1960六十年代中期魏斐德初入学界到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正是中国学界质问与摆脱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从而开创出以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为主导的新潮流之四十年,而魏斐德以其身体力行引领了这一学术新走向。

但是近年来,美国中国学界展现出一种新的动向,通过不断置疑中国中心论的理论模式,学者们试图从世界史和边疆史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边界和重新解读中国文明(及中国性)的形成与发展史。

《讲述中国历史》以“在世界史语境当中的中国”作为开篇,不仅是对这一新动向的回应,而且编者和作序人似乎意在表明魏斐德对这一新动向的前见,从而试图颠覆魏斐德所代表的中国中心论形象。在此部分中,在《中国与十七世纪世界的危机》一文中,魏斐德从十七世纪世界经济危机的角度理解了明清皇朝交替的物质基础;在《中国之鉴:普遍价值与特殊社会》中,魏斐德不仅追溯了中国意象(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特殊价值)如何参与了欧洲自我建构的过程,也回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截取特定的中国价值来容纳与再定义西方普遍价值的双向过程。

虽然上述文章反映了魏斐德研究当中的世界意识,然而,这一意识却是零散的、无结构的。换言之,世界意识从未成为魏斐德历史写作当中的结构性因素,而呈现在某部作品的整体框架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人们记住的魏斐德,是一位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化史家,更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历史家。

文章选摘自李冠南《魏斐德:一位天才的文学历史家》,中华读书报;曾园《史学家应该起的作用》,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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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辛未]

标签:大门口的陌生人 魏斐德 中国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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