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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对文化的兴趣和妄图让我钻进三联书店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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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佣做工六年,除了上夜校和复习初中学过的功课外,自然还少不了读书。说起当年上海的读书生活,回想起来,实在觉得有趣。我在法国公园跟赵老师读了《古文观止》,对古文有了兴趣,于是上书摊买有关的书。买到一本讲唐诗的书,名称忘了,照里面的解释,唐诗讲的一切,都是男女的生殖情事。我这十五六岁的孩子,也居然确信不疑,当然也没法真正了解。那时又常看小报。店里订了《罗宾汉报》等小报,我常看一位叫杨乐郎的作家的专栏。后来我当年最崇拜的刘硕甫先生在小报上也开了一个专栏,署名“牛马走”,我自然天天拜读。找小说看,那时流行的是苏青⒀的《结婚十年》。看了一遍,不很喜欢,只是由此知道苏青是宁波人,有点知己之感。张竞生⒁的《性史》当年在上海常常见到,找来看看,兴趣不大。但注意到作者有一好友叫“小广平”(多少年后,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管人事的朋友说起,他们编译所某位外语专家就是这位小广平,我很想去同这位老先生结交,后来因政治运动太多,没有办成)。

我当时有一些商店以外的好朋友。我离开育才中学,那时对谁也没有招呼,生怕惹起学费纠纷(我欠缴学费就开溜了)。后来偶然遇见小学同学杨慈传,他原来就在我工作的商店附近上中学。他常常约我出去玩。起初只是去看看美国电影,后来常去打台球。我很会打“斯诺克”,一杆子可连打好多球,害得他只能拿着球杆空站在那里做“童子军”。我每次外出,都要换衣服:把学徒穿的中式破衣换下,穿上西式衬衣。这又满足了我从小就被培养的“好人家孩子”的虚荣心。杨慈传不喜欢语文,常常要我帮他写作文。而他在我学无线电的时候,常常教我数学。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在一九四八、四九年吧,杨的妈妈发现了这些。她居然到我工作的地方来大闹一场,骂我这“小流氓”带坏了她的儿子。我由此更觉悟到,像我这种社会地位的人要出头是如此艰难。

在我自学的长途上,对我帮助极大的,还有一位是店主的弟弟赵振尧先生。他一九四六年前后自大后方来上海,以后看我喜欢书本,常勉励我。一次,他把当年我接触到的第一本新文学方面的书借我看。那是骆宾基写的《萧红小传》。我由此才知道新文学,想起初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陈汝惠先生提到过的一些人。以后又看到延安寄给贺尚华要我代转的《李有才板话》,这才渐入正轨。当然,我还是看不懂我从当年废纸堆里捡来的“世界文库”。直到后来,振尧先生为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的贺尚华先生编校一本讲希腊神话的书,要我做些抄抄写写之类下手的事情,于是我才知道外国文学。这时,振尧先生的表弟顾宣怀在上海待业。他后来也去了台湾糖厂,在于梨华女士父亲麾下工作。当年他才是真正的文学青年,经常对我讲外国文学特别是苏俄文学,我才第一次听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大名,于是到贺先生的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去购读。这时又有重大发现:离我做工的商店不远,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有一家生活书店,那里有卖好看的书,特别是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我对其中沈起予先生编的一本特别入迷。熬到上海解放前后,我就自居为“文学青年”,开始不多看小报,而读《文汇报》和《观察》,至多看看《东南日报》。也买了《生活日记》,想写些什么。

从《生活日记》和生活书店别的一些书刊上,知道他们在香港办了一个持恒函授学校。据介绍,那里的老师都是我素所仰慕的民主人士,如孙起孟、葛琴、邵荃麟、胡绳等。我非常想进去。不过当时我在学无线电收发报和俄语,筹不出钱,报了名没有入学。

一九四九年,又听说三联书店(生活书店的新名称)在招收员工。我满怀热情,写信去报考。那时以为,像三联书店这样的革命单位,一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于是在报考的信中,把自己的“自学”刻意描述打扮了一番。不料三联书店给我一个回信,说是本店需要的是大学生,不需要工人。我于是满头晦气,只得另筹出路。当然,三联书店那时投考要求上是说得很清楚,要招的是大学生,一切是我自作多情。

但不论如何,我同三联书店的因缘,是从这开始结下了。

讲到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三联书店”的情况。三联书店的全名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顾名思义,是由三个单位合并而成的。这三个单位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它们分别成立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一九三五年。成立地点都在上海。这是因为那时的上海适合在国民党统治区传播革命种子“。

生活书店由邹韬奋⒂、徐伯昕、胡愈之主持;读书出版社创办人是李公朴、黄洛峰⒆、艾思奇⒇、郑易里;新知书店为钱俊瑞、徐雪寒、姜君辰、华应申。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国统区里进步文化运动的先驱,以后则大多是出版界的领导人。例如胡愈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出版界的最高领导人,黄洛峰是他副手。华应申则主持人民出版社多年。

这三个出版单位,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个是办杂志起家。范用在一九九二年总结过这个特点。他认为,这三家出版社”由办杂志起家,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用杂志开拓思想文化阵地,直接面向大众、联系读者、团结作家、推荐新人、培养编辑人才,改变了过去的出版秘密刊物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流传的局面“。另外,”从经济上讲,出版发行杂志征求预订,吸收了可观的订户存款,一部分订户又发展成为邮购图书的基本读者,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出书资金问题“,”更为有利的是,在杂志上发表书评文章,刊登新书广告,为图书发行及时传递信息,许多读者,是看了杂志,再去买书、找书“。范用对建国以后的情况慨叹道:现在”有的杂志办起来以后,又从出版社分出去,独立经营,出版社对此纺丝仿佛卸掉了包袱,这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在于政治上可以少点麻烦,少担些风险,君不见,稍有风吹草动,杂志往往首当其冲“。

三个单位第二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设有错综复杂的分支机构,大概来说有三条战线。第一线出版共产党的政策文件,第二线偏重于理论性,第三线是完全隐蔽的。出书的名义更是众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化整为零。甚至还从事和编辑出版业务无关的贸易运输业务,设立有关机构。因此,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统计先后参加过三个单位的人员总数,几近两千人。

第三个特点是,这些书店,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实际上同时担任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中间,现在最著名的就是朱枫。朱枫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在武汉参加新知书店工作。一九四五年她参加共产党。多年来,她由于出身富裕家庭,可以周旋于国民党特务人员之间,出色地完成任务。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大陆前,她奉调到香港工作。以后,她因亲属关系,奉派到台湾,任务是策动台湾蒋介石的军队高官反叛。这就是著名的吴石一案。她曾经出逃,但后来又被抓住。一九五〇年六月她在台北马场町就义。这可以说,是三联书店员工为中国共产党做的最大贡献。

所有这些,我们自然不能不归功于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韬奋先生一生致力于发展书刊、出版活动。他在一九四四年去世,遗嘱要求追认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当时唁电中说:“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现在,中国大陆设有韬奋出版奖,专门褒奖为出版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我读了不少关于邹韬奋的著作。以后读到郁风等人谈鲁迅去世多少年后,一次毛泽东主席谈及鲁公,居然说他如在世,一九五七年反右会受打击。由此联想,邹公如活到一九五七年,必然要成为特大右派。他当年在蒋政权下的英勇作为,实在是今天谁也学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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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沈昌文 邹韬奋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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