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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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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也许一个世纪以后,葛浩文的形象将愈发固化、愈发清晰,作为中国文学最忠诚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与巴金、老舍、萧红、李昂、莫言等人永存于世。

导语:也许一个世纪以后,葛浩文的形象将愈发固化、愈发清晰,作为中国文学最忠诚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与巴金、老舍、萧红、李昂、莫言等人永存于世。

马阳杨/文

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课堂上,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他表述过类似的观点:莫言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说,葛先生的翻译简直就是创造性的编译,他美化了莫言的故事与文字,英语世界中的莫言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顾彬是个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他的心里,莫言创造的世界有些偏弱,还达不到诺贝尔奖要求的强度。但毫无疑问,葛浩文是个顶尖的翻译家,有的时候,他甚至越俎代庖,在小说未臻完美之处为之补缀。

我特意寻出莫言中篇小说《变》的两种英译,予以比照,相较之下,葛氏译文对原文文字意趣与结构美感的把握更为到位,它在文字的拣选上未必独抒机心,但对句式的连用与并置却有相当的敏感,拟句运思的确更胜一筹。葛浩文拣词炼句张弛有度,剪裁得当,繁简肥瘦,参差交错。需精简处,要言不烦,直中准心,将多余的枝叶切削得干净爽利;需铺陈处,不吝笔墨,描金敷彩,鲜活的人与事渐渐地在英文语境中畅然呼吸。它颇为忠实地传译出了原文中借用时间的双重属性(物理、心理)而挤压出的破碎与荒诞,当叙事者本人为“地痞小混混”和“正义无产者”这两者间的张力所困,突感身份认同的焦虑时,译文没有自乱阵脚、张皇失措,反倒显出地道英文的风貌。如果说一般的译者从事的是机械制模式的“移译”,葛浩文则在谋求跳跃灵动的“化译”营生。

夏志清曾称赞葛浩文是“公认的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也是普通读者对于葛浩文的第一印象。事实上,葛浩文首先是一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1972、73年间,当得知葛浩文正在撰写以萧红为对象的博士论文时,夏志清停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转而瞩目于端木蕻良,他原本希望以一篇重量级的专论弥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遗珠之憾。显然,葛浩文身上的潜力与天赋,让夏志清感到有必要为这位后起之秀提供一方舞台。

文学研究者,借鉴韦勒克与沃伦的理论,可将之分为两类,一是“外部研究者”,一是“内部研究者”。我较心仪的两派学者,恰恰分属这两种研究范式。研究史料的多是痴心人,在故纸堆里翻滚,文字有古风,因为熟极了人事,常能在不经意处牵连起点点滴滴。文学史中的壮丽山河美则美矣,看多了难免生厌,而在他们笔下,人又有了活气,野山野水,小说家中也有草莽人,诗人群中不乏革命家,历史的图景又鲜活起来。当代士子中,陈子善、谢泳、止庵、王彬彬、眉睫走的即是这路“知识性”写作,他们的文字清通耐读,仿佛历史就是平常事,却有真情涌动于下。另有一脉智识者,承继了夏志清“致力于优美作品之评审与发现”的批评愿景,从事着吃力不讨好的鉴赏工作,也许,在这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时代,用“鉴别”这个词更为适当。这本是批评最原初的使命,但在当下程式化的知识生产作坊中,它不在受邀之列,因为敏锐的心性与灼热的道德关怀是无法复制的,语感,之于那些整日为论文的脚注忧心忡忡的教授们,是一个奢望。对于文本的基本识别能力,亦即判断一本小说的优劣、一首诗歌的好坏,建于数百种、数千种作品的阅读积累之上,这是学院派人士的噩梦。我们的文学系已经不再回答,或者说,已经没有能力回答何谓伟大的小说,某著又何以成为伟大的小说。无怪乎,我所信赖的几位作者,或寓居海外,或已摆脱论文之扰,或在清闲的岗位上悠然自乐,无人受着文字的压迫,我愿把他们的名字与读者分享:李欧梵、宋明炜、刘铮、张定浩、耿德华。

葛浩文醉心于翻译,但治学四十年,存下的各式文章亦不在少数,几经搜寻,便辑出这本《论中国文学》。看题目,简洁明利,不事虚张,其中的不少篇目即属外部研究,着力于史实考辨与语境复原。如《萧军自传及其他》不仅将英文版的萧军自述译回中文,也详举彼时萧军研究的各项资料,可谓嘉惠学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则概述十年间北美汉学界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可喜成果,我们由此而知今日汉学之胜景来之不易;《鲁迅和他的遗产:在美国召开的鲁迅一百周年研讨会点滴》展现了1981年在伯克利举办的鲁迅研讨会的某些侧影,虽是报道口吻,但细节丰沛,人物跃然纸上,既是中外知识生活的有趣比照,也再现出解冻初期国内文学研究缓步前行的艰难步伐。这些综论性、绍介性的文字,成文既早,又受时效的制约,今日视之,不免觉得落伍,但作为文化学的资料,恰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剪影、人事瞬间。

我的遗憾在于,葛浩文的专题论文,少之又少,本书不过收集了包括他评介萧红、李昂、莫言、柏杨在内的寥寥数篇专论。正是在这些简短而有力的文字中,葛浩文显示出一个锐利批评家的嗅觉和洞察力。尤可称道的是《黄春明的乡土小说》一文,我们不必熟悉黄春明的写作,便可从葛浩文的笔端进入一个暗沉沉的世界,他成功地将黄的小说所酝酿的悲伤与哀愁移植到自己的文字中,当批评浸染了原作的情绪,它也足以模拟出真正的动人。即便是一个对黄春明一无所知的读者,当他读到这些隐约透着宿命色彩的絮语时,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显示在这里的,是一种被贫困和无奈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原始反应。他们的情绪终会冷静下来,可是这些人的生活却难以改善,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可是《廯》不是一个谈性的故事,也不是作者陈列色情笑话的橱窗,它是讲贫穷和那种事实上不可能改变的命运”、“它研究一般人所面临似乎微不足道可是扣人心弦进退两难的困境”。批评的终点,便是阅读的起点,丢下批评家的著作,转而寻找作家的帕纳索斯山,便是对前者的最大尊敬。此等荣光,葛浩文当之无愧。

严肃的学者,必然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尤其是那些以“学术警察”自居的评论家,常常以是否精熟汉语来检验海外汉学家的成色。譬如汪荣祖先生,便曾暗指北美汉学拓荒者费正清不谙中文,对于他的学生、耶鲁名学者史景迁更是颇有微词,“以上所举翻译的错误,为笔者阅读时,就所见随手摘录,组织成文,并不是有系统的勘误。像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从前西方的汉学家很讲求文字上的训练,相比之下,而今显然逊色。”那么,葛浩文的汉语能力是否足以支撑起他的研究与翻译呢?恰好本书多篇文字并非译自英文,而是辑选他为港台报章撰写的各色快讯随笔,检视过后,我想我们大可打消这种疑虑。也许是性格使然,又或是受到为他敬慕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之影响,葛浩文的中文小品显出一种北方的豁达,语气中已然感觉不出域外的痕迹,而他对汉语句式的把握,不能不令人称道,试看这样一段结语,“但丁钩儿的愤怒也是稍纵即逝,或许他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人类堕落气氛弥漫的环境里,吃人总要比被人吃好。他没有开枪打死吃人者,相反的,他最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或许莫言在暗示,我们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要步上丁钩儿的后尘。”娴熟地摆弄成语,对于汉语或然性表述的精道使用,一种冷然如先知的姿态,葛浩文的汉语写作,确乎如刘绍铭所言,“他的白话文虽未到诈娇撒野的程度,但确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老外’朋辈中汉语修养奇高的大有人在,但能以中文稿来赚烟酒钱的,只有老葛一人。”

个人生命的完整风貌总会为他杰出成就的光芒所掩盖,就像我们津津乐道《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却很少提及那个忧郁的爱尔兰诗人。也许一个世纪以后,葛浩文的形象将愈发固化、愈发清晰,作为中国文学最忠诚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与巴金、老舍、萧红、李昂、莫言等人永存于世。但我们也不应遗忘作为批评家的葛浩文,26岁那年,他与汉语结缘,自此,那个不羁的青年士兵仿佛从人生的混沌中醒来。在往后的年月里,我们得以分享他的困惑、他的沉思与两种庞杂的文明施予他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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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葛浩文 作家 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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