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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托尼·朱特的道德考量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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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迷津

1942年7月16日、17日,13152名犹太人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逮捕,并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那是纳粹统治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极度恶劣的状况下,受命逮捕了犹太人,以妇女和儿童为主,因为男子们已在之前被围捕送至集中营。那次围捕,被称为“春风行动”。直至2002年,法国政府才公开承认这一段历史。

而1942年前后,正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声名鹊起之时。萨特的剧作《苍蝇》和《密室》在德国占领的巴黎上演,波伏娃的小说《女宾》出版,她甚至期待自己能够得到龚古尔文学奖。

对法国国内反犹情状之酷烈,波伏娃和萨特并无深刻意识,前者在1942年6月,即春风行动前月,还在日记里说自己尚未在巴黎看到戴黄星的犹太人,她觉得法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把纳粹反犹当一回事。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1940年,德国一占领巴黎,就开始实行出版审查制度,因德国占领军内懂法语的人并不多,他们要求每一家出版社为自己的出版物负责,令其进行自我审查,要求不出现任何反对德国人的作品。法国出版协会立即发布了书籍“黑名单”。

这名单的另一个名称叫“奥托书单”,法国人把这书单当做礼物送给当时的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奥托书单共有三份,“春风行动”进行之时,法国出版界正向德国递交第二份奥托书单,到第三份奥托书单时,法国人把《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也列入其中。借着足够的时间上的距离,我们能轻易地发现,德国人对法国人的伤害,远不及法国人自己加于自己的伤害。

维希政权(1940-1944)存在期间,是法国后来以“萨特”为中心的左派茁长的时期。《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的作者曾满怀讽刺地写道,那些在维希政府期间出名的作家,是否应该意识到,正是纳粹带来的竞争上的真空使得他们出名更容易,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集中营或者正被遏制着喉咙无法发声。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坦率地写道,纳粹溃败,战争结束,苏联的红军出现在布拉格,他以为善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恶。事实是,捷克迎来的是更为漫长的共产主义极权。“很长时间后我才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斗争。”

托尼·朱特对知识分子道德的考量尺度,正在于此,能否辨别善与恶,或者,至少不与恶同声相济。他认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言行,都预设并包含着要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表态,比如,德国纳粹,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因为独裁与极权在实际上牵连和约束了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同样沉陷在克里玛所描述的那种迷津里,把一种力量(纳粹)视为恶,同时自然而然地把另一种力量(共产主义)视为善。特别是维系政权的四年,强化了这种简化的善恶判断,之后进入冷战期间,法国知识分子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之间,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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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知识分子 托尼·朱特 《责任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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