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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反对脱胎于战争体验的激进主义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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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重负》

[美]托尼·朱特 著;章乐天 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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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和许多站在政治界河两岸的同时代人的区别在于,对阿隆而言,这些高深的理论问题是直接针对现实的、以及在他看来更加紧迫的政治考虑发言的。自从负笈德国以来,阿隆就投入甚或沉浸在有关自由政治之脆弱性以及无政府和专制的威胁的研究之中。这给他的作品染上一层颜色,其中丝毫都看不见他安逸的孩提时代的影子,也拉开了他和几乎其他每一位同代法国知识分子的距离。这可以解释他何以在3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先见之明,而其时大多数法国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还对希特勒革命的意义懵然无知,实在是悲剧;也可以解释他对战后法国几乎每一次重要危机——从解放时期的骚乱到1968年5月——的反应。

1931年,阿隆在柯罗涅写信给让•圭昂诺,向他描述了一个“深渊之侧的德国”,并表示他绝望于法国的漫不经心,也没有信心唤起民众对这场危机的了解。“如果你能读法国和德国报纸,如果你住在这两个国家,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正向何处去?”到1933年,他放弃了,不再试图说服对话人或读者相信纳粹革命已接近得逞,转而开始在法国决策活动中唤起一些政治现实主义(这同样是一桩被遗弃的任务)。

同年他在《精神》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法国对外政策应该终止“理想主义激情”,认识到随着魏玛政权的崩溃,凡尔赛时代已经走到尽头。裁军和谈判不能代替防务:“左翼法国人靠着一种抒情语言(正义、尊重)回避严酷的现实。他们想修正我们的错误,但忘了我们的政策不能再针对过去,而要针对今天的德国。过去我们犯的错误,不能靠现在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下新错误来弥补……一项好政策好在它的效果,而不是道德。” ——典型的阿隆式语言。

自然没有人听他的,甚至连法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也和别国的一样,一心盘算着本国(或西班牙)的革命,无暇去认识对德战争的迫在眉睫。这样,雷蒙•阿隆在焦虑的挫败感中度过了30年代,看着法国的民间社会和政治体系慢慢分崩离析,一如他在德国第一次发现的那样。1940年春天,他所经历的第二次内乱和崩溃巩固了他对民主体制的运作及其脆弱性逐渐深化的理解,也决定了他在第四共和国初期对戴高乐政权(有严格条件限制)的支持。其后,他在阐释历史和采取立场时还不时提到那些亲身经历,那是他青年时代的一部分——甚至他对维希政府的态度也是由此形成的:直到1942年,他还宁愿相信这个傀儡政权至少有助于防止法兰西的内部分裂。

于是,在战后的日子里,阿隆成了一名活跃的批评家,矛头直指那些为战后法国(及其他国家)哀鸿遍野的状况寻求“灾难性”解决方案的人。正如他所意识到的,这种诉诸暴力的、“明确的”解决方案仿佛认为只有经由毁灭才能通向乌托邦一样,一定意义上是脱胎于战争体验的产物。他积极地反对它。1948年共产党领导掀起了大规模罢工运动,法国濒临它20世纪最严重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时期的内战,阿隆却写下了冷冷的一行字:“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能削弱到什么程度,只取决于国家的行动力度有多强。一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在法国的矿山和发电厂里,人们害怕共产党人更甚于害怕工程师、董事长和部长。” “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阿隆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支持同样源于有关法国国内稳定和秩序的考虑。不过,在阿隆对1968年事件的反应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他对学生批判法国高等教育抱有同情,对独裁化的戴高乐主义政权及其政策(国内和国外的)也日渐不满,他还是毫不妥协地站到了学生运动及其知识分子支持者的对立面,反对运动带来的社会分裂。和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其他操心于学生激进主义的教授们一样,阿隆关心的是现代社会固有的脆弱性。

和他们不同,他发现这是焦虑的一个根源所在。他写道,一旦狂欢演变成了无政府,马上就会变得比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秩序都更无可容忍。与革命历史的相似是一种错觉,他写道:“开除一个普选出的总统和开除一个国王不是一码事。”甚至大学,不管它们有多少公认的缺点,也要依靠一定程度的秩序:“大学,每一所大学,都需要在尊重证据和非强迫性条规方面自发形成一种共识。破坏这一社会单位却又不知用什么来替代,或索性就是为了破坏社会本身而破坏,是一种美学虚无主义;说得更严重点儿,是罔然不知其野蛮的野蛮人的暴行。”

由此,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及其学生追随者的批评,一方面来自他眼里的政治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们的哲学或道德谬误。1969年他写道,他把法国“存在主义者”归入了“魏玛共和的马克思和超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含蓄地认为他们应该为协同酿成的每一次政治危机负责——30年前他就在一篇指责德国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以不同方式自食其果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过这一观点。在同年写就的《进步的幻象》的导论中,他更加明晰地指出了这一联系:“暴力,即使以鲜明反对两战之间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名义,也要担负把自由社会拖入和30年前相同的悲剧的风险……自称非共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促成了魏玛共和的倒台:看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好像他们还梦想着再来一次似的。”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阿隆心目中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公共自由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就像托克维尔那样,它本质上是一种经验和观察而非理论的产物。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思考一般自由以及威慑自由的极权主义的途径。和美国的社会评论家不同,阿隆并不特别热衷于倡导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术语,用它来笼统地指代开放社会在现代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他对宏大理论的反感甚至延伸到反共话语,他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当初恰恰是发源于对其对立面的关注——在必然性和历史的限制与威胁下的那种局部的、始终未完成的自由的现实。假如说在当今国际冲突中应该站在美国一边的话,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什么更高级或理论上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秩序,而是因为它毕竟站在保障公共自由的立场上,不管其本身有多少缺陷。

苏联则正相反,它的特色就是其体制的极端性——它所有具体的缺陷都源于这个国家的总方针。这使它区别于佛朗哥之类的独裁:西班牙的监狱营是一种镇压工具,克格勃或纳粹劳动营却不同,他们是奴隶经济工作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苏联,一如阿隆所洞悉的,正是这种一体性令真正的极权体制对乌托邦知识分子有如此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十分吊诡:辩证的“以暴制暴”吸引了战后初期如莫里斯•梅洛-庞蒂这样的人。正因为处于未完成的、中间状态的、有局限的体制是政治自由的主要保障,所以它们才最容易受到反“异化”旗号的攻击——攻击者声称要为真实的人类状况找出一条终极的、合理的解决之道。

阿隆指出,法国革命神话是一种“填平道德不妥协和智识之间的鸿沟”的欲求,它和某个压迫社会体现的对自由的完全的威胁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于是,高级知识分子们有能力否认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1950年,斯大林正如日中天,诱惑力大大逾越了他直接控制的那些党派和国家的界域,阿隆又写道:“可惊复可笑,欧洲左翼为他的上帝充当金字塔建筑工人。”知识分子错就错在认语词为事实:“圣日耳曼•德•普雷一带的《精神》杂志的基督徒或人道主义者们需要靠着自身的天真烂漫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才能进入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怀抱。”

但是单单揭露极权主义苦涩的事实还不够。自由社会也存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而知识分子们同样视而不见。阿隆那一代人在二三十年代都接受到了哲学家阿兰(埃米尔•夏尔蒂埃)传布甚广的影响,阿兰把所有政治权威都当作刚萌芽的、潜在的暴君。阿隆激烈反对阿兰无知的秘方:“只有在政治权威作恶多为善少的情形下,阿兰的法则才是适用的。一旦我们真正需要反对集体膜拜的祸患了,谁都用不上。”同样,他也认识到阿兰思想的核心真理:崇拜所有权力——任何一种权力——以及渴望被崇拜的心理是现代暴政赖以奠基的础石。

但阿隆也论证说,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自由理论家的唯一任务在于不分场合地反对和限制他们接触到的权威,这种看法也是荒谬的。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抵制、拒绝温和适度的主张以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恰恰在为不适度的东西扫清道路(又是魏玛)。极权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简言之,就是要看到秩序及依法实施权威的重要性——这并非是对自由的可耻让步,也不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由所需的条件;而仅仅是保护那些已得之物的最佳方法。

“二战”结束以后的岁月里,极权主义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某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未来返潮的假设,这一点,在阿隆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用他自己的话讲,“20世纪中期的每个行为都预设并内含着要对苏联问题表态。不管你要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历史,逃避这一点就是逃避历史存在的牵连和约束”。但是,和他大西洋彼岸的一些同道和崇拜者相比,他一直对这一点了然于心:哪怕极权主义是对斯大林政权的必然描述,也还是很不够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纳粹主义之间有种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在那些希望‘挽救概念’的人看来,一种妖魔哲学和一种容易被妖魔化阐释的哲学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摘自《责任的重负》[美]托尼·朱特/章乐天/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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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 政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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