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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社会》:独居令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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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老去,其实最怕失去个体独立性

对失去个人独立性的恐惧感,以及对于自身越来越依赖于他人或其他机构的焦虑,都困扰着当代社会绝大多数的老年人,这种不安全感完全是来自于个人主义文化。因为,当个体的尊严和完整性取决于个人主权的自我认知时,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自理自立时,那便成为了最严重的屈辱感。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但个人自主权的集体信仰掩盖了一个事实——其实是各种社会机构为我们最宝贵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其中包括:家庭、市场和国家。而那些与个人主义有关的传奇,例如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故事,更令人们忽视了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交网络,为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是我们中间最为反社会型的个体,提供了独立的力量。然而,像迪伊、维克多和艾娃那样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在自己的公寓里维持着高品质生活的人,毕竟与那些不幸的同龄人,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对于后者而言,独居给他们造成了伤害,他们缺乏亲人的帮助,甚或是害怕搬去与人同住,当这些不幸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特别援助的时候,事情变得尤为糟糕。帮助我进行本书的研究调查的一位年轻医疗社会学家,埃琳娜•波特克罗将后者的这种情形称之为“残酷的独立”,而那些不甚健康的单身老人的故事,生动地解释了她这一说法。

以快80岁的伊迪丝为例,她自称为“囚居者”,为了治疗她的侵略性卵巢癌,她的医生为她采用了高强度的放射治疗,而过去的30多年里,她都一直在与放射治疗的后遗症抗争。她曾是一名专职从事聋哑儿童教育的教师,她说,当她被确诊并接受第一次治疗时,没有人了解这种高强度辐射治疗的后果,而治疗后遗症直到她的病例多年之后才被发现。伊迪丝说:“医生们控制住了我的癌症,但结果却喜忧参半。辐射治疗令我大部分的内脏器官都受损了,我不得不在52岁时退休,而此后,我一直无法自理。”

伊迪丝抱怨她如今的生活质量,并不断强调她糟糕的财务状况——她依靠伤残保险补助生活,她几乎每天都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她患有抑郁症,并且因为营养不良而掉光了所有的牙齿,因为移动不便,她几乎从不出门。她很孤独,但又不愿意向所剩不多的朋友们倾吐自己的苦闷,害怕他们会抛弃她。而最近有一次,一个援助计划的志愿者来她家拜访,并带她坐轮椅外出时,她被他绊倒,手臂因此复合型骨折,而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如今,护士和社会工作者会来她家帮助她,但他们都积极劝说她尽快搬进援助福利机构。伊迪斯说:“这件事上我对每个人都很生气,我只是现状困难罢了。”

由于生活的空虚和残酷,伊迪斯也觉得很害怕,她一直很自豪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或者,至少是独自生活的能力,她说:“我总是很庆幸自己能独立自主,但如今我却不得不问自己——‘我要怎么照顾好自己?’”

在外人看来,伊迪斯恐怕已经无法照顾好自己了。化疗后遗症之后,伊迪丝的体重从132磅下降到了80磅,随着牙齿脱落,没有合适的假牙,她已经开始不得不依赖流质食物了,她自己也说她吃东西“就像婴儿一样”。营养学家建议她用搅拌机将食物打碎,但受伤的手臂却令她很难灵活使用自己的双手。她并未获得足够的援助,但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伊迪丝并不信任医疗补助制度,她担心政府会将她推给人权机构,并迫使她离开自己的家。她想要保持独立的意愿太过强烈,以至于她拒绝了许多社会援助的机会。伊迪丝坚持说:“我想保留自己的公寓,而且我担心他们要将我送到养老院去,我不觉得那会有什么用。”

曾在医院度过许多时光的伊迪丝完全有正当理由,为她在养老院的生活而担忧:冷漠的工作人员无法提供良好的照料,总是被困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百无聊赖地生活在一个除了死亡没有任何新鲜事的地方。她解释说:“我的脑袋还是很清醒的,我怕我在那里会过得很凄惨。”谁也无法彻底打消她的顾虑。

80岁的约翰也许也同意伊迪丝的想法,他80多岁,独自一个人居住,正想尽一切办法保留自己的公寓。约翰是一位退了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职业生涯中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疗养院里照顾老人,而其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就是照料他自己的母亲。他坚定地认为:“任何人曾亲眼目睹过、亲身经历过疗养院的生活的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自己的家里和社区里。”约翰认为,问题不仅仅是疗养院通常总是缺乏足够的人手来照顾院里的居民,更重要的是,疗养院的环境总是沉闷的、阴沉的、孤立的,甚至是压抑的。作为一名曾经的社会工作者,在约翰的记忆中,所有的老人搬进疗养院后就每况愈下,再也无法恢复独立自主。他总结道:“疗养院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就是这样。”

最令约翰遗憾的是,他母亲在家中摔伤了髋骨之后,他和妹妹不得不让她搬进了一家疗养院。他回忆道:“我找了一家最好的疗养院,但三年后那里的情况开始变得糟糕。菜单、食物总是一样,老人们纷纷投诉,有一次我趁假日去看望我的母亲,那里只有一名服务护士,却要照看20位老人,当我母亲要去洗手间时,那里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你知道么,这完全不公平!疗养院裁员以缩减支出,却把情况弄得一团糟。”那次约翰和他妹妹太过失望,因而决定将母亲搬去另外一家疗养院,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约翰说起此事时,语气里带有自我否定和一些自责,他说:“她在那里只住了一周就去世了,——她完全无法适应这变化。”

对伊迪丝来说,疗养院的可怕之处并不是他们的服务质量,而是如果她搬入疗养院,那毫无疑问她将于她的亲友断了联系。她告诉我:“我的朋友每周来看望我一两次,我还有两位非常亲近的表兄弟,他们总是给我打电话。”尽管她仍然常常觉得孤单,她希望能有更多的陪伴,能有人与她有共鸣,当她需要发泄或者抱怨时,能有人理解,但她也清楚地知道,她的亲友已经比其他类似状况的人要亲近得多了。她说:“有些老人完全没有人看望,没有人关心他们。我是幸运的。”

以瑞典为例,那里47%左右的家庭人口是独居者(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28%),或者更典型的例子是斯德哥尔摩,那里独居人口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60%。和美国一样,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瑞典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但当我前往瑞典,去研究为何如今这么多瑞典人选择独居生活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瑞典的社会隔离或孤立问题,反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瑞典对于集体主义的坚持不懈。

几十年来,现代社会的学者,尤其是家庭学者纷纷来到瑞典,研究那些也可能在自己身旁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波普诺就指出,在“远离核心家庭形式上”瑞典已经“领先于世界”。波普诺特别指出,瑞典的结婚率下降而非婚同居率上涨,同时,家庭形式正在解体,无论离婚还是非婚同居的分居情况都比以往更为常见。他同时也呼吁人们关注另一令人讶异的社会变革:1960年至1980年间,在年轻人的带领下,独居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他质疑,当人类普遍的社会群体经验无法再为生活提供保障时,人们将何去何从。波普诺忧虑独居的崛起可能会改变社会关系的质量与特性,进而导致更多的孤独和社会异常,但同时他也承认,这似乎并不太可能:“这并不代表瑞典人的成年生活中没有亲密的关系,或者说他们都是厌世的,有证据表明,成年瑞典人对于在生活中和他人形成亲密的两人关系并不排斥,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甚至更为活跃一些。瑞典人也并不缺乏亲密的社交关系,即便这种社交接触,多发生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之外。”

瑞典社会生活的最繁茂之地便是斯德哥尔摩,斯得哥尔摩不仅是一个繁华都市,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独居人口城市。在2010年一个阴雨潮湿的秋日里,我抵达了这座城市,但糟糕的天气缺丝毫没有削弱斯得哥尔摩的魅力——街道、水路(毕竟,这座城市还被称之为欧洲北部的威尼斯)、公园、餐馆和咖啡馆都热闹非凡。除了拥挤的人群,这座城市的魅力也彰显于功能强大的住宅楼宇,包括二战前的复合建筑,如今已经改建成为适合大批单身人士共同居住的住宅,还有那些战后建立的高层建筑,即便看起来不那么有吸引力,也依然营造出更为充足、体面的适合单身居住的空间。

这些建筑并不是由追逐利益的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它们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独居人士的需求。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一群现代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女权主义者就一起构思设计了一种集体住宅,专门为单身女性(年轻的以及年老的)提供私人空间的新式住宅建筑,同时也为她们提供各种服务,诸如烹饪、清扫和照顾孩子等。由建筑师斯文•马克路易斯设计的“集体楼”,在社会公益领袖、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阿尔瓦•米达尔的支持下,在1935年向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敞开了大门。该建筑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昆舍尔门区,里面有一间餐厅(餐厅还配备了小型升降机系统,能将饭菜送到每一个单元)、一个公用厨房、一间洗衣房(配备了将脏衣物送往楼下付费洗衣房的传送带),以及一个托儿所。“集体楼”获得了超越想象的巨大成功,在这栋57间单位住宅里的房间(包括18间一居室、35间两居室、和4个“豪华套房”),一直供不应求。幸好,同一地区还有几栋类似的建筑楼为单身母亲以及其他不同年龄的单身男女提供服务。尽管“集体楼”里的有些服务项目已经取消了,但马克路易斯和米达尔创立的餐厅和面包房依然广受欢迎,在我支付了有关费用之后,工作人员很高兴地向我展示了依然运行良好的电梯送餐服务。

1965至1974年间,瑞典开始发展更为积极进取的“一百万”住房项目。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政府投入兴建了大约100万套全新的住宅楼,并拆除了大约35万栋旧楼,新建的住宅中包括高层的公寓大楼,其中许多密集地分布在城市近郊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分散于城市各处的不太显眼的小型建筑物。社会民主党发起该项计划,源自于过去20年间离开农村和小镇生活的大量城市移民现象,而瑞典的城市缺乏足够的住房来容纳这些移民。社会规划者们认为,此类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将巩固瑞典作为一个超现代国家的地位,在这里,瑞典国民受益于国家的集体繁荣,并享受着由此带来的权利。而独自生活的机会,正是这些权利中的一项。

在瑞典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里,独居现象普遍存在,独自居住不仅是人们认可的现象,很多时候甚至是人们欣赏、重视甚至追求的生活方式。年轻人认为,搬进自己独立的住所是成人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独居的经验将令他们变得更为成熟和独立自主。中年人则认为,离婚或分居后的独自生活非常有必要,因为这将帮助他们重获自主权和对自我的掌控。而老年人认为,独自生活令他们维持自己的尊严、个体完整性以及自主性,并定义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独居生活吸引了许多人的原因之一,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约束。大多数人都能找到室友,无论是Craigslist上的陌生人,还是朋友、家人、交往中的爱情伴侣,或者是公共住宅建筑中的邻居伙伴等,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依然更倾向于独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这不太可能会发生改变。

如果我们不再沉溺于社会改革者的幻想,试图以道德模式劝说单身人士人类更适合共同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事实——独居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直面那些因为境况不佳甚至是不幸的单身者,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呢?年老体弱或是贫困的单身人士,因为社会孤立而无法获得足够的照料和支持;渴望社交却失去了伴侣,又苦于无法找到新的朋友、伙伴和伴侣的独居人士;渴望怀孕生子,但有效生育年龄即将结束,因而压力重重、充满焦虑的单身女性;没有伴侣,因而也缺乏伴侣的经济支持,经济上的毫无安全感的失业人士。以上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显然也可以有很切实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模糊而空泛的口号,无法被确实衡量的危言耸听——“社区已死”,或是“公民社会的崩溃”。

独居生活盛行于北欧国家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良好的国家福利体系能保护本国公民面对独居生活中最困难的问题。独居单身女性在生育年龄的问题上,面临比男性多得多的压力,便是其中很好的一个例子。在我的调查研究中,许多近40岁或40出头的女性都一致指出,生育上的焦虑使她们反复质疑自己对个人和职业生活的安排,当同龄的单身男性则很少为此类问题困扰时,她们却反复地问自己:她们是否应该安定下来,甚至是早就应该安定下来?如果她们在职场上不是那么积极和野心勃勃,花多一点时间在私人生活上,她们会不会更幸福一些?瑞典的年轻独居女性也有类似的烦恼,但她们对于寻找合适的伴侣并非那么急切,因为她们知道,如果她们独自生育一个孩子,相应地,她们将得到来自国家的有力支持:(由雇主和国家共同支付的)十六个月的带薪育儿假,政府大力资助的儿童保育设施(所有家庭的花费不会超过总收入的1%到3%),世界一流的公共医疗体系等。当然,即便是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政府也不太可能采取这种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甚至,当整个西方发达国家都正在裁减国家福利时,提出好好检视瑞典的这些福利政策,听起来像是一个愚蠢的建议。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瑞典等国家的社会福利确实改善了所有年轻女性的生活,而其中的独居女性甚至获利更多。而明确通过市场来满足个人和社会中大量独居人口的生活需求所需要的成本,也同样很重要。

政府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应当如何面对独居人士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我们的政策该如何推动或是要求单身人士,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往重要的历史时刻,当美国公民和政治领袖面临重大的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时,他们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现象。当时,国家极力支持郊区的住宅区发展、兴建高速公路,重塑城市面貌以适应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口增长。又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的改革者们曾对巿政服务和公共卫生机构进行投资,以应对中心城市的移民潮。独居现象的兴起尽管不那么显眼,但是同等重要的剧变,如果没有大胆的政策支持,我们将无法妥善处理和应对这一社会变化。在美国,人们谈论“安定”时就仿佛选择伴侣是单纯的私人事务。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现在和未来,人们都期望能从公众机构和个人机构获得相应的支持。

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就包括了房产领域,而这一问题的解答将影响到每个人的未来,因为,有一天,我们都有可能会独自生活。毫无疑问,更好迎合单身人士需求的社会居住环境设计,可以大大降低独居生活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独居者所需要的内部空间要远小于单亲家庭,正如上世纪30年代缪尔达尔•阿尔瓦所指出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更愿意生活在面积较小但功能齐全的公寓里,前提是公寓楼里有设计良好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以满足饮食、社交和运动等需求。而如果他们选择生活在此类住宅中,就减少了家庭住宅的占有率,因而为那些需要家庭住宅的群体提供了更多选择,并降低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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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独居 单身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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