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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药》147期:诗人张曙光访谈录——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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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并不是以读者多少来决定优劣,中国诗歌的命运应该握在中国诗人的手上”

吴投文:说到汉学家,我也有些疑惑。他们对中国新诗所面临的文化语境还是有些隔膜,要他们把中国新诗的经典之作遴选出来,恐怕也是一个过高的预期,这方面的工作还得我们自己去做。不过,我仍然觉得他们看待中国新诗有一种跨文化的眼光,他们的见解也有很多新颖的东西,对中国新诗有传播之功。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化进程,国际交流大大提速,很多诗人有了走出国门的机会,可以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诗人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这对中国诗歌的推广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你也有过游历西方国家的经历,这种游历也在你的一些诗中得到了反映。根据你的亲身观察,中国诗歌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怎样?也请谈谈你的诗歌被国外译介的情况。

张曙光:可能会有一些吧,但我想不会太多。我是非著名诗人,没有太多人关注也是很正常的。说实话,具体情况我真的不是十分清楚,因为多数时候即使被译介了自己也看不到(所以我要感谢柯雷还能寄我一本杂志)。中国诗歌能在国外传播当然是好事,如果真的引起国外读者的注意,并由此弘扬中华文化我会感到高兴,但这既不是我所关心的,也不是我能关心的。我并不奢望有多少外国读者读到或喜欢我的诗,甚至对国内读者也从不敢抱太大期望。我一直认为诗人老老实实写自己的诗就是尽到了本份,其它的事情都不重要。同样,我顽固地抱有一种传统认识——也许是错的——诗歌并不是以读者多少来决定优劣,中国诗歌的命运应该握在中国诗人而不是少数几个汉学家的手上。当然,能够面对面地交流诗艺当然很好,但我怀疑就外语水准而言,没有几个中国诗人真正做到深度交流,况且文化和语境各不相同。以我的外语水平来说,我的交流方式只能是通过阅读。

吴投文:你是太谦虚了哦!通过我对你诗歌的阅读和其他方面的了解,觉得你的个性沉静内敛,从不张扬自己的诗歌,我也算见多了太多诗人的狂妄,做到你这一点的诗人是并不多的。我想,你以一种非常谦逊的姿态写作,恰恰也代表了诗歌纯正精神的一个方面。因为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我平常也读一些汉学家的著作,最主要的还是欣赏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视野,但学术界似乎太迷信汉学家了,有的甚至到了唯汉学家马首是瞻的地步,这就陷入了误区。我也注意到,一些诗人似乎失去了自我,刻意去结交汉学家和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诗人,似乎如此就介入了国际诗坛。当然,中国确实也有一些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在此列。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请谈谈。

张曙光:有时我们自以为是大海,其实可能不过是一杯水。说到沽名钓誉,任何时候都有,而尤以今天为甚。现在诗歌创作标准失范,叫得响的就是老大。但这些虚名毕竟是过眼烟云,最终还是一场空。我一直以来信奉一句话:艺术家靠作品决定成败。当然一个人成功有时也要凭一点运气,但总的说来最终还是要靠作品。当然我们的情况会很特殊,有很多假牛布衣式的人物,因此也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角色。

吴投文:确实如此。假牛布衣式的人物多了,诗坛就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名利场。

张曙光:确实也有一些很优秀的诗人在国外产生了影响,这是好事。但出出国被介绍出去并不等于真的进入国际诗坛。国际诗坛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又在哪里呢?虚幻得很。中国诗歌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和浮夸,最终可能使一切都成为浮云。说到汉学家,本来就是中国诗歌的研究者,和你我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优势是像你说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视野(这一点现在一些中国学人也能做到),也有劣势,即语言和文化的隔膜使他们无法透过语言和文化表层深入理解作品的神髓和独特品质,而更多局限于某些观念或意识形态上。好的批评应该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有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必要去指责别人,还是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吧。

吴投文:是啊。这些汉学家的角色有点错位了。不过,他们的介入还是带动了中国诗歌的传播。尤其是到了新世纪,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了,国际性的诗歌交流不可避免,一个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文化自信,不能用汉学家的视野完全取代了我们自己的视野,也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忘记眷顾我们自己的传统。新世纪的文化情境变得更加复杂了,诗歌的境遇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诗人的创作切入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在顺应中改变了自己和丰富了自己,当然也有的变得更加贫乏了。请谈谈你在新世纪写作的一些具体情形。

张曙光:我同意你的看法。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吸收异质文化中好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在此基础上寻求差异性。文化上的差异性可能是对抗全球化的有效方式。2000年以后,我的写作应该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有些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体现在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上。有人一听到提及时代就会反感,因为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听惯了时代号角这类说法。其实是不同的。时代与写作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或作家,总是和他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的,如奥登提到的但丁和卡夫卡。首先作家要认知他的时代并从中获取写作的资源。其次,他要在作品中对时代做出反应。写作就是同时代博弈,跳双人舞。作家应该是形象化的思想者和历史学家,当然也是个人化的。但我认为个人化无非就是一种方式,一种出发点,这种个人化如果不能上升到普遍意义上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博尔赫斯在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画家画了一辈子,他所有的作品拼在一起便构成了画家的形象。而我要说,所有的画家形象拼在一起便成了时代的形象。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既受惠于时代又受限于时代。这些年来,我更加注重日常化,也尽量加大情感因素,努力让诗包含更多的感性因素。我一直在寻求变化,每个阶段都有不同,很难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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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俐娇]

标签:吴投文 张曙光 诗歌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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