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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计学徒到思想家的顾准


来源:新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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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家顾准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应是他极高的智商,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以生花妙笔作如此描述:“顾准实在是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赌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唯其思绪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当领导、当学者时,能先走一步高人一筹。”

顾准(1915-1974),字哲云,生于民国初年从苏州移居上海的一个中医家庭,父姓陈,从母姓。1927年,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因其校长王志莘和潘序伦同为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经校长介绍,12岁时到潘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由此开始了他“过山车”式的人生。

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了14年。他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开始,直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着作、后来经潘序伦先生推荐,学徒出身的他,居然也能在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声名鹊起,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笔者曾听到的传说是,顾准由于为潘序伦先生刻蜡纸,成为潘博士的“第一读者”,所以长进特别神速。

1931年,他16岁时,为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编写《习题详解》,后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作为立信会计丛书一种;并协助潘序伦编写《政府会计》,以二人共同名义出版;“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浪潮震撼全国,顾准首倡立信同学会,会章宗旨是:敦睦友谊,切磋学术。同学会由顾准主编,出版《会计季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会计学术刊物。两年以后的1933年,由于徐永祚创办的《会计杂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潘序伦先生“不甘示弱”,乃接手立信同学会的《会计季刊》,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版,并改名为《立信会计季刊》,由此也可见顾准的学术前瞻性。

1932年,他17岁时,兼任了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教师。曾闹过的笑话是,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只有16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后来则是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员了。

1934年,他19岁时,经潘序伦推荐,到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任银行会计教师。并编写了《银行会计》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刊为大学教材。

以后,陆续出版的着作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着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别人的名字。笔者所见,他发表的论文还有《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币值变动与会计》、《我国公司会计中之若干问题》、《我国银行主要帐簿制度之研究》等。这样的一位神童和奇才,如果能在会计这“一亩三分地”里专注地耕耘下去,成就必然可观,则中国会计界幸甚!

可惜,顾准先生志不在此,他更是一位革命活动家。在立信工作的时期,也是他开始革命活动的时期。1930年,他发起组织自发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化”(小组成员中有女青年方采秀,后用名汪璧,成为顾准的妻子)。他与中共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联系;出版刊物《前卫》。后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武装自卫会”,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在顾准的六弟陈敏之先生看来,会计只他的“饭碗”而已:

“对于30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这名字并不陌生。但是,顾准之从事会计研究,多半是生活所迫,出于职业需要,并不是出于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自觉的选择,也没有把会计研究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没有醉心于自已在会计研究这个领域内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30年代的当时,顾准确实把撰述会计学着作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掩护革命活动的工具。”

在顾准这样“门里门外”地跑进跑出的过程中,立信确实待他不薄,陈敏之曾指出:“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顾准与潘序伦的关系。1934年顾准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曾几次被迫流亡。潘序伦对顾准是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并非没有觉察,但他对顾准几次进出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并且还同意他可以采用在家撰写会计着作这种更为自由、也更适合于从事秘密活动的职业方式,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以后,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潘序伦对顾准爱其才,也敢于用其才,在他心目中还曾把顾准视为自己会计事业的继承者(潘序伦直到晚年还这么说),不问他政治面貌如何,采取了一种开明、宽容的态度,而顾准和他的家庭也因此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30年代的旧社会,确实难能。”直到1980年代,有徐姓立信校友还提及:“在互道沧桑中,先生告诉我们,他正在审阅顾准同志的遗作《会计原理》。谈起顾准同志,先生不禁颇为伤感。我们都知道,先生对顾准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极尽培养扶植之心的,而顾准同志无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和学业成就等方面,都是立信门下的佼佼者,因而先生对之有特殊的眷恋之情。”

立信的师生们还常为他打掩护,一直在立信工作的周姓校友在《立信史话》中回忆:“顾准很早参加革命工作,大家虽不全面清楚,但心中有数。当时租界里的‘包打听’常来找他麻烦。我们吃午饭,有两桌摆在底楼中间客堂,大门敞开,我们一旦看到门外有形迹可疑的人,马上示意顾准,他就从后门小弄堂山东路跑了,一会儿包打听进来看看就走了。”

立信也是顾准开展工作的“人才基地”,有陆姓校友曾提及:“回顾抗战之前,我在顾准同志的引导下,以立信补校为起点,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距今已有50多个春秋,而我的带路人顾准同志,虽比我年轻六岁,却在革命的征途中几经坎坷之后,于1974年与世长辞。…我为我们学校曾经出过顾准同志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而感到无限光荣。”潘序伦先生回忆:“1940年,顾准同志离开上海去新四军时,曾带去几位立信同仁和同学,可能与理财有关。”

投奔新四军后,顾准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顾准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职位高了以后,他知恩图报,与立信仍保持极好的关系,不仅回沪后即拜访了潘序伦先生,并为立信校友的就业等贡献了力量。《立信史话》中有校友提及“上海解放后,顾准、汪璧同学邀我进华东财政部,与李少甫、周豫康同学同在一个处工作。”另一位则回忆“上海解放后,私营银行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又第二次遭受失业,不得已再次向母校求援,在潘老师的亲切关怀下,通过顾准老师(当时任华东区财政部副部长)介绍,让我到无锡苏南行政公署工商局参加革命工作。”

可惜,好景不常,也许是三十多岁就当局长,过于少年得志以致于“天妒”了,与一般人1957年“反右”或1966年“文革”才开始受罪不同,早在1952年,顾准就开始其人生的连连厄运了:

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顾准哪一条也靠不上,却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一生中两次当上右派的,似乎闻所未闻,而这也让他赶上了;同年,与妻子汪璧协议离婚;

1966年,他在随后的文革中,当然又遭受迫害;

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

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去世前单位通知其子女前来护理,但直到他去世,子女三人居然无一人前来!

人生际遇如此之惨,或与其“情商”也有关系。易中天教授如此评述: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在这样的逆境中,顾准却坚持学习和思考。1957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受所长孙冶方委托,他又重新开始会计研究,后来写出《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他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着作;他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六弟陈敏之通信讨论多种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理论问题,这些通信即为后来所称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2月12日至5月2日写“读希腊史笔记”,因病未能完篇,此书后来出版,名为《希腊城邦制度》,震动了思想界。

朱学勤在《愧对顾准》文中说: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象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会计学,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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