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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诗歌与散文的“双人舞”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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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以美国公民身份获取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但他在大多数场合却一直被冠以“俄语诗人”之称谓;他在1972年自前苏联流亡西方后始终坚持用俄语写诗,并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是“第一俄语诗人”(洛谢夫语),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作为高傲的“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布罗茨基向来有些瞧不起散文,似乎是一位诗歌至上主义者,可散文却显然给他带来了更大声誉,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OnGriefandReason,1995),作为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更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

诗人的散文创作

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布罗茨基在文学的体裁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诗歌的,他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布罗茨基在为茨维塔耶娃散文集所作题为《诗人与散文》的序言中,精心论述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若干优越之处: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诗人因其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而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伟大的散文家往往都保持对诗歌的感激,因为他们在诗歌中获得了“简洁与和谐”。布罗茨基还说过,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中“同义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人个性的塑造和发展。

在谈及茨维塔耶娃突然写起散文的原因时,除散文容易发表以挣些稿费外,布罗茨基还给出了另外几个动因:一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一个识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写一首诗,但一个诗人却不可能一生不写任何散文性的文字;二是主观的“冲动”,“诗人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写点什么”;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对象”和某些题材,更宜于用散文来进行描写和叙述。所有这些大约也是布罗茨基本人将大量精力投入散文创作的动机。除此之外,流亡西方之后,在全新的文学和文化环境中,他想更直接地发出声音,也想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文字进行创作,写散文或许要比写诗容易一些。布罗茨基在《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中似乎道破了“天机”:“无论如何,我的确感觉我与他们(指英语诗人麦克尼斯、奥登和斯彭德)之间的同远大于异……还有一道鸿沟即语言,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试图跨越它,尽管这需要散文写作。”但布罗茨基写作散文的最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他热衷语言试验的内在驱动力,他将英语当成巨大的语言实验室,沉湎其中,乐此不疲。

诗歌和散文在布罗茨基的创作中几乎各占半壁江山。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散文集有三部,均以英文首版,即《小于一》《水印》和《悲伤与理智》。据统计,在收入俄文版《布罗茨基文集》中的60篇各类散文中,用俄语写成的只有17篇,也就是说,布罗茨基的散文主要为“英文散文”。值得注意的是,布罗茨基的各类散文大都发表在《纽约图书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和《纽约客》等英美主流文化媒体上,甚至刊于《时尚》这样的流行杂志,这使他的散文迅速赢得了广泛受众;《悲伤与理智》出版后,也曾长时间位列畅销书排行榜。

《悲伤与理智》最后一页上标明了《悼斯蒂芬·斯彭德》的完稿时间是“1995年8月10日”,之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离开人世,《悲伤与理智》就成了他散文乃至其整个创作的“天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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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刘文飞 作家 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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