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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抗战后的上海滩的“红色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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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钱袋子

1949 年 5 月,解放军进攻上海。

进攻前夕,陈毅命令攻城部队“不准开炮,不准爆破,就是子弹也要长眼睛,避免误伤市民”。

作为接管上海的干部,顾准和潘汉年、刘晓等人在丹阳县集合待命。

眼看胜利在望,大家都很兴奋,来到一个小饭庄喝酒庆祝。回顾地下党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战斗的往事,畅想新中国的明天将何等美好,顾准醉了……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攻入上海市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1900-1954)在吴淞口登船,仓皇撤离。

顾准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随接管委员会入驻南京路的金门饭店。

由于需要接管的部门众多,人手不够,上海地下党赶来帮忙。年轻的地下党员顾树桢见到顾准后非常兴奋,对他的年龄发生了兴趣:“顾局长,您究竟多大年纪?”

顾准道:“三十四。”

顾树桢惊讶道:“我念大学时就看你写的《银行会计》,来见你前,猜测至少也有五十岁了。”

顾准笑道:“出书时我十九岁。”

顾树桢这才恍然大悟,对顾准更是敬佩有加。

五月二十七日,顾准率顾树桢等人接管财政局。当他坐在豪华的局长室传唤原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1896-1971)时,汪突然要求同顾准单独谈一谈。

顾准沉思片刻,答应了。

待旁人退下,汪维恒爆出一个惊天大猛料:其实我是共产党。

原来,汪维恒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李克农(1899-1962)手下干情报工作,潜伏在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后受陈诚举荐,任少将军需署长,在国共内战时为共产党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情报。

上海解放前夕,他又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1896-1971),结果却被陈市长委任为财政局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早已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只等接管领导上门。

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交给自己的上线潘汉年。

顾准打了个“了解”的手势,又使了使眼色,让门外诸人进来。

汪维恒心领神会,当着众人的面对顾准鞠躬行礼。顾准厉声道:“你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

“是。”汪低着头回答。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上海市财政局!”

汪维恒马上让随员递过大印、钥匙和账册,由他双手呈送给顾准。

接管手续完成后,忍俊不禁的顾准派人将汪维恒秘密送往潘汉年处。

他这才舒了口气,并点燃一支自己最爱的飞马牌香烟。

飞马烟是新四军当年生产自救时由二师烟厂创建的品牌,虽说后来同“中华”齐名,但因用料低廉、工艺简陋,事实上是劣质烟。但顾准酷爱这一品牌,对它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长期只抽飞马牌香烟,结果死于肺癌。

几天后,新政府在国际饭店的丰泽楼大宴上海各界人士。陈毅市长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家为全体军政干部上演了《贵妃醉酒》《打渔杀家》……新时代开始了。

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工业也陷入瘫痪状态。一万多家工厂,只有 30%维持开工;面粉业由于北运道路不畅,产量不到内战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总产值75%的轻纺业,也因缺原料、无销路,基本停产。

遏止通货膨胀、恢复上海经济,是摆在顾准面前最急迫的重任。

为稳定物价,新政府用人民币从市民手中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圆券。

但因物资供应跟不上,成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华东局财委和市政府反复研究,提出两个空洞的解决方案:

1. 繁荣上海工商业的生产与流通。

2. 积极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

问题是,在接管中,尚能盈利的民营企业都被华东财委要走了,留给上海的只有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如自来水厂、发电厂,顾准想要开源节流,异常艰难。

同时,企业家人心惶惶,骑墙观望,都不敢扩大生产。社会矛盾也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给工人阶级。

对此,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

从晚清到民国,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

为了正本清源,顾准把过去遗留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悉数废除,并公布了一项新规:允许私营企业按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这对饱受多年通胀之苦,账面金额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的实业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

接着,顾准连续在税务局主管的《税务通讯》上撰文,阐述自己试图建立依法征税体制、反对运动式征税的观点。四十多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的去职告终。而今,税收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中的陋习。”

而具体的征税方案,顾准则大胆采用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的建议: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由于税率很低,给正在复苏的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环境,也为暂不熟悉业务的共产党税务人员提供了学习的时间(曾有税务干部看到一家人露天摆了十几桌办喜事,上前查问酒席是否交税)。但在抽查稽核中,遇有瞒报或少报的,则课以重罚。

定下政策后,署有顾准大名的征税公告贴满大街小巷,并在报纸上全文刊登。

时隔二十年,上海市民发现,顾大才子又回来了。

不到两个月,新政旗开得胜,不仅税金大量入库,通胀也有效遏制--顾准的工作得到了陈毅与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高度认可。

信心满满的他找到地政局长汪维恒,建议同自己联手,以地价税回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汪维恒极力支持,同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13-2010)一道从旁协助。

由于新中国不承认过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底气十足的顾准对私有土地估价后征收重税。上海解放后,洋商们陷入经营窘境,此刻又面临天价的税单,一个个直冒冷汗,只好将各自的豪华建筑拱手相让,以抵交欠税,而后溜之大吉。

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

摘自吕峥 《非如此不可:顾准传》,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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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顾准 上海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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