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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蒋一谈《庐山隐士》研讨会


来源: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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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静:好,下面进入第二轮,希望大家的讨论更猛烈一些。

丛治辰(中央党校文史部教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我刚刚还在理顺自己的思路,而且我也特别觉得学习比较重要,在座的各个都比我厉害,所以我特别想听大家怎么谈蒋老师的小说。我后来想我谈四点,也算是我学习前面几位发言的体会。

读这个小说我也注意到了开头的引言,就是说人生是一座医院。看到这个引言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读下去的时候发现蒋一谈的小说确实有一种医院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是多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来自语言,这个语言显然是特别经过磨炼的像手术刀一样的语言,我想使用这种语言显然是希望达到某种效果,这种效果就是整个小说体现出来的冷硬的、残忍的气息,往往在作品当中展现出来,尤其是大家争论比较多的所谓的超短篇,比如像一个对白,包括前两天在微信上大为赞赏的《村庄》,我们能看到蒋一谈实际上是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揭示出人性的脆弱。我们要经常揭示人性的复杂,但是蒋一谈直接是把手术刀般的语言揭露人性脆弱的部分。

第二个方面,是我在这个小说当中看到一种特别有趣的诸多的反讽。我这里说的反讽不单单是对现实的反讽,这很容易找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呈现出一种对写作本身的反讽,或者对写作双重的反讽。很多小说在我看来是自反性的,这里我也去讨论刚刚我们提到一个话题,叫做超短篇小说,我们把这本书叫做超短篇小说集。我理解这个超短篇小说集有三个层面,一是它比短篇小说短,第二个层面就是所谓超是超越的意思,超越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关于短篇小说的短篇小说,或者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很多小说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对于小说反讽性的书写。

比如说苹果,你会发现乔布斯在回应记者语言的时候完全是小说家的,我要去散个布,云就是我的布道,乌云会把我的脚底弄脏,我在小说里面看到了非常明确的对于批评的回应。这个批评的回应不是说对我们有恶意,而是表现了作家非常巧妙的姿态,我接受你谈论我的作品,但是小说作为小说永远是沉迷的。

包括刚才提到的《庐山隐士》,我也有不一样的解读,当然这个解读一谈不一定认可,我觉得《庐山隐士》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于这本书的反讽,为什么他选择了这四个字作为小说集的题目?恰恰是因为这篇小说最好的说明了他写作这本小说集里的这些小说时的状态及对小说的认识。我是这么看得,一个写作者在庐山当中迷了路,他寻找出路,他看到了某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个短篇小说家最漂亮的一种行为,在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就让你看到了其他小说该结束的地方。

尽管作者给了我们一句再见,给了我们一个打破我们阅读习惯的东西,但是下面的书写对读者来说是能够解决读者问题的。读者告诉他我迷路了,这个迷路了很可能是我们在阅读蒋一谈这个猜谜式小说的感受,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他们他节奏非常好的抛出一个地图,但是只有图没有话语。这个时候,他说那好吧,那我走了,但是要走的时候,蒋一谈是高兴,这个高兴有很多猜测,遇见你是高兴的,进入文本是高兴的,我待在这里,我的小说是这个样子,我也是高兴的。

第三个,刚刚有人说到超短篇到底成不成立。因为我觉得解读小说是一门技艺和功夫,我绝不敢承认我完全读懂了他的小说,当我没有读懂他内涵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紧张。但是我后来又释然了,尽管有些小说我没有搞清楚它有没有什么深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是有趣的。我在这个小说集里看到很多我可能未必符合蒋一谈本意,但是这种阅读本身是有趣的,有趣本身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小说以各种形态存在的理由。

第四个,大家注意到后面的英文,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概括我们超短篇小说的内涵,super是超级的意思,或者是很猛的意思,这个很猛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各位一样,都很努力的寻找小说的复杂性,这会让我们觉得非常不解渴。但是这种超短篇背后是不是也可以有某种复杂性,比如说当我看到外国摄影师和吴冠中先生的时候,我在想蒋一谈很诡诈,他用了一个谈恋爱的壳子,里面包裹了一个跟中国历史有关的故事。对于这个历史的解读本身有作者这层的解读,有小女孩的解读,有作者塑造的主人公的解读。在这个解读当中,当然我们已经看到非常丰富的内涵,我想譬如这篇文字,包括《地道战》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篇小说会有可挖掘性,不亚于马克里布和吴冠中先生。实际上蒋一谈在里面只用了一句话,这个地道到底是不是当年的地道,以及这个地道的历史和可疑,我觉得已经做了充分的暗示。在这样的一个童年回忆的历史叙述当中,蒋一谈用很短的篇幅依然塑造了一个结构。所以,我想在他的所谓超短篇小说里面有一个超级super的爆破力。

刚刚蒋一谈说要写最短的长篇小说,有时候在读者心里荡起的可能是另一种概念,像独白的复杂度不见得就比长篇小说差,真正给人以复杂感受的我看也没有多少,我们不能总看到那些我们挂在嘴边的那些大师的作品,但是据我所知,很多在书店根本见不到的长篇小说,比起这样的超短篇来讲还是糟糕的。

在这里我用一首诗做结尾,我特别喜欢这首诗,但所有的诗歌专家认为这根本不叫诗,但是我依然很喜欢。某某啊某某,你让我如何某某,某情某景曾让我准备某某。某某了,某某,希望到某某,我们再某某。我承认这确实是一个文字游戏,我自己写诗也不会这么写,但是类似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来的内容和一个人在心目当中荡起的往事和回忆是相当复杂的。

我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刚才提到一个词,机智,机智难道不可以成为一个小说的精髓吗,为什么一定要复杂?这就是我想说的。

王晴飞(安徽社会科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蒋一谈是一个非常会取名字的作家,我最早对他感兴趣,便是被其小说标题吸引,如《鲁迅的胡子》,《在酒楼上》,《洛丽塔和普宁》,《中国故事》等,收在本书中的《离婚》、《裙子上的苏格拉底》也属此类。对于一个迷恋鲁迅的人来说,那些以鲁迅为题或与鲁迅的作品同题的作品还是很有诱惑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一谈的一个写作习惯,即使那些具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含量的人,与身处庸常现实生活中的“我”发生关系,使“我”进入他们的世界,或者说是使得他们进入到“我”的世界,使二者发生撞击,使“我”从庸常现实生活中挣扎出来。不过这类小说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在于,那个外来的东西与“我”的具体生活,常常像是两张皮,硬贴在一起。比如《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就是如此,《裙子上的苏格拉底》,更是与一个充满欲望的无聊的醉鬼的生活,无任何关联。我阅读的最仔细的《鲁迅的胡子》亦是如此,它让我想起台湾作家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二者都是一个人打扮成另一个人的样子,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的激荡。黄春明小说中的坤树为了生存,为了养活家小,给自己涂上油彩,扮成三明治式的广告人,这一职业使他沦为被看的奇观,引发他内心的屈辱感,但又因这份职业可以给他一个基本的生活而赢得他内心的尊敬。最后当他卸下装扮,露出本来面目,他的儿子竟被吓得大哭,不肯认他。可是在《鲁迅的胡子》里,我们看不到这些,只看到“我”因扮成鲁迅带来的感动的幻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与现实困境的虚假和解。

蒋一谈的小说常常处理人生的困境,比如爱情的困境,经济的困境,精神的困境,或者谈对于人生困境的思索,但是他对人生困境的处理总让人觉得缺乏曲折,总是让人感觉是嘴边最容易想到的话,没有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思考。比如《坐禅入门》,一个人遭遇生活的苦难,便去遁入禅门,这里面缺乏一个个人与苦难、与目前的生存状态搏斗的过程,让人觉得来的太轻巧,太随意,甚至因此觉得太不庄重。有时他也会去思考人性中邪恶的成分,潜意识中的人性隐微,可是这种挖掘,也像是主题先行的命题作文,如《花的声音》写儿童的邪恶,《离婚》对于闺蜜的不幸的幸灾乐祸等,这些都仿佛是直接告诉你人性的邪恶,告诉你就是了,并不将过程展示给人看。

最后谈一谈蒋一谈提出的关于超短篇小说的概念。这种文体如果成立的话,那它应该更接近于诗,容易写得更像寓言,因为只有诗一样凝练丰富的语言,才可以在这么短的篇幅里,表现出小说需要展示的东西,如经验、人性等等。而本书里的多数作品,往往太简单,太明晰了,缺乏一点让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像是漫画化的速写。许多作品,往往是对自己一个偶然间想法的演绎,比如《随河漂流》,就是在演绎“起点即终点”。这种演绎又往往太简单草率,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一句人生感悟,被捕捉到了,写在那里,算不得小说。小说不仅仅要告诉我们点人生感悟之类,还要展示给我们看获得这种感悟的过程。有人说超短篇小说可以写成《世说新语》,对此我也比较怀疑,因为《世说新语》这种作品只能产生于那个特殊时代,因为它所描摹、记述的奇特现实、那些奇怪的人、奇怪的话只产生在那个时代,后来无数文人都模仿过,写过各种“语林”,但都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此。

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我想说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有小说,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有超短篇小说,第三,蒋先生为什么要写超短篇小说?第一个,小说合法性的最重要因素是我们要看故事。王小波曾经说过,小说别管它什么样,先把它写好看再说。王小波的意思是,小说首先要有故事,哪怕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故事也可以。第二,为什么要有超短篇小说?如果把看故事当做消磨时间的东西的话,小说当然是越长越好。我们为什么要写越短越好?很显然,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阅读时间变短,小说也随之要求变短,短到一两分钟可以看完;对于作者来说,他觉得某个材料不足以拉得更长,只有浓缩才有味道。我想,这也许是超短小说存在的两个理由。第三个问题,蒋老师为什么要写小说?我对蒋老师之前的作品没有读过,我不敢乱说。我看了《庐山隐士》这个小说集之后,我觉得蒋老师试图通过一种超短篇小说来给我们讲一些人生的哲理。我觉得这个企图好像是和小说存在的理由有一些差距。讲哲理本来不应该是小说干的事,这是哲学家的任务。小说里面即使要蕴含哲理,也只不过是故事承载的附属品而已。我们看,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也是老老实实地遵从着小说的文体规范来展开自己的思想。我佩服鲁迅先生,就是因为他不仅有伟大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有伟大的文学天赋,他可以把他深刻的思想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蒋先生可能有时候太愿意,或者太想把自己认为的一些深刻的哲理附加在作品里,甚至是为了某个哲理的表达而去虚构一个故事来附会它,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合适,突破了小说的文体规范。

我还想说一点。从刚才介绍的蒋老师的经历来看,您似乎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文学,现在再回来弄文学,有一点重新燃烧激情的意思。而且您每年出一本短篇小说集,您的笔记本里有三本长篇小说在写。我太惊讶了。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一下子写三部长篇小说。我也很佩服。我们写小说肯定要处理来自生活的不同经验。不过,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经验而不产生矛盾的确是对作家的巨大考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不缺长篇小说,我们也不缺短篇小说,我们不缺作家,也不缺小说家,希望我们每一个写作的人都能够正确对待手中的笔。我认为写小说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我们如果不把小说作为谋生工具,我们应该慎重又慎重。谢谢!

 

傅逸尘(解放军报记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我注意到刚才大家的谈论都涉及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故事”。无论从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的传统观念出发,还是就“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这样一个新鲜的热点话题而论,“故事”似乎都已经成为重新认识和理解当下中国文学,无法绕开的一个角度。近一、二十年以来,中国作家对故事的迷恋已经由文本的层面上升至价值、意义、标准甚至伦理的高度,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旨归;巧合的是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系列演讲中也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说故事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焦虑也许并非虚妄。但故事于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真的重要到了如此的地步么?毕竟故事只是小说中一个重要元素,就像人物,还有语言等也是小说中重要的元素一样,如果只强调一点而忽略其余,就很难成为真正优秀的小说。如果说“故事”是小说的肉身,那么小说的精魂是什么?我以为那就是作家的思想,包含了他对“人”的观念,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当下作家最薄弱之处正在于思想。没有思想的文学是苍白无力。虽为80后,但我却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心向往之,虽然“思想大于形象”是它们被后来的文学史家所诟之病,但那批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敏锐思考与倾情介入,以及独特的发现,至今仍然让我激动不已。将所谓的“好看故事”作为小说创作之圭臬,专攻一点,不计其余,这样的写作伦理之下能诞生“伟大的小说”吗?我觉得颇为可疑。由此,我觉得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谈论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写作,尤其是他最新的这部超短篇小说集《庐山隐士》就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别样的味道。

综观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写作,显然不是因某个故事而展开,而且他也不依赖故事,他应该是先有人物,对人物的心理与性格及情感的细腻描写与刻画是推动他的小说发展的动力与依据。具体到了《庐山隐士》,所谓的超短篇文体,在我看来并非是单纯的字数与篇幅上的俭省,而是透露出或者标榜了作家文学观念与写作趣向的“向内转”。长期以来,蒋一谈深耕短篇小说文体,在驾驭这种文体时更加自信,创作心态更加自由。作家已经摆脱了主题表达与故事讲述的樊篱,进入更加隐蔽的思想、心理甚至是情感、情绪的场域,这个场域恰恰是当下流行的短篇小说很少触及的。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呈现出复杂微妙的人性或某种怪诞的心理,有的篇什甚至让我感到一种隔膜与无法想象,让我不能不想到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与梦境的揭示。而这种复杂的人性与怪诞的心理往往蕴涵着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从而让你感受到一种意犹未尽的审美意味。

作家在开掘人性隐蔽的情绪与心理状态的时候是一种小说文本上的建构,这种建构起来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隔绝和间离,如果说现实生活是在大地之上的话,那么这种建构起来的东西仿佛是在地下或天上。我们很难认定这样的东西的现实逻辑,但在小说文本逻辑上却是自足的,这有点近乎于卡夫卡。读这样的小说的时候,我似乎很清晰地认识到我是在读小说,知道作家是在虚构,这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或许这就是蒋一谈经由超短的篇什所着力表达的现实生活的禅意与文字本身的机趣。毕竟,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在这个层面上,我对蒋一谈在短篇小说文学性自足意义上的“向内转”写作表示支持和激赏。回到文本可以看出,《庐山隐士》中充斥着日常生活的纠结与精神心灵的超越。比如《温暖的南极》、《杀死记忆》、《茶馆夜谈》中的人物,都试图挣脱日常生活的羁绊,摆脱庸常现实的逻辑,甚至是超越生与死的界限,蒋一谈将对现代人日常生活中微妙情绪的捕捉和隐秘情感的表达进一步推向了极致。这种极富思辨意味的探索,在整体上构成了现代生活方式与人类审美精神之间激烈冲突的隐喻。

短篇小说更重视在一个浓缩的故事空间中艺术地表达作家对于生活与人性本身的理解。其内蕴的生活含量,以及为了表达这一丰厚含量所要寻找到的独特言说方式,成就了它属己性的文体优势。而超短篇小说,更是将短篇小说的篇幅进一步压缩,以更为俭省的语言和更富思辨意趣的叙事,表达一种悠长且独异的个性化的观念和感受。在这里,故事是否完整,已经不再重要,蒋一谈也不再等同于“讲故事的人”,而是大大的溢出了故事的肉身,从而在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的双重向度上传递出自己新鲜而独特的发现。

刘涛(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蒋一谈以短篇小说名世,其人长变,故作品面貌丰富,观其此前所发表的作品可知。近期,他写了多篇与鲁迅同题的作品,似试欲鲁迅一比高。对手决定了个人水平,在新文学格局里,鲁迅是大作家,敢比照着他来写,可知其抱负。

《庐山隐士》又有变。蒋一谈将这部小说集定义为“超短篇”,不说因字数长短,而言“体会到光焰”。不管为人做事写文章,关键在于是否看到了那一线光。看到与否有重大差别,看到在门里,不见在门外。评价一部作品,关键要看小说家是否看到了这束光,是否碰到了这股能量。小说若想再提高品质,此应为正途坦路。如果看见碰到,并且实在地分有了部分的能量,写作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会非常不一样。当然所看到的光到底是不是光,还需要反思,对此之体悟永无止境。

蒋一谈喜言“禅修”,光就是禅修所见景象,亦其体悟之境界。蒋一谈说,要“止语”,此是其目前体悟之要,或由总结自己、身边朋友或者历史人物而得。语言确实惹事生非,庄子说“言者风波也”,《周易》言“言行君子之枢机,荣辱之主也”,“乱之所生也,言语为之阶”,皆沉痛之言,背后有无数鲜血淋漓的教训与史实。是非、荣辱,甚至大乱多由闲言碎语引发,岂可不慎。“止语”可谓《庐山隐士》的关键词。蒋一谈把所体会到的火焰、所证悟到的境界写出来,就是这部《庐山隐士》,为“止语”体悟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式,就是超短篇。周作人曾讥讽,有人研究沉默,写书三部。欲止语,故有超短篇。

《庐山隐士》是这部小说有代表性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这部作品的焦点和特色,故可作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以禅宗言之,《庐山隐士》是蒋一谈所作“话头”,他邀请读者们参话头。但是,这个话头本身怎么样也可以再讨论。庐山中迷路,让人思及苏轼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欲识庐山真面目”,应如何?唯有上出。庐山真面目是什么?上出高度不同,所见景象不同,“真面目”所呈现者不同。或未必知庐山真面目是什么,但可知很多自诩真面目者其实为假面。隐士者何?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贤者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庐山隐士》中之隐者为何而隐,不知道,可供人思索。此隐士见面言再见,告辞言高兴,为人指路,言行大致没有破绽。

《庐山隐士》大多作品是近期所写,少部分借调了此前作品,其近期作品有“寓言”写作倾向。寓言写作应稍加注意,能量充盈、名实相副者为活寓言,庄生寓言是也;内中不足、外强中干者为死寓言,先锋文学常有此弊。活寓言生生不息,死寓言则装神弄鬼。现实主义,长于故事、细节,尚可藏拙,寓言写作一眼见底,为之者慎。蒋一谈大量采用此种方式,亦当稍加注意。

最后,我对小说题词“人生是一座医院”略有异议。此语虽出乎波德莱尔,一谈引过来也就部分地代表了他对人生的理解。但是人生是什么?每个人的答案不同,分析每个人的答案,可以看出其人性格甚至命运。波德莱尔还是偏阴,止语似阴实阳,可以修身去滓,止祸持盈。人生固然艰辛危险,但也可常处阳面,自强不息。

孙书文(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五一节回家的火车上读蒋一谈的《庐山隐士》,车厢里熙熙攘攘,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不知被什么神秘的原因一下聚集在一起,纯属偶然但又似乎互相之间有着前世之缘。突然感觉到《庐山隐士》与这种气氛有着极强的对应,这本小说集是一个典型的书写偶然的文本。

《庐山隐士》充满了偶然。《一场小而激动的雨》中,“我”偶然遇到一位神秘的客人,偶然见到了他背后的那位女子,偶然性地遇到弟弟应约画一幅关于品德安的诗,“我”把自己的偶然遭遇化入到弟弟画画的创意中。《坐禅入门》的女子,刚刚离了婚,心情低沉,偶遇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在情景的刺激之下,女子决定跳湖自沉,偶遇一米七和一米六的两位男子,这一切又偶然性地被一位忏悔的僧人看到,四个人被聚合一个充满偶然性意味的场景之中。“我”遇到隐士,是偶然(《庐山隐士》);“我”、柳惠、安然、陈力相遇在洗马河,命运大变,是偶然(《随河漂流》),随河漂流,是有意在寻求偶然;“我”喝多了,遇到裙子上印有奇特字符的女子(《裙子上的苏格拉底》),是偶然……

蒋一谈把偶然化为自己的利器,用心良苦,颇费匠心,把各个层面的偶然融合在一起。《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中,“我”艾树都孤独无依,互有好感,偶然看马克•吕布的画展。“我”喜欢吴冠中,艾树喜欢马克•吕布。吴冠中与马克•吕布曾偶然相遇并结下嫌隙,于是,艾树与“我”的感情面临着危机。小说中聚合了当下的偶然(“我”与艾树的故事)与历史的偶然(吴冠中与马克•吕布的故事),偶然具有了立体性的结构。偶然是偶然,但在蒋一谈的笔下,偶然也成为必然。如《花的声音》中,花花跌落平台,是偶然,但“我”对花花的出于本能的仇恨,似乎又在时时刻刻推动着“偶然”的发生。偶然,带有了必然的味道。

偶然的书写,具有抓人的力量,同时,又是一个陷阱,带有风险。偶然过于轻易,制造偶然的痕迹过于明显,会流于小说创作的“小道”。从小说看,蒋一谈对此陷阱是有警惕的,也采取了种种努力躲避偶然的陷阱。方法之一,制造期待受挫,赋予故事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比如,《坐禅入门》中失落的女性,没有嫁给一米七男、一米六男、僧人中的任何一位,避免了落入俗套的结局;《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中,面对情感受挫,“我”回复艾树的邮件:我不喜欢吴冠中,喜欢的是你,令人眼前一亮;……方法之二,频繁变换身份,丰富偶然的可能性。《一场小而激动的雨》中,“我”是个司机;《茶馆密谈》中,“我”是个无助的小女孩;《离婚》中,“我”是个兴灾乐祸的闺密……最为典型的是《七个你》,一周之中变换了七种角色:苏城、霍金的仆人、长翅膀的猪、女德普、丧家鸡、哑巴、小厨娘,一重身份,便有一系列的偶然。

作者似乎把偶然化成了宿命,借写偶然写人物内心的纠结,写世事的无常。《温暖的南极》便是由一系列偶然促成了一场车祸的必然。在他看来,无常便是命运之“常”。“哪一个家庭没有秘密呢?一个小秘密足以拖垮一个人的一生。”(《茶馆密谈》)作者是在寻找一个个偶然的秘密。

钟情于偶然,与作者对小说的理解有关,也契合了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在有限的篇幅中,推动情节进展,塑造人物形象,偶然是合适的工具。同时,在偶然的推动之下,《庐山隐士》中情节的过分离奇、带有漫画特征的人物,人为地制造了接受的距离。恰当的接受距离,是文学的特征,但过分地人为化,影响了阅读的快感。蒋一谈着力于“超短篇”小说的创作,这是他的野心,《庐山隐士》也是这一野心下的实验。这些实验,带有积极意义。同时,从文体的角度来看,作者还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题材、适合自己的书写方式,创造有“蒋一谈味道”的小说文体。

吴佳燕(《长江文艺》编辑):我觉得我们今天相互的对话甚至交锋可能会少了一点,我作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人觉得好吃亏,没有什么说的了。我跟蒋老师之前打过交道,我是长江文艺的,以前给你打过电话,在电话里面有过一些交流,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在电话里面,我觉得蒋老师是一个对短篇小说创作是很有想法的人。他当时有一个比喻我觉得挺贴切,相对于写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而言,这样的作家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披挂上阵,而写短篇小说的人相当于只穿一件雪白的衬衣,你衬衣的质地、颜色,包括你的身材可以一览无余。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坚持短篇小说创作,这本身是值得人尊敬的。因为我在约稿的时候,很多名家都写长篇小说。在现在这样一个语境下,他对短篇小说的坚持本身就很难得。他在《庐山隐士》中有很强的实验意识,就是所谓的超短篇小说。对于超短篇小说这样一个提法,我一开始也是有一点质疑的,这个提法成不成立?它跟小小说之间的区别,或者它也许更接近诗歌的表达形式。

另外,我觉得小说的篇幅,所谓的短篇、中篇、长篇还有超短篇,它是你自己要写的小说,在构思成熟之后,由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决定的,而不是你想写成长篇有长篇,想写成中篇就中篇。

因为我们对蒋老师的小说是比较有期待的,所以看了《庐山隐士》,有一些感受。听了你中途的自我表述,我就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写短篇小说,为什么用只言片语的方式进行表达,对一种寓言童话式的写作比较迷恋。用这种自我表述的方式理解小说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在我看来,我认为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比较朴素和知性的写作,在形式上我所期待的短篇小说还是应该更简约、更紧凑、更意味丰富一些。相对而言,我认为你的小说是很好读的,它在叙事上比较简洁,很好进入,有一种寓言式童话式,但是越短的小说其实越难写,会不会形式上稍微简单了一点点。

在内容实质上或者所指上,我读你的小说有一种虚无的东西。像晴飞刚刚拎的几点我觉得很贴切,就是你所要传达的寓言童话式的东西,让读者隐隐约约能够感知到你要表达的东西,但是他会有模糊和虚无的印象。就这本集子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其中的一些篇幅较长的小说,它还是短篇而不是超短篇。而且它也是有故事的,比如说像《随河漂流》,还有《温暖的南极》。

宋智明 (《厦门日报》副刊部):蒋一谈的名字非常熟,在拥有20多万种图书的厦门外图书城长期销售他的小说集,比如《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比较受受读者的欢迎。在多家媒体上读到对他的表扬,我认为有炒作之嫌,就比较警惕,基本不看。后来有一次在《小说月报》看到他写的《在酒楼上》,觉得有点意思,仅此而已。拿到《庐山隐士》,看完有一种惊艳之感,比我想象的那些畅销书要好很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

从这些小说里,我知道一谈是读了很多书的,比如说《洛丽塔和普宁》、《温暖的南极》等,他以小说的方式,向纳博科夫、克莱尔•吉根表达发自内心的致敬。

看了这些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一些小说是有外国文学的背景的,不是空穴来风,会感到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川端康城掌小说、卡夫卡一些散文化短小说的流风余韵。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谈完全是看了这些小说以后照着去写的,他这样写,我想有他的一个直接用意,是什么呢?这几年,大家对长的小说已经明显感到厌倦,在不少读者眼里,漫长的心理描写已显多余,一谈对超短篇的追求,是想用一种简单明快类似匕首的语言作直抵人心的努力。这些作品有些参差不齐,其中一些特别短的,其实都没有必要收进来,如《结婚之后》、《伤害》,属于灵机一动,玩弄小技巧罢了。如果我们要把一谈本人的风格更加凸显的话,这些超短的小说不收也罢,如果这也可以当作小说的话,那就太小瞧小说这回事了。这个书的编辑是有问题的,要做一个好的修订,我建议可以做一些合理的分类,为什么呢?你就应该把有寓言性质的《村庄》、《白色的火焰》放在一块,把有禅意的小说《庐山隐士》、《坐禅入门》放在一块,还有写历史的惨痛的《二泉不映月》、《地道战》等,放在一起,至于写男女情感的,《随河漂流》、《茶馆夜谈》和《温暖的南极》可以弄到一起。编辑时,把类似的篇章放在一块,一目了然,作者的努力和力量会显得比较突出。

一谈很聪明,他有时候扔下很多香蕉皮,让人踩上去,其实他所讲并不是这个意思。像这些小说,出现许多人物,其实只是道具,我们在他这种写法里,要找鲁迅的《祝福》里面的感情和思想,那是找不到的。它体现的就是昆德拉对小说的定位,他这个小说要体现小说的智慧,要让你会心一笑的。他有时候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甚至为了说明这个文本和以前的文本里面有相似的地方,把人物作为一个道具来写,但是这种小说读起来趣味盎然,比如说《庐山隐士》。至于超短篇,我觉得这是出版社促销的一个手段,不必太在意,至于效果如何,等待市场检验好了。

李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我本来是旁听的,我中午拿到这本书,读了差不多一半左右。简单说一说,我觉得像一谈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止语,我觉得可以很好的穿透这本小说。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庐山隐士》,有一句诗叫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个题目上也出现的隐,把这个东西转换到现在的文学评论里面,我们叫它弥散性。这种超短篇小说出现的特质可能也恰恰是它的争议性所在。

我注意到刚才好多老师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涉及到故事的指向性,包括故事的目的性,他到底想说什么,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包括这个人物有没有完整的流动性。我们可能需要转换一下视角,包括我们对传统叙事性文学的理解。最早我们用史诗,是用人物完整的传奇,后来用故事,是历史的传奇,会涉及到很多大的东西。这本小说集,一谈老师其实是在不断的向内收缩力量的过程,他把包括历史、包括时代整个人的经历不断回收,把故事再分解压缩到更小的单位,就是事件。处于重心位置的可能更多是事件甚至是细节,或者某一个情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里面会着重写人物心理的起伏,包括生命的维度,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些超短篇小说可能会更加妥当,里面找不到特别宏大和太多目的性的东西,我们更多以目的来评判,这是争议之处,也恰恰是精彩的地方。比如像《村庄》,像《庐山隐士》,像《地道战》,我觉得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非常精妙的作品,确实能够有效穿透某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本小说可能更接近于诗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短篇小说跟诗歌很像,这本集子也给人诗歌的感觉。我想起帕斯谈论诗歌的一句话,他说诗歌是以不可言说的方式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我觉得一谈老师讲到的止语包括整本小说的处理方式就是有这种妙处,刚才很多人谈到了世说新语,我觉得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和审美特点的沟通。

像我是北师大来的,一谈老师也在北师大读过书,北师大有一条路,每天晚上乌鸦都会在那条路上进行消化和排食运动,以叙事性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比较好的故事,那么就是一个人走在树下面,被乌鸦一泡屎拉在头上,尤其是拉在师大带有民国范儿的女学生头上,肯定是很有戏的。可能从故事的角度,从人物内心的角度,他不是那么精彩和完整,但是他会触及到很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头上一泡鸟粪用一张卫生纸就可以解决,但是是有很大的回味余地的。

一谈老师处理的方式让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在于他的止和隐,一瞬间的这些东西。相关有些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有几篇可能在这几点上没有拿捏特别准。比如说他特别想要有一个目的性的东西,给这个文本比较好的结束。比如《坐禅入门》跟其他几篇稍微有一点违和感,再比如《杀死记忆》的最后,前面几段我特别喜欢,但是最后他非要说你的叉子杀死我的叉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议一下,好像把云雾笼罩的庐山突然变成的明信片上的庐山,如果整本都是明信片,你可能感觉到很和谐,但是这个小说整体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之间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处理,我觉得可能是对整体意境的破坏。

我最后谈一点关于语言,我在之前说过,一谈老师的短篇语言都是水的语言,河流的语言,他自己也谈到,文学的声音就是河流的声音,铺展开大量的细节,不同的细节互相相关。这篇小说让我感觉到非常惊喜的地方,就是整体语言有变化,有线条、轮廓非常分明,有穿透力能够进去。这种尖锐的语言又不同于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年轻作家的写法,他可能带有冷的色彩,写得很酷,但是他不冷酷,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辨识度,让我感觉到非常有惊喜的风格。因为我在一谈老师以前的小说里面不太经常见到的东西,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项静:我来总结一下,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感受。我跟孙书文一样也是在火车上读小说的,的确在读的过程中有很多感动,也会把阅读感受与空间完全对应起来,可能会超越于在其他地方读的感情波动。蒋一谈老师小说的好我们都能体会到,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的阅读背景,这个在本质上没有很大的差距,他的这种细节、穿透性的情绪我们都能感受得到。但是我就想把这种基本的感受再往前推进一步,比如说刚才徐老师他们都提到的,我们到底为什么写小说,到底这个小说的根基是什么,小说是不是非得写沉重复杂的东西,机智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小说的基础,还有寓言性的东西,我们过于轻而易举的表达寓言,对小说来说是不是一种损害,或者我们把自己推到一个极端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的小说。思辨性的这种观念性的小说,它存在的合理性和限度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今天出现让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积极思考的地方。推举出这些问题,而不是带着圆满自得,我觉得是今天这个文学沙龙最大的收获。最后,我们隆重的请蒋一谈老师再总结一下。

蒋一谈:这些年,“存在感的悖论”是我写作追求的一个命题之一。存在感的悖论,此时此刻的原因和现实是这样的:我们习惯仔细阅读自己,很难仔细阅读别人,原因何在?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存在感太强了。我们去社会上闯荡、打拼,社会挤压我们,又让我们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感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自信的,是不堪一击的。存在感和不堪一击的存在感,纠缠着我们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

李壮刚才说到《杀死记忆》的结尾问题,我接受这个好建议,会修改结尾文字。小小说,微型小说,微小说,掌上小说,甚至超短篇,这些概念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这些年,我们的批评界很少关注这类文体的现在和未来发展,或许让这类文体自生自灭,是最好的批评方法吧。事实上,这种文体在欧美,尤其是在我们的邻居日本,发展很兴盛。

命运的偶然性的确影响着我的写作。我的书房里贴着这样一句话:生死相依,无常迅速。偶然性伴随着人生和写作命运。写作的时候,我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哪篇作品是好的,哪篇作品是失败的。我所能做到的,是保持对文学和写作的诚恳态度。作品的好与差,留给读者和时间去评判和检验。 感谢批评家们参加《庐山隐士》的文学沙龙。谢谢!

主持人:今天特别感谢蒋一谈老师来分享他的新书,也谢谢各位同学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这里座谈。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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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蒋一谈 鲁迅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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