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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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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丁玲1938年在延安。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拍摄。


与革命相向而行
——《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


丁玲去世十多年之后,文坛学界仍有不止一人为她的“不简单”或“复杂性”而感叹。即如作家王蒙1997年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之末就感慨地说:“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 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 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 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 为丁玲长歌当哭。”(《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而在紧接着的1998年,批评家李陀甚至径直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历数丁玲大半生不平凡的传奇经历,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王蒙和李陀对丁玲的具体分析及其论断,人们自然可能赞成或不赞成,但他们关注和解读丁玲的复杂性之努力,还是值得后来的研究者注意的。

事实上,这种致力于“不简单”或“复杂性”的解读,在此后的丁玲研究里显然颇有反响。近十五年来丁玲研究的最重要进展,就在于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本来应该渐趋深入复杂实际的研究趋向,其主导性的创新观点却仍然难免于新的简单化——研究者要么满怀同情地把丁玲的遭际描述成一个天才作家不可抗拒地迭遭政治迫害和扭曲的悲剧过程,要么过分深刻地把丁玲二分为文学的丁玲和政治的丁玲的二元对立,等等。而推原这种复杂化研究趋向之所以终归难免新的简单化,很可能导源于研究者的某种学术的和政治的感情意气——在过分意气论事的态度下,丁玲其人其文的复杂性,不是被慷慨激昂的学术正确兼政治正确的议论所取代,就是被矛盾冲突大起大落的传奇化叙述所掩盖,仿佛丁玲大半生只是被动的“被政治化”,或者不自觉地纠结于艺术与政治的分裂对立,而无论哪种观点,乍看似乎都不无深刻的洞见,但其实都不免把丁玲及其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

然则,究竟怎样才能深入揭示一个“不简单”的著名作家的复杂性呢?这无疑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未必有什么妙法魔方,窃以为研究者首先需要去除或警惕的,倒是某种情不自禁的感情意气和一味好奇的传奇叙事,而不妨采取张爱玲在其反传奇的《传奇》扉页上的题词——“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之态度,才庶几有望接近那“不简单”的复杂实际。老实说,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曾拜读过不少现代作家的传记,惜乎大多都弥漫着推崇备至的感情、慷慨雄辩的论说和刻意传奇的叙事,反让人难以亲近、甚至不免心生疑议,而真正平实且平情的撰作,乃稀见如凤毛麟角,就我眼目所及,只有吴福辉先生多年前所撰之《沙汀传》,和王增如女士、李向东先生最近所撰之《丁玲传》,可谓近之矣。私意以为,这两部前后相继的传记,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从传奇意气的浪漫主义套路推进到实事求是的写实主义路径,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是很难得的。

这部《丁玲传》无疑是二位著者多年心力和心血的结晶。事实上,就撰写丁玲传记而言,也没有比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更“得天独厚”而又特别认真用心的人了。他们在丁玲生前就与她有多年的亲密接触,所以拥有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切身感受,而在丁玲去世之后,他们又一直参与其著作的编辑出版并努力开展其生平研究,因而拥有充分的文献准备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在这部传记之前,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已撰写出版了好几种关于丁玲的研究论著,如《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王增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丁玲年谱长编》(王增如、李向东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王增如、李向东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玲办〈中国〉》(王增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由此,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相当成功地完成自己的身份和态度之转换——从密切接触丁玲的特别亲近者,转变成了认真探索丁玲其人其文的严肃研究者——这个转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的上述著述,尤其是《丁玲年谱长编》,委实是广搜博采、精心编撰,篇幅长达800多页、字数多达60余万,洵属近年出版的现代作家年谱中最出色也最本色者之一。这一切当然为这部丁玲新传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这部新的丁玲传在史料的翔实完备性和事实的准确可靠性上,确然大大超越了既往已有之作,而堪称集其大成并且取精用弘的研究性传记。应该说,此书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任凭读者随便翻开任一小节,都跃然目前、显然可见的,所以也就无须在此例举了。

就我的阅读感受,这部《丁玲传》最为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乃在其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也许有人会说,平实、平情,不过平平而已;殊不知惟其如此,才有助于叙事的求真务实和论事的实事求是——此书与那些煽情好奇的传记之不同,正在于此。

恕我直言,关于现代作家的生平研究和传记写作,多年来实在深受浪漫主义态度和作派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浪漫传奇的叙事作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随便翻开一些作家传记或作家研究论著看其题名或主题,就可知此种态度和作派是多么地流行了。比如,仿佛成了惯例似的,这些传记或论著对有关作家,要么美之曰“现代中国的第一才女”、“中国的最后一个贵族”,要么抬举为“现代中国的文化昆仑”、“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以至于“文化中国的守夜人”等等,几乎满篇皆是极力传奇的叙事和五体投地的颂赞,诚所谓作者说得天花乱坠、读者看得眼花缭乱,其实除了喋喋不休连篇累牍地颂赞女作家浪漫美丽高雅得人间少有或男作家伟大潇洒深刻得并世无二外,并不能让读者真有所得。

与此类浪漫高调的传记迥然不同,这部《丁玲传》可谓低调朴实之至。其实,无论怎么说,丁玲都算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其创作曾数次引领文坛风骚,而且其人生也曾几度坎坷、备受磨难,并且个性倔强、感情丰富,爱情婚姻生活颇富浪漫性和戏剧性,这一切原本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浪漫传奇之事。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却没有在这些地方大做文章,全书几乎摈弃了一切浪漫渲染的笔墨——既没有什么光彩夺目的华彩篇章,也不见什么奇峰突起的传奇笔法,而一本平实朴素的态度,将丁玲一生据实断制为十大部分和一百零一个小节,而恰是这种朴实的叙述结构和平实的叙述语调,才更为本真地勾画出丁玲坎坷一生的生命历程和一以贯之的性格本色。

即如丁玲初登文坛就一鸣惊人的故事,委实近乎传奇了,可是本书只在第一部分之末安排了“梦珂与莎菲”一小节,给予了朴实无华的克制陈述,然而惟其平实道来、克制叙述,才真实地写出了丁玲走向文学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写出了丁玲看似虚心谦默而其实极富才气和傲气的性格特点。的确,丁玲并不像当时一般文学青年那样醉心文学,她的两篇成名作之出现确乎近于偶然,乃是她痛感苦闷无可排遣而不得不借文学聊为抒发的产物,仿佛无心插柳、得之偶然耳,可是当我们再回头寻绎第一部分前面各节的铺叙时,才发现它们其实已不动声色地铺垫出丁玲之成为一个作家乃是其来有自的:丁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幼逢家道中落,稍后甚至不得不寄人篱下,这自然促成了她的早熟,使她养成了谦抑又高傲的性格和对世态人情敏锐早慧的感应,并且她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文艺的趣味和天分,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自尊与独立——应该说,丁玲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的个性,自是敏感、早熟、孤傲而近于文艺的,鲁迅、路翎、张爱玲等现代作家不都是如此么?并且丁玲幼年和少女时期的喜欢作文和对文学的广泛阅读,在上海求学时期与一些极富艺术才情的共产党人的交往,使其文学修养稳步提高,其后她又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为寻求理想和出路而南北奔波,却饱尝彷徨失路的苦闷——这一切都使丁玲对文学虽非醉心以求,却是有备而来、有感而发的,此所以当丁玲在1927-1928年之际的那个特定时刻,虽已过了文学爱好者的年龄却别无选择地走向创作时,她几乎必然地一鸣惊人、一举成名。也正因为如此,丁玲的创作起步虽然比胡也频、沈从文晚好几年,但她却一提笔就非同凡响而后来居上也。

再举丁玲创办《中国》一事为例吧。诚如两位作者所说,“创办《中国》,是丁玲晚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她为《中国》操碎了心,耗尽了力,翱翔的飞蛾在砰然腾起的《中国》之火中油尽灯灭,燃尽了自己。没有《中国》,丁玲不会死的那么早那么快,但没有《中国》,1985年的中国文坛就少了许多曲折复杂的故事,这本只有两年寿命的大型文学期刊多次惊扰中央书记处甚至党中央总书记,折射出那两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风波。”正惟如此,所以才有当年终刊时编辑部同人的情绪化反应,和后来的文学史论著自觉不自觉地把此事悲壮化。这些情绪化和悲壮化的反应当然都可理解,但无可讳言,它们也将事情的复杂性大大简化了。本书的两位作者显然也很重视丁玲最后的这段经历,所以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即以“办《中国》”为题,并以“三把火”、“‘民办公助’行不通”、“祸起萧墙”和“情系《中国》”四节的篇幅专述此事。但难得的是,两位作者超越了情绪化和悲壮化的反应,而力求在平实的叙述中深入揭示导致《中国》夭折和丁玲累死的诸多因素——文艺管理体制的束缚、文艺界根深蒂固的派性作祟以及“祸起”《中国》编辑部内部的矛盾纠葛,凡此都与丁玲的一腔热情、团结意愿相违,一件大好事终于半途而废,热情投入的丁玲终于被自己的投入拖累而病逝。而整个事件可悲到近乎荒诞之处在于,所有相关人等未见得谁是坏人——事实上不论丁玲的团队,还是当时作协的管理层,大都可说是思想开明、热忱负责而且富有才华的好人,可是却都身不由己卷入矛盾和内耗,并且没有谁是最后的赢家。然则这种让所有的人都难得好过的文艺管理体制,还不该寿终正寝吗?这正是这部《丁玲传》所要揭示的问题之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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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丁玲 革命文艺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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